當下的科技浪潮與科技話語席卷全球，就連一直以推崇和重視人文教育而聞名于世的一些大學，如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紐約大學等，近年來也開始大幅度地減少了人文課程，有的甚至還縮減或停招了文學、歷史學和政治學等專業領域的研究生。此番舉動是否可解讀為，這是高校根據現實需求所做出的一次學科調整？這次調整，確實可視之為現實需求，但這種“需求”背后的深層邏輯是：作為一種事實，人文性已經主動向科技性“投降”了。全球科技與資本正在用AI快速地改變世界、改變人生，而人文學者是否身處危機卻還未深思人文教育的未來使命？

AI進化人類還是人類進化AI

當下人們普遍認為，AI很聰明，它能快速而又全面地解決人類所不能解決的問題。但AI的工作模式是“人類智慧的鏡像”，這意味著AI自身有著難以克服的問題：當人類有一天徹底不再創作與研究的時候，也就是說當沒有了數據的更新與疊加時，AI只能陷入到對舊有知識體系重裝的重復中——這種“重裝”的重復，是一種無創造性的低層次重復。這說明AI雖然具有深度學習的能力，但由于它所學習的對象是人類，即需要不斷地向人類汲取知識和智慧，所以一旦人類停止了向它提供高質量的算法數據時，AI也就變成了止步不前的產品。

上述這種關系可以揭示出兩個真相：第一，如果人類的思維能力、處理復雜問題的能力退化了，AI進化的步伐也就停止了；第二，人類文明與AI的關系本質是人類創造了AI，而不是AI創造了人類。

當下的現實情況卻有些本末倒置。其標志是，人們似乎過于推崇、信賴和依仗AI。高校中的不少學生已經開始使用AI做作業、寫論文；有些成熟的文學研究者，也開始用AI替代自己來寫文章；一些頗有成就的作家、詩人也嘗試用AI進行文學創作。而且使用過的絕大多數人表示，AI的功能異常強大，幾乎可以替代人類來工作。一時間，好像有了AI，人類就可以坐享其成地擁有一切。

這是一種看似樂觀，實則帶有危險性的認知，長此以往，在AI籠罩和影響下長大的一代人，由于習慣把什么都交給AI來處理，不管心靈還是大腦都沒能得到應有的訓練與開采，從而導致其感受器官大幅度地退化，最終這代人很有可能演化成一種只會向機器提問，而不會深度思考和創造的“新人類”。

科技確實能改變生活，甚至也能改變大腦，科學家目前也正加大馬力地研究腦機接口技術。這項研究一旦成功，無疑又是科學史上的一次勝利。但是如果退出純粹的科學立場，是不是應該問：這項技術除了在醫療康復方面能發揮出作用外，是不是也會帶來一些負面問題，如芯片的植入，可否會給人體帶來潛在的隱患？如果說這個問題需要時間來驗證，那么接下來的問題又該如何應對與解決——腦機一旦接口，機器一方面將不可避免地把人類心靈深處最隱私的意圖和秘密都搜集、整理出來，另一方面機器的“算法”也將會影響人類對事物的理解與決策。人一旦喪失了獨立的自主意識，還是原本意義上的那個“人”嗎？

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人這個自然之子，生來就擁有一整套發現自我、完善自我的系統機能。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人類懂得堅持什么，拋棄什么。如果科技將用AI的概率計算與模式重組的方式，來改變或替換人腦的結構，會給人類的發展帶來何種影響？科技深度介入的“物種”進化，導向的必定都是樂觀的進化嗎？

不要讓科學理性替代人文精神

當下人們對AI論爭，主要集中于這樣一個維度：在不久的將來，AI將會大規模地取代人類的工作。這種取代不但是對重體力工作的取代，而且像作家、畫家和文學研究者等靠腦力和知識工作的人群，也將會被取代。對于這件事，悲觀的看法是，社會上大規模的失業人口的問題該如何解決？樂觀的看法是，人類終于可以不必再為口糧而奔波，能把全部時間都投入到文學、藝術的研習中了。這里面有個悖論，一方面認為AI可以取代作家、畫家，另一方面又認為AI不能取代這些職業。或許潛臺詞是：AI可以取代表層的寫作與繪畫，而真正的藝術創造還得需要人類自己來完成。這個悖論不多談了，它并非是當下最重要的問題。重要的是，隱藏在AI取代人類工作背后的那個更為深層的邏輯。簡單說，AI取代人類工作，并非是人類將來工作不工作的事，而是關系到未來人類的價值定位和人類本質的問題。

