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家明策劃出版的《老照片》

汪家明

汪家明少年時代反復讀過的文學作品

“意味深長的是，記憶中我的故家，青島小魚山山坡上那幢舊樓院，總是籠罩著一片夏日正午的陽光，還有蟬的長鳴和丁香花的濃香，這記憶是視覺、聽覺、嗅覺三位一體的，是任何高明的畫家也畫不出的，它將伴隨著我生命的整個旅程。”

這是汪家明散文《故鄉景物思》中的一段話，出自他新近出版的自選集《一個小姑娘到海邊去》。我到青島參加活動，巧遇汪家明老師在良友書坊做新書發布，于是有了這一次專訪。

作為當代著名出版家、作家，汪家明的出版生涯與文學創作緊密交織——1982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1993年創辦山東畫報出版社，開創《老照片》系列，提出“圖文并茂的高品位通俗讀物”理念，推動中國“讀圖時代”的發展；曾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副總編輯、人民美術出版社社長；2015年退休后，專注于文學創作。可以說，無論在出版界、寫作界，他都是大家共同的偶像。

講座席上的他，給人敦厚、內斂的謙謙君子印象。他是青島人，發布會現場有不少家鄉故舊。一場座談下來，青島的舊日時光和今日風景也深深感染了我這個外鄉人。

家鄉軌跡 大海和洋樓有深入骨髓的影響

青島曾經文人薈萃，蕭紅、蕭軍、沈從文等等文學大家都曾在青島暫居。汪家明從小愛好文學，自覺未受到青島文學傳統的影響，但又認為自己所有的寫作，甚至出版工作，都有家鄉深入骨髓的影響，這個影響就來自青島的大海和洋樓。

汪家明的哥哥是畫家，他從小就看哥哥畫青島。哥哥有很多畫冊，其中的《門采爾素描集》，是汪家明最喜歡的。“那時看不到門采爾的油畫，看的全是他的素描。”他迷戀門采爾畫的德國的街道、建筑，覺得很有神秘感，“他畫的建筑內部，有曲折的小樓梯，背景光線暗沉，一道光從天窗照下來。”

美術滋養了汪家明的童年，他少年時代的第一個理想，是做一名畫家。他說：“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我一生最好的年華，獻給了美術事業。”少年汪家明最初臨摹門采爾，繼而喜歡寫生。他畫青島的小院、花格墻、大鐵門，畫了厚厚一沓子，“這些東西對我的影響是巨大的。”

“繪畫式的觀察，培養了我見微知著、由表及里的能力；對畫境意象的追求，熏陶了我超脫世俗抱樸守一的氣質。這能力、這氣質還遠遠談不上高妙，但它影響到我的一切。我之所以為我，均起源于少年時代的美術生涯。”汪家明專門著文抒發對音樂和美術的感悟，文章名為《藝術雨露》。

汪家明之所以成為汪家明，也少不了少時讀書的影響。他藏書很多，書桌左側小書架上放了三十幾本“枕邊書”，大多是俄蘇文學，都是他少年時代反復讀過的。“這里的好多書都存了幾十年，《高加索的俘虜》《歐根·奧涅金》最久，有57年了。”汪家明說面對這些舊書就像面對一位發小。

“普希金曾讓我精神激蕩，但我的普希金，是查良錚的普希金，這或許和我內向的性格有關。”在內向少年記憶中還有一本留下鮮明印記的書，是一本不起眼的蘇聯小說，他特別談道：“這本《初升的太陽》寫一位天才的少年藝術家，他15歲時和同伴去打獵，因同伴的槍走火而去世。雖然只有15歲，但是蘇聯把他作為大師來對待，給他做展覽，出畫冊。”

這本書汪家明讀了不下十遍，這位少年天才名叫柯理亞，他喜歡他的奇思妙想，“比如他在美術學校搞畢業創作，老師給的題目是畫俄羅斯勇士。俄羅斯有一幅名畫就叫《三勇士》，三個勇士穿著鎧甲騎著高頭大馬。可柯理亞畫的卻是勇士騎馬的背面和馬屁股，老師說這很不禮貌，要給他打不及格。他說‘勇士面對的是敵人，背后是我們，所以我畫他的背面。’才十三四歲就有這樣獨立的思考。”

