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少年突然把自己鎖進房間，不去上學，父母只當孩子“偷懶”“鬧情緒”，卻未想到孩子已經“生病”了。——這是作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梁鴻在非虛構新作《要有光》里描述的現實。

在《梁莊十年》之后，梁鴻將目光投向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通過大量走訪，記下一個個本應鮮活燦爛卻悄然黯淡的生命。文本《要有光》首發于《收獲》雜志，并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單行本。

孩子們為什么“生病了”？以愛為名的父母是在什么時候“錯過”了自己的孩子？為什么我們常常看到一個“置身事外”的父親和一個“犧牲自我”的母親？“原生家庭”是一個人不可掙脫的命運嗎？……在新作出版之際，梁鴻接受了澎湃新聞·文學花邊獨家專訪。

梁鴻 攝影：鄭博文

困惑：你不知道孩子在說什么？

梁鴻是一位作家，一位大學教授，也是一位母親。

隨著孩子慢慢長大，她發現自己有時并不知道怎么和孩子很好地交流。她開始查閱資料，意外發現很多孩子都出現了情緒問題，他們焦慮、抑郁，有的休學在家，有的傷害自己。醫院精神科里的未成年患者越來越多，尋求心理疏導的中小學生也越來越多。

更可怕的是，很多家長對于問題的嚴重性依然一無所知。

比如，當一個孩子一到考試就喊肚子疼，帶去醫院又查不出來，家長往往直接斷定孩子在裝病，完全沒想到這可能是孩子情緒緊張造成的軀體化反應，也可能是孩子在發出心理呼救的信號。

從2023年開始，梁鴻在三個完全不同的地方——北京海淀區、一座二線濱海城市以及一座縣城展開田野調查，發現三個地方的孩子很不一樣，他們有的是被眾星捧月般長大的“天之驕子”，有的是“小鎮做題家”的后代，有的是從小就缺失家庭關愛的留守兒童，但他們的父母，無一例外地，很晚才發現自己的孩子心理生病了。

更讓梁鴻痛心的是，時至今日，還有家長認為心理生病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生病，不過是孩子“嬌氣”“矯情”“沒事找事”。每每在相關報道的評論區里看到“打一頓就好了”“就得讓娃去地里干幾天活”，她都不禁感嘆：“有時，我們真的太無知，太狂妄了。”

“我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用我們的經驗去教育孩子。但時代變化了，你得承認很多時候我們的經驗失效了。”

在采訪中，梁鴻對一個女孩沖著母親怒吼“你從來不知道我在說什么”印象極深。“比起是非，家長更在意的是自己在孩子面前不容置疑的權威性。我們這代人就是在這樣的家庭文化中成長的，我們也很難接受孩子去挑戰我們的權威。但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孩子對外界信息的接受和感知早已超過了我們。你只是用父母的身份去強壓他們，那肯定會出問題。”梁鴻說，“作為父母，我們最大的問題是，我們從不意識到我們有問題。”

“你看似是最愛孩子的人。但當孩子不斷地累積精神壓力，從一個健康的心理狀態滑向崩潰，你是在哪里錯過了你的孩子？這是值得我們反思的。”

思考：誰在定義？誰在焦慮？

另一個問題是，孩子們為什么不快樂了？

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考上好學校”成為了大部分中國孩子唯一的價值標準，其他一切評價體系都要為此讓路。當孩子出現心理問題時，許多家長首先關心的不是孩子有多痛苦，而是焦慮于孩子還能不能繼續上學，仿佛只要學業不斷，人生就不算真正“脫軌”。

在梁鴻看來，這種觀念本身就是一種集體無意識，家長把來自社會的焦慮原封不動地加諸在孩子身上，卻很少反思自己作為大人的責任。有的父母自己厭惡職場競爭，轉身又要求孩子闖進“不能輸”的比賽。

當全社會都把考試和升學當作評價孩子的終極標準，成長中的少年很容易陷入迷茫和自我懷疑：除了做題，我的人生到底還有哪些可能性？

“我們是義務教育，但更是一種競爭教育。你只要不在前20%的序列里，你就是失敗者。”梁鴻感嘆，所謂成功的定義、淘汰的壓力，縱使老師和家長不說，孩子也能敏銳地感知到。

書中寫到這樣一位母親，她在孩子精神崩潰后痛下決心，徹底停掉了孩子的所有補習課。但諷刺的是，只要這個孩子還能出門去上課，這位母親都不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還有一位母親，名校碩士畢業，兒子的高中作文經常被扣掉20多分（滿分50）。在她的閱讀里，兒子的作文比所謂的滿分作文有靈性、有思想、有創意得多，但她只能勸說兒子“規范化才容易得分”。