AI代表著什么？它代表著科學與理性。假若這個前提無誤的話，必將會得出如下一個結論：AI所主導或掌控的時代，將會是一個科學理性壓倒人文精神的時代。這又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技術和機器將是第一位，人則處于第二序位。唯有這樣的一種排列，才能與AI的時代歷史語境相一致。該如何理解與評價在不久的將來，很有可能會出現的這樣一種社會結構模式？

毫無疑問，科學與理性都是好東西，它們代表著人類的文明與進步，但也存在一個問題，即如果這種文明與進步需要以犧牲人性溫情為代價，那么人類在歷史長河的演變中，算是越來越進步了還是越來越渺小了？如果還承認社會的構成主體是人類的話，那么未來這種以AI為主導的社會結構模式，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技術壓迫人的現實。事實上，人類在機器面前的無力感，在當下的生活中已是端倪初現：對每個個體者而言，都有著隱私的需求和自主性的訴求，這是一種本能，無須追問合理性，但是當下的監控軟件，只要愿意，就可以把每一個人的活動軌跡地圖般地描繪下來，甚至一個人通過網絡搜索了什么、購買了什么也都能被一一記錄在案。從人性的角度出發，不得不說這種大數據化，再外加大算力的管理，會嚴重削弱個體的價值和意義。

這樣的“人”，即以絕對理性需求為上的人，會是一種什么形態的人？對于這個問題，可以以科幻小說為例。在作家群體中，科幻作家是比較特殊的一群人。他們一只腳踏著科學的版圖，另一只腳又落在了文學的審美中。這種科學與審美都兼顧的特性，注定了他們作品中所塑造出來的“人”，將會是與未來AI時代更為合拍的“人”。因此說，科幻小說中的“人”，可以成為我們對未來人類想象的一個最佳線索。因《三體》而成名的劉慈欣，被譽為是中國當下科幻文學版圖中思想最深邃的旗幟性人物。那就以他的人物形象為入口，觀看將在AI時代登場的“人”的精神發生了什么變化。

在一篇名為《中國科幻文學的美學表達、思想探索與現實圖景》的文章中，劉慈欣重點談到了對“人”，或者說未來“人類”的看法。他說：“從科幻的角度看人類，我們的種族是極其脆弱的，在這冷酷的宇宙中，人類必須勇敢地犧牲其中的一部分以換取整個文明的持續，這就需要英雄主義了。現在的人類文明正處在前所未有的順利發展階段，英雄主義確實不太重要了，但不等于在科幻所考慮的未來也不重要。”這段話的意思并不晦澀：當有必要時，人類應該有勇氣用犧牲“一部分”為代價，來換取“整個文明的存續”。他認為這種選擇是“冷酷的宇宙”法則。

為了保留人類的“火種”，該犧牲時就犧牲，小利益要服從于大格局。也不能說劉慈欣的這個邏輯全無道理，尤其他還強調這是從“科幻的角度”，即科學的角度，也就是符合自然規律的角度所得出的結論。問題是，這個“犧牲論”邏輯經不住推敲：首先，人類并非是科學的產物，相反科學是人類的產物——正是由于人類所擁有的求知欲和無窮的智慧才發明、創造出了科學。既然是先有人類，后有科學，而且人類還是科學的創造者，為何非要讓人類反過來絕對地服從于科學？其次，宇宙也同樣不是科學發明創造出來的。宇宙與科學的關系是，宇宙是客觀存在的，它不以任何的意志為轉移；科學的任務則是通過探索，發現存在于宇宙中的真理。

宇宙是第一位的，科學是第二位的，這表明科學對宇宙真理的揭示有可能是正確的，也有可能是偏頗的。事實上，即便是達爾文所說的“進化論”，主要談論的也不是誰犧牲誰，誰吃掉誰的問題，它強調的主要是適應性問題。如果宇宙的法則果真那樣殘酷，為何人類在面臨生死抉擇的關口，屢屢會出現“讓婦女與兒童優先撤離”這樣違背宇宙法則的人性高光場景？

“犧牲其中的一部分”——不管這是一種什么意義上的文明，到底是“人種”的進化還是退化？只有“存活”，沒有“意義”的人類，又將會是一種什么樣的人類？

AI讓人文主義經受真正的考驗

如果用科學性全盤壓倒人性，到底是人類歷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還是思想上的撤退？缺少了人性光輝照耀的科學技術，會是一種什么樣的技術？又會帶來怎樣的人生？

