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偉章的長篇小說《紅磚樓》將目光聚焦于文學圈，是對文學本身的書寫，具有強烈的“元文學”意味，也是文學死亡論的具象化呈現，個體的死亡與文學的死亡交織在一起。小說開篇似乎故作驚人之語，敘述者夢見自己“死”了，但這不是真正的死亡，在作家看來，夢醒即是新生。很快敘述者就醒來，開始了最最庸常的生活描寫。小說最后，和那一批不再寫作的作家一樣，“我”也離開了文學。從文學青年到不再從事寫作，個體文學夢的終結和文學死亡論關聯了起來，由此形成一個閉環。這一用死亡意象形成的敘述閉環，也是命運輪回的寫照，宿命之感也油然而生。

《紅磚樓》以文學圈為核心書寫對象，將寫作行為、作家群體、研究群體、文學文本、文學傳播及文學的發展演變都納入文本之中。《紅磚樓》的主人公、敘述者、“我”，名為盛華，是一個遭遇頗為艱辛而傳奇的青年作家。小說通過他與其他作家的交往，描摹了文學圈的種種現象。紅磚樓作為作家文人聚集地，見證了文學的風光與落寞，成為文學圈的縮影。盛華對文學的執著與迷失，映射了作家自身的創作困境，也反映出文學本身的流轉。小說中反復出現的具體文學文本和有關文學創作討論，既是人物個體的創作思想的表達，也是對文學本質的一步步追問。這種指涉文學本身的書寫，映照出文學在時代浪潮中的掙扎與蛻變，也彰顯出作家對自我與社會時代的雙重反思。

《紅磚樓》是作家從“我是誰”到“你是誰”的追問。作者使用了比較少見的第二人稱敘事，通篇都是與“你”的對話，敘述者在進行一場漫長的傾訴，可聆聽者究竟是誰？這個對象內涵無限，是文學、是自由、是理想，是戀人、是親人、是另一個自己，這是與自己的靈魂對話。盛華的成長歷程和這些因素或多或少都有一定關聯，他從一個懷揣文學夢想的青年，逐漸與文學圈合流。在與一些成名較早的現在已經是文學權威的交往中，他試圖保持自我，卻發現自己不可避免地被裹挾。他的掙扎不僅體現在對文學的追求上，更體現在對自由的渴望中，他的種種行為都指向了這一點。小說中，師妹的出現為盛華的生活帶來了一絲短暫的自由之光。她的溫暖與包容讓盛華感受到一種超越功利與算計的情感連接。然而，這種自由的幻象在現實的重壓下迅速破滅。師妹的死亡不僅是愛情的悲劇收場，更是自由在現實面前的無奈折戟。盛華在師妹的墓前，看到了自己內心深處的孤獨與渴望，也意識到自己在那些權威所控制的文學生態中始終無法擺脫被操控的命運。

小說寫道：“我活著，就像昨天一樣活著。”這是對一成不變的枯燥、單調而乏味的日常生活最為精準的概括，但作家們卻用自己的文筆在努力尋找生活中的一束光。本來，文學似乎是沖破庸常生活最有力的武器。但很明顯，文學在此失去了純粹性，而與各種外部因素密切相關。在外力的作用下，文學的獨立性被侵蝕，個體的自由意志被壓抑，人與人之間的隔閡與孤獨被放大，文學變得功利，逐步淪為某種附庸風雅的手段和掌控權威的工具。《紅磚樓》中，文學與權威的關系被置于精密顯微鏡下，呈現出一種復雜而微妙的共生狀態。比如冉強掌握著這個小圈子的話語權，不僅是文學成就的體現，更是權威運作的結果。他的小說《春來早》被體制內權威認可，成為他進入文學權威核心的入場券。從此，他的文學身份逐漸被權威身份所吞噬，他的作品成為服務于主流的工具，就連他的言談舉止都成為文學圈的風向標。在這樣的環境中，文學不再是純粹的藝術表達，而是一種被權威塑造并利用的文化資本。寫作的驅動力來自種種欲望，由此產生的文學成色如何不言而喻。

