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給漂泊的云彩選一個故鄉，那么在這個世界上，云南恐怕是最適合的；如果要給文學尋一個根脈，那么對于我來說，彩云之南，便是最能凈化肉身和蕩滌靈魂的詩意棲息地。

在云南昆明晉寧，一個名叫晉城的小鎮上，我常常和童年時的小伙伴到象山上玩。象山的風很奇怪，有時感覺很大，有時感覺很小，有時感覺它并不存在，有時又感覺無處不在。不過，正是這種時大時小、時有時無的風，像一雙無形的巨手，搓揉著天空。于是，天空就像著了魔法一般，變幻出讓人匪夷所思的云彩。

我無數次看著這些變幻莫測的云彩出了神。那時，我并不知道，其實這些云彩或許并不是真的云彩，而是童年身體內奔涌不安的血液，就像象山腳下映山塘的水，被天空的重量壓得越來越低。這讓我有了一種莫名的沖動，但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或者說能做什么。

除了在晉城最東邊的象山上，能如此感受這般云彩外，還有最西邊闊大的水稻田間，一條清澈的楊柳河，從中嘩啦嘩啦貫穿而過。站在長滿雜草和野花的老土埂上，我似乎能感受到，那些著了象山魔怔的云彩，一堵又一堵，一團又一團，一片又一片……如同不知名的浩大樂音，微微傾斜，翻涌躍動，層巒疊嶂，召喚著空曠而古老的天空。這讓童年的我感覺到無比驚異，更讓我回想起我的奶奶不止一次“嚇唬”我的話：小孩子嗎，可不能亂動，要乖乖聽話，這個地底下，可躲著一個王國的兵馬哩……

對，這就是我土生土長的故鄉晉寧，曾是數千年前神秘消失的古滇國都邑，也是偉大航海家鄭和的故里。

后來，我在夢中見識到，那些深埋地底的古滇青銅器上的太陽紋，紛紛幻化成小鎮上空云彩的樣式和顏色。它們變化成無數模樣，四處出擊，拼命地找啊找，但不知究竟在找些什么。這些詭譎的線條、紋路和樣式，甚至還發出奇妙的無聲之音。

這種只可留存在記憶中的樂音，長久回蕩在我童年的腦海，像是一道來自遠古的無聲密令抑或召喚。一次偶然的機會，讓少時的我抱起吉他，在一個青石板鋪就的傳統院子的石桌子旁練習彈奏，同時，也寫下真正意義上的一組現代漢語詩歌《音樂手記》，“阿德莉塔，指向故鄉的一切中/沒有你，停下腳步匆匆/瞥見路和天一樣高遠”。從那時起，西班牙古典吉他大師泰雷加琴弦下的“阿德莉塔”，及其暗喻的一切美好女性形象，都活脫脫幻化成為故鄉晉城上空，那些變幻莫測而又隱秘明亮的輕盈輪廓與色調。

我的故鄉晉城，一個日益現代化的小鎮，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呢？在這片或許如我奶奶所說的，埋葬著一個王國兵馬的古老土地上，作為一個彈奏者和寫作者，又將如何用音樂和文字接續傳統、現實與未來？

2009年的秋天，當完成吉他名曲《阿爾罕布拉宮的回憶》的同名長詩時，我才意識到，從童年到少年，再從少年到成年，故鄉上空的云彩，一直指引我的歸鄉之路。哪怕求學和工作在外，歷經多少困苦與歡樂，也改變不了一個人血脈中最純粹的底色。就像真實的阿爾罕布拉宮，對于古典吉他大師泰雷加；一如神秘消失的古滇王國，對于我這樣一個生長于小鎮的練習者。

或許因為出生地緣的特殊性，我養成讀史書和地方志的習慣，并反復翻閱司馬遷的《史記·西南夷傳》。那段時間，甚至還將中央電視臺錄制的四集紀錄片《消失的古滇王國》找出來，翻來覆去地看。就像一個被遺棄許久的游子，試圖從中找出點線索，哪怕是找出一絲破綻，也會欣喜萬分。可我要找什么呢？誰也說不清楚，但我知道故鄉上空的云彩一定知道，因為它們也在四處尋找，它們要找尋的，或許就是彼時的我，堅持練琴和寫作的意義和答案。

看史書看紀錄片不過癮時，我還常邀約朋友一起去晉城石寨山。記得是在1955年3月，云南省考古工作隊進駐石寨山，進行第一次試探發掘，但直到第二年11月的某一天，考古隊第二次發掘時，第六號墓底漆器粉末中的泥團，被學者孫太初先生用顫動的手心捧起。用毛刷清理干凈外面的泥土后，一枚閃著金光篆書的“滇王之印”，塵封兩千多年之后，得以重見天日。這完全印證了《史記》中的記載。隨后，一批又一批青銅鎏金貯貝器，順著這道時間裂縫擠蹦了出來，其中有一尊非常獨特神秘，我命其名曰“金色騎馬人”。