誠如我們所知，科學所揭示出的一切自然規律、客觀事實都是中性的，本身并無崇高、卑劣之分，其性質主要取決于人們對它的認識與使用。就像“武器”的發明一樣，就技術而言，無疑是人類歷史上一次了不起的創舉——有了它，人類自身的安全就得到了保障。但是當“武器”一旦被大規模地投入到戰爭中，并傷及到無辜時，“武器”就有可能從“創舉”變成了“兇手”。曾先后參加過兩次世界大戰，還被授予過銀質勇敢勛章的作家海明威，最終寫下的文學名作卻是《永別了，武器》。永別的原因是，他發現“武器”給人類帶來了太多的災難與犧牲。即便僥幸存活下來的他，也是滿身的彈片和傷殘。這種“傷殘”的殘酷性在于，就算身體上的傷殘愈合了，精神上的傷殘——酗酒、抑郁也永久地存留了下來，并最終導致他在62歲那年，用一桿獵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科學技術就是擁有這樣的兩種對立屬性，所以才致使世界上對導彈、原子彈的研發、使用以及擴散等都有極嚴苛的規定。盡管這個問題自身充滿復雜性，但通過這些限制性條款，至少可以傳達出一個信息：科學是應該有止境的；科學的目的不是為了炫耀技術的高超與厲害，而是為了使人類的生活變得更加友愛、和平與美好。這種人文訴求或許并不能從根本上阻止戰爭的爆發，但終歸是美好人性高于戰爭的一種表現。就像《永別了，武器》出版以后，“武器”并沒有與世界告別，更沒有消失，但海明威與其作品就像一座豐碑一樣，時刻地警示著人們：“武器”是危險的，需要慎之又慎。

科學是理性的象征，但也應該承認，科學本身并非就是理性，它需要有一個符合于人性的倫理支撐。就像沒有人文思想映照的“武器”，就是士兵手中的一桿槍；而一旦有了人性之光的沐浴，它映襯出的便是人們對自由與和平的向往與追求。何謂“真理”？這個問題與立足于何樣的哲學立場有關，所以探討起來頭緒繁多。不過，化復雜為簡單的說法是：不管什么樣的真理，必須要由“科學之火”“人文之燈”這兩部分構成。沒有人文之美、人文之善的真理，不能稱之為真理。唯有二者互為融合、互為映照的真理，才是閃爍著智性光芒的真理。

說到底，AI不是萬能的神話，它就是一種工具，它既不是生活本身，更不是真理本身。它能幫助人們解決生活中、研究中的一些實際問題，但終究解決不了人類的何去何從問題。對于人類而言，日子還是要一步步地走下去，并不會因為有了AI，人生就會變得輕巧起來，有了捷徑可走。何況，從人類發展的歷史著眼，當下科技主義浪潮的崛起也并不突兀，就像14世紀的人本主義、18世紀的狂飆突進運動、19世紀的浪漫主義、20世紀的現代主義，它們不也都曾以強勁的姿態席卷了歐洲，乃至于全球嗎？放眼于這樣一個大歷史場域，應該說AI的發展與繁榮也是必然的，或許可以理解成它是對長達600年左右的人文主義浪潮的一次反撥。如果說這之前的人文主義浪潮張揚的都是“人”的重要性，那么這次的科技主義浪潮，強調的則是科學在社會發展中的主導性力量。可見，AI看上去好像是聰明不聰明的問題，其實背后呈現出的是兩種思潮——機器性壓倒人性，還是人性要戰勝機器性的爭斗。因此我們不要把對現實的焦慮、時代的焦慮統統都轉移到AI身上，它只能給人們提供一些具體的技術，至于人該如何活著、該如何處理自我與世界的關系、自我與自我的關系，最終還得需要人類自己來解決。

AI是時代發展到今天的必然產物，作為一種科技之花，它早晚都會綻放。當下的主要問題并不是人類要不要AI的問題，而是如何認識與應對AI的降臨。潛藏在AI后面的種種問題，都說明了未來社會中的人絕非越來越逍遙，相反對人的要求會越來越高。畢竟工具的力量，歸根結底還是取決于使用者的力量。如果把發展AI的過程當成是消解自我，而不是建構和完善自我的過程，那未來的前景可能不夠美妙。AI系統自身并無風險意識，最終承擔后果的只能是人類自己。希望不要讓AI在改寫物質世界的同時，也悄悄改寫了人類這個“物種”。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文學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