這樣的母親，在梁鴻的觀察與接觸中并不在少數。

“事實上我們自己就是一種分裂的狀態。前十幾年我們帶著孩子到處旅行，我們教育孩子要真善美，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們要求孩子‘作假’，去寫現代白話文中的八股文。這說明我們自身的教育是虛偽的，但我們最后屈服了。”對此，梁鴻非常感慨，“這個屈服的過程，對孩子的精神是多么殘酷的過程，但這個過程在我們的每個家庭里隨時隨地都在發生。”

觀察：置身事外的父親，犧牲自我的母親

《要有光》寫到一半時，梁鴻突然意識到一件事：“怎么都沒幾個父親參與其中？”

她一直很想找到并寫出一個鮮明的父親形象，但最后只能告訴自己，這也是現實一種。

在她接觸到的家庭里，大多是母親在為孩子的事情焦頭爛額，聲嘶力竭，而父親像是一個置身事外的旁觀者。書里有一幕是，一個女人為了孩子又蹦又跳，又哭又鬧，而那個男人一直在隱忍，任憑女人又推又搡。如果有不知情的人經過看到，會肯定地說，那個女人無理取鬧，那個男人好有修養。

“我們的父親到哪去了？我們的父親到哪去了？”梁鴻接連追問，“在中國傳統社會，我們會說父親要承擔家庭經濟壓力，一個男人習慣于把自己從家庭的內景里抽身出來。但有什么比你孩子的成長更重要？事業和你的孩子一定是對立的嗎？你沒有偷懶和推卸責任嗎？”

在梁鴻看來，父親的家庭參與不僅給孩子帶來更多關愛，更為一個家庭帶來良性平衡。“只有母親在那奔走呼號，這并不是一個健康的身心狀態。對一位女性也不公平。”

她采訪的那些母親，她們往往既要在職場拼殺，又要操心家庭生活，身心俱疲卻不敢有一絲松懈。她們也極其容易陷入一種“自我犧牲”的心態，認為自己為孩子省吃儉用，苦守婚姻，沒有自我，卻不想當她們把物質、婚姻乃至全部人生都“押”在孩子身上時，孩子也會不堪重負。

“那些類似于‘我為了你怎么怎么樣’的話，是很多母親無意識的脫口而出。因為伴侶在孩子這個問題上的缺席，她們確實沒有多少選擇的空間，只能把全部精力給到孩子，也很難讓自己有所成長。可只有當一個母親跳出‘一切為了你’的桎梏，不再以孩子為人生唯一的意義，她才能以更平和、充盈的狀態陪伴孩子成長。”梁鴻說，“每一個人都應該是一個獨立的個體，而不是將生命狀態依附在誰身上。”

“一個家庭里，只有每個成員都在發光，這份光亮才能匯聚起來，這個家才能成為溫暖彼此的地方。”

出路：在原生家庭的創傷中再往前走

這些年“原生家庭”成為了熱議話題，不少成年人感嘆自己的童年“需要一生去治愈”。

“家庭對一個人心理的影響確實深遠而巨大。”梁鴻說，“我們經常遇到一個孩子說起當年被打，父母就非常憤怒，說我對你那么好，你怎么就記得這一件事情？這不是孩子記仇，而是這個事確實在孩子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記。創傷就是創傷，不是‘時間過去了’‘孩子長大了’就能彌補，家長只有正視了這個問題，才可能真的一起往前走，不然在情感上很容易漸行漸遠。”

但是，梁鴻也不贊同將原生家庭的影響“本質化”，視其為一個人不可掙脫的命運。她很喜歡書里一個少年的話——“我們是在一個必然的破碎與創傷中再往前走”——即我們看見了受傷的事實，也帶著傷口向前生活。“對年輕一代來說，不要沉溺于指責父母，他們有他們的時代局限。很可能你嘗試過和解但最后不歡而散，那就選擇去理解。更重要的是，放自己出來。”

“但我還是呼吁中老年父母們重新看待我們的孩子，不要總以‘過來人’自居，覺得人到50歲、60歲就可以‘定型’了。60歲還剛剛開始，同志們！我的意思是要學會用開放的思維去重新看待世界，重新理解子女。人只有擁有學習的熱情和學習的能力，才可能跟著世界一起往前。”

作為一個文學寫作者，梁鴻無意于提供某種結論或解決方案，但她希望通過一個個具體的生命，讓更多人看見孩子們“生病”背后的復雜性和沖突性。

“這本書里每一個孩子的人生還在繼續，我只能暫時寫到2025年。我想他們的經歷如果能夠砸開我們思維的堅冰，讓我們對一些慣性思維有所警醒，這本書的意義就達到了，那道光就投射下來了。”

對于那些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家庭來說，這束遲來的光哪怕再微弱，也極其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