山海之城 帶來不一樣的眼界

“直到17歲工作，我在青島的回憶總體是寂寞的，容易多愁善感，讀一本《茶花女》，一個星期都吃不下飯，躺在我們家小屋里頭郁郁寡歡。”

魯迅公園離汪家明家很近，還有水族館，汪家明常和朋友們在那兒玩。朋友都不在的時候，他會自己坐在海邊的大礁石上，坐煩了就躺下。海鷗時而落停在他身邊，一睜眼，海鷗就嘩一下從頭上飛過去了。多愁善感的孤獨寂寞，現在回想都是美好，這也是他持續書寫家鄉的動因。

中學時期因病休學在家，17歲干臨時工，“不僅不需要家里支援，還能給家里錢了。”這樣一個很早自立又內心敏感的人，18歲那年當上了文藝兵。他回憶自己最初很有些優越感，“文工團駐地離我家只有十幾分鐘遠，文藝兵一當上就有領章帽徽，我領了軍裝回家。第二天早晨穿上軍裝出門，鄰居一見都很驚訝，說你怎么敢冒充解放軍？我說我就是解放軍。”

在部隊文工團，早晨3:30起床學習，然后打掃衛生。每周至少做一件好事，比如給戰友洗碗袋，比如打掃排練場，等等類似的事。“我們到北京去參觀全軍美展，一路上座位都是讓給別人的，那時候青島到北京要十五六個小時，途中還幫列車員掃地打水。這樣做的原因是我知道自己家庭成分不好，所以要盡力表現好。但是到了入黨的時候，即便領導和同事都認可我的優秀，兩次入黨卻都沒成功，于是總覺得低人一等。”當時的挫敗感與屈辱感難以言喻，但回頭去看，這種自卑反而成了動力，如同毛姆《人性的枷鎖》中主人公的殘疾促使其發奮一樣。

1978年，汪家明如愿考上大學，在師范學院里學中文，那里是他慢慢建立起自信心的地方。“因為同學大多來自農村，我讀的書比他們多，所以學校里辦文學社、辦雜志我都是領頭的，就有了些優越感。”

青島是山海之城，汪家明回憶小時候看大人們在棧橋上放船，于是也學著做。“就是用木板釘一個三角形的小船，然后弄一個桅桿，放到海里。船上還拉上很長的釣繩，上面裝很多魚鉤，魚鉤上都有魚餌，要釣針亮魚。”汪家明做木船時不小心切了手，留下了傷疤。“當時傷手裹著紗布，沾水就疼得要命，船也放不好，只是亂放一氣。”

偶遇的一位老人教他：“看得準風向定帆。”他聽懂了，照做了，船下了水，他放的船和別人的一樣跑得很遠，“而且我的帆是紅色的，他們的都不如我的鮮艷。”汪家明記得當時“太陽升起，濃霧散去，大海全部展現在眼前，純綠深藍，空曠遼遠”。大概從那時起，他的心里永遠升起了一桅紅帆，眼界也自在山海之外了吧。

出版時段 一棵琴葉榕的陪伴

汪家明1984年進入出版行業，耕耘至退休，成就斐然。他特別談到在山東畫報雜志社時做“青島老房子故事”。

“那時候說實在的，資料很欠缺，我先后找了7個單位，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什么的，都跑遍了。最后在情報所找到一本寶書，是國家建設部的一位建筑專家寫的，他1955年調查青島的建筑，把調查過程和結果油印了一本小冊子，清楚又詳細，但沒正式出版。我找到這本書，發現只能看不能帶走，之后只好托朋友復印了一份，現在我還留著呢。當然現在各種資料很多，當年那個資料也不是很準確。”

汪家明根據搜尋到的資料和那本“寶書”出了12期青島老房子的故事，“青島重要的建筑基本寫到了。”對老房的關注，當年的汪家明可以說獨一無二，在全國畫報界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汪家明說自己喜歡留東西，好多四五十年前的信都留著，后來策劃出版《老照片》時，撰寫的發刊詞題目就叫《懷舊是一種美好的情感》。他說：“我的理解，人一輩子不是空的，要把有些具體的事、具體的人記錄下來，才有了自己的人生，所謂的懷舊也就是這種感情。”