這種權威與文學的共謀關系在紅磚樓的群體中被不斷復制。沈聰、施廣元等作家在權威的光環下逐漸失去自我，他們的創作被簡化為對權威的附和與贊頌。而孫云橋的叛逆與逃離，雖看似是對權威的反抗，實則也未能擺脫權威的陰影。他的北上、別墅生活，以及最終的浮夸與墮落，正是權威邏輯在另一個維度的延伸。文學在這場權威的游戲中，逐漸失去了其獨立性與批判性，成為權威的附庸與工具。最終，文學走向死亡。盛華從文學青年到最終放棄寫作的轉變，是文學死亡論的具象化呈現。東軒作家群的集體式微，包括孫云橋的逃避、李回家的妥協與施廣元的沉默等，也是這一現象的注腳。

《紅磚樓》是一部充滿宿命論色彩的小說，多次涉及死亡書寫，數學奇才的死亡、一對出車禍死去的男女、蒲哥的姑媽的去世、跳江而死的師妹，甚至將自己的小說也稱為“死的”。尤其是首尾幾次死亡描寫，構成了一種命運的閉環與生命的輪回。小說開篇以盛華的一場死亡幻覺開場，這一情節為故事奠定了宿命論的基調。盛華在夢中目睹了自己的死亡，而前來吊唁的親友中，包括了未出場的女子，這一神秘女子的出現，暗示了命運的不可預測與人物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盛華在夢中清晰地感受到死亡的存在，這種預演式的死亡體驗，不僅是對主人公內心恐懼的深刻揭示，也為后續故事的發展埋下了伏筆。在小說的結尾，提及“我”有一次回老家參加了洪運興教授的葬禮，敘述者不再寫作和一場葬禮并置，人物的死亡與文學的消亡在敘事中交織，形成對文學宿命的深刻反思：當文學成為權威的附庸或市場的工具，其獨立性與純粹性便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死亡”作為一個重要的文學母題，在《紅磚樓》中被賦予了多重含義。它不僅是個體生命的終結，也是文學命運的象征。《紅磚樓》通過死亡這一永恒主題書寫，展現了生命的脆弱與命運的無常。這種命運的閉環與輪回的宿命書寫，不僅構建了一個充滿張力的敘事結構，也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復雜與社會的多樣性，而文學這面“鏡子”，有時候竟也無法將其照透。

《紅磚樓》是一部關于文學命運本身的書寫，是廣義范疇的“元文學”。由文學命運的流轉，折射出時代變遷與個體命運的浮塵。這也是作者創作的進一步突破和升華，無論是題材還是技法都在作家多年耕耘的基礎上進一步開拓。小說通過回溯紅磚樓作家群的人生經歷和文學經歷，展現了一個作家在不同歷史時期和社會發展階段對文學的信仰、身份的轉變和內心的掙扎，以此折射出時代的繁復和個體的命運，同時也在吟唱一首文學的挽歌。可以說，這篇小說是作家的悼詞，也是文學的挽歌，作家只不過是將“文學之死”的理論話語換成了一個更加具體的案例，從抽象的描述換成了更為具象的表達。《紅磚樓》實質上完成了對文學反思的一次深度實驗。通過對文學圈內部結構、創作倫理與個體精神困境的全景式解剖，作品不僅將文學死亡論具象化為人物的生命歷程，更將文學的宿命命題轉化為對文化資本運作機制的批判性反思。小說中死亡意象的閉環結構，既是對個體生命脆弱性的終極書寫，也是對文學作為“時代鏡像”功能的某種解構。當文學淪為權威附庸或市場工具，其獨立性與批判性必然走向瓦解，這種宿命論并非文學的終極結局，而是對其本質的一次靈魂質詢。它并非簡單地宣判文學的死亡，而是通過將文學命運置于歷史、權威與人性的復雜網絡中，為重思文學的神圣性提供了哲學層面的契機。當文學重新直面自身的脆弱性與無力感，或許才能突破宿命的閉環，找到新的生長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