生活是被時間填充起來的，汪家明講了一棵陪伴他20多年的花的故事。“花是我調到三聯書店，發行部主任葉芳送給我的，很久以后才知道它叫琴葉榕。當時栽在一個白色塑料小盆里，就放在我辦公室的窗臺上，想起來就澆點水。后來我調到人美社，他們說別帶了，又不值錢。我一算已經跟我9年了，堅持帶了過去。”

搬到人美社一間漂亮的大辦公室，琴葉榕被安置在落地窗前。“它已經長成了樹，保潔員說盆太小了，給換了個瓷盆。”退休了，汪家明帶它回家，它太長了，有三米多高，只好“剃了頭”，橫放在車廂里。“有一天天很暖和，我看到放在陽臺上的它，突然發現我從沒不在意它，最后居然20多年了還跟著我。我就想寫由它串聯起的人和事。”

這棵琴葉榕既不開花也沒結果，但汪家明很滿意，回憶起“在人美社時晚上加班，看著長得高高大大的它在燈光底下晃來晃去。因為頭太大了，所以風一吹它就晃。”

汪家明家和著名作家徐城北、葉稚姍夫婦在一個小區，樓相鄰，可以隔窗相望，但因為樓高窗子多，徐城北要看汪家明就以花為標志。汪家明于是寫到兩家的友誼：葉稚姍擅養水仙，每年過節時，汪家都少不了一盆成色極好的當季之花。徐城北生病以后，對汪家明說“葉稚姍就是我的菩薩”。他也寫到徐城北當年意氣飛揚的時候，放豪言“要在全國的報紙副刊上面都發我的文章”。

汪家明說寫琴葉榕時，坐下來一會兒就寫完了，第一句就說天氣很暖，在走廊上看到它，突然想寫它，“我覺得有很多情感在里面，所以寫得很順暢，寫文章沒情感就沒意思了。”

新書書名 女兒一眼選中

關于新書，汪家明表示希望能吸引年輕人閱讀，所以整體風格比較輕松，文章篇幅都偏短小。這本書收錄了他1982年至2025年間創作的文章，通過童年經歷和親情回憶展現青島的文化底蘊。他在寫作上力求克制，不愿煽情，修改稿件時形容詞都盡量刪掉，替換為具體的故事或細節。

關于書名，汪家明說起初沒有信心，“主要因為年齡大了”，于是靈機一動，請在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工作的女兒幫忙。女兒看了所選文章的題目，一眼就選出了現在的書名。汪家明覺得很巧合：“因為這是我1982年正式發表的第一篇小說的名字。”小說講述了一個心靈純潔的女孩初次目睹人性小小丑惡的故事：女孩眼中的世界原本干凈純粹，遭遇小挫折后，坐在礁石上凝望暮靄沉沉的海面，這恰好能代表汪家明整部作品的懷舊基調。

除了兒時記憶，汪家明也記錄家人故事。書中不乏青島普通人的生活寫照，他的家人都是地道的青島人，母親曾是街道干部，妹妹如今已退休，幼時趣事記在哥哥的書中：一次捉迷藏，他叮囑妹妹不要泄露自己的藏身之處，妹妹卻對找來的伙伴們脫口說出：“我小哥沒藏在那個地方”，導致他立刻被找到。他說這類故事或許看似平淡，卻深深牽動著他的情感。

汪家明兒時居住的青島漁山路22號小院，是青島特有的洋樓，有石桌石凳、前后院落，能在其中做游戲、種花草，院里還有兩棵大梨樹和一排丁香。最特別的是，院里的冬青樹長得像大樹，他曾爬上去后從兩米多高處摔下，翻了個跟頭落地后毫發無損；本是灌木的丁香也長成了大樹，爬到樹頂能望見二樓，因院落房屋層高4米，兩層樓堪比現在的三層。每到梨熟時節，大家會架梯子摘梨分食。只是如今再回小院，他只覺空間狹小，當年的樹木也已不在了。

談及家鄉青島，汪家明提到，辛亥革命后，許多京城權貴因青島當時是德日占領區而遷居到此。他們帶來大量資產，使青島興起了建洋房的風尚。1931年后，老舍、沈從文、梁實秋、蕭紅、蕭軍等著名作家也曾在此短暫居住，并創作了《駱駝祥子》《邊城》《生死場》等代表作。他表示，自己雖未受青島文學傳統直接影響，但最早的文章發表在青島的刊物上，已故的耿林莽老師以及如今已80歲的徐培范等前輩都曾對他有栽培之恩。如今無論身在何處，他始終視青島為第一故鄉，濟南、北京則分別是第二、第三故鄉。

文學創作 受汪曾祺和孫犁影響最大

文學創作上，汪曾祺與孫犁對汪家明影響深遠。

這種影響始于大學時期。“上大學前，我是除魯迅外看不上其他中國作家的，對古典文學也沒什么好感，讀的都是當時翻譯過來的外國經典文學，即便如《復活》這類十幾歲難以讀懂的作品也都硬讀下來了。”

進入大學后，汪家明才逐漸明白蕭紅、郁達夫等作家作品的價值，尤其欣賞蕭紅的文字，認為其觀察細致、表達具體。后來他做老師教學生作文時，常推薦學生讀蕭紅作品，稱能從中學會寫作。

汪曾祺的作品則是他大學時的“驚喜發現”。1980年，汪曾祺在《北京文學》（原《北京文藝》10期）發表小說《受戒》，這篇在當時頗為新穎的作品讓他十分激動。他還記得自己挨個兒到同學宿舍分享，稱這篇小說即使百年后的個人選本也不會被遺漏。“其實那時汪曾祺還不為人熟知，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年齡與性別，僅僅從文末‘43年前的一個舊夢’推測作者是一位有一定閱歷的男性。”

1981年，汪家明籌備畢業論文時，最初想以最愛的托爾斯泰及其作品《戰爭與和平》為主題，因為他曾收集大量材料，還做過人物線索分析，認為《戰爭與和平》是“小說中的小說”。但因前人研究已浩如煙海，他最終轉而選擇研究汪曾祺。“當時關于汪曾祺的評論僅有4篇，他上世紀80年代初發表的小說數量也足以支撐論文寫作，我斷定不會有他人選此題目。”

為此，他先給《北京文藝》寫信，希望聯系到汪曾祺，隨后他收到了汪曾祺的回信。“那封4頁紙的信字跡漂亮，末尾汪曾祺還開玩笑說：‘你我都姓汪，我還有一點宗族思想，這很好。但是如果你的論文發表，人家會以為是同姓者吹捧，也殊為不利。’”這封信后來被收錄進《汪曾祺全集》。

汪家明坦言，雖然喜愛汪曾祺的作品并做過深入分析，但從語言風格來看，他更偏愛孫犁。“汪曾祺的文字雖好卻略帶刻意，我的性格內向克制，孫犁‘雕琢到毫無雕琢’的風格更合我的心意。”

1982年汪家明大學畢業后，到一所偏僻的鄉鎮中學教書。寂寞日子里，下課騎五六分鐘車去鎮上的小新華書店成了他每日的樂趣之一。也是在那里，他買到了孫犁“文革”后出版的《尺澤集》。做圖書編輯后，也編輯了孫犁的13本作品，均為孫犁1978年后的創作。

汪家明評價這些作品的語言爐火純青，因為孫犁研讀了大量古書，并撰寫筆記，其《書衣文錄》便是在書皮上記錄的感想，兼具日記特質與音樂感，晚年對四六句的運用更是渾然天成，“他有時即便語句不完整，也要刻意縮成四字或六字句式，又力求讓讀者感受不到雕琢痕跡。”

受此影響，汪家明如今寫作與修改文章時也格外注重語言節奏，認為中國古文四六句如歌謠般富有韻律。他說，集子里的文章均未做大的改動，“就像那些關于青島老房子的故事一樣，我想保留它們最本真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