“我已多年未見到過他。貯貝器上，他騎著青銅色的牝馬，四周圍滿了耕牛，兩只銹跡斑斑的豹子正從地底飛躥而上。我知道，他們都餓極了。他們在苦苦尋找，一身金黃色的衣帽，暴露了他們的位置。”因為這座青銅貯貝器，幾乎不假思索，我就為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金縷曲》開了這樣一個頭。而我不斷去石寨山考古現場，就是想看看這尊像是在逃亡的“金色騎馬人”，在漫天的歷史迷霧中，因何逃亡，又將逃往何方？

詩人海涅說過：“語言停止的所在，就是音樂的開始。”故鄉出土的一件件精美青銅貯貝器，多像是被時間凝固的一曲曲無聲古老歌謠。這和我在象山上看到的那些云彩，何其相似！地底和天空形成的這種奇妙維度，既打破物象之間的藩籬，也打破藝術表征的邏輯，回到作為存活天地間“人”的本質性存在，以及與“人”關聯的所有已知和未知。就像詩人、作家邱華棟所言：“其實只存在一種文學，就是關于人的文學，關于人的心靈在時代和歷史中的變化。”因此，無論是在彈奏《阿爾罕布拉宮的回憶》，還是在寫作長詩《阿爾罕布拉宮的回憶》；無論是通過爬石寨山、逛博物館、讀地方志、看影音資料來熟悉貯貝器，還是據此昏天暗地敲擊鍵盤寫作長篇小說《金縷曲》《異夢錄》等，似乎都是為了某種人性的探尋與回歸。就像故鄉的云彩，它們一定有著人類溫潤的奇夢妙幻，否則，就不可能在一個練習彈奏和寫作者的大半生中，帶來那么多豐盈的哀傷與天真的敏感。

當然，故鄉也是變化著的。這種變化，并非單純來自時間、空間或閱歷的疊加，而是有一天，我發現云彩突然有了重量。這種重量和之前感受到的無聲之音，如出一轍。它是一種無重之重，甚至比你用感官所能感受到的實際重量還要重。這種重，對于一個寫作者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呢？

2012年深秋的一個早上，我趕回故鄉晉城，重走故鄉童年路，被夕陽染得通紅的云彩，瞬間壓得我喘不過氣來。我開始審視自己，審視過往，審視周圍一切，甚至審視未來可能發生的夢境。于是乎，有關故鄉歷史、現實甚至是想象的離散的人和事，如同最為浩大的噴薄云層般，不斷沖擊撞痛著我，令我寫下《金縷曲》之后，仍在延續“晉虛城”譜系的建構。誠如匈牙利哲學家盧卡奇所說：“小說創作就是把異質的和離散的一些成分奇特地融合成一種一再被宣布廢除的有機關系。”云彩獲得了心靈被現實激活的重量的同時，我也獲得這種重量賦予的命運啟示：“有自己獨到的異域之境，就應該寫出不一樣的小說。”并從縱向維度上，連續寫下《西門旅社》《通靈街》《招月》《藍波》《元音》等一批“晉虛城”小說。

與此同時，一如云彩的無端變化，非虛構寫作，從我詩歌小說的縫隙中，強勁地橫切出來。我的文學故鄉，沿著中心“晉虛城”，像一棵榕樹的根系，跟隨云彩的流動，在云南大地蔓延開去。

2015年，仍是一個秋天的清晨，我來到我的姓氏族親故鄉大理。我身體里有著多民族融合的血液，以至于我的寫作，很大一部分和云南邊地少數民族息息相關。通過對大理洱源鄭家莊幾個月的親歷體驗和調查走訪，“七個民族一家親”讓我深受感動與震撼。在長篇報告文學《云南有個鄭家莊》里，我記錄過第一天到達時的感受：“順著朝陽蓬勃向上的力量，我在鄭家莊四周群山疊嶂間，感覺到了某種神圣的護衛之力。空氣和流云，催動著這些靜止的山巒，就像一艘艘巨大的船待命遠航，想必它們承載著鄭家莊以及四周村落未來的命運和希望。”是的，在碧藍天空中那些依山環繞的云彩，宛如一個個隱身的巨人，護佑著這個遠近聞名的全國民族團結進步示范村。

2019年，因為采寫反映獨龍族“一步跨千年”的長篇報告文學《獨龍春風》，我三次深入偏遠的怒江州獨龍江鄉。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在高黎貢山和擔當力卡山險峰上，無數的云彩，像在牽引著那些皚皚白雪，我行我素自由奔跑；還有晴空下，獨龍江緩緩流淌過迪政當村，這些由積雪融流匯集的透亮腳印，在天光透過云彩的折射下，不停變幻出數十種色調……此情此景，瞬間激活通達我在象山看云時的童年。還有獨龍族文面女臉上奇詭的暗青色圖紋，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種突如其來的色調和線條，宛若夢境中神秘的云彩。想必它們該是某種庇護天地的古老巫術，竟如此秘而不宣卻又撼人心魄。

正是彩云之南，西南之境的故土、歷史、自然……成為我文學創作的源頭，也給了我寫作道路上融合開闊、縱深探索的勇氣。一如我剛出版的長詩集《江水謠與貯貝器》，獨龍江和古滇國跨越時空，奇妙地相遇了。也如我的長篇小說《閃亮的星河》寫到的，一代又一代為邊地獻身的戰士，存活在云南各民族同胞的記憶中，不僅是夜空最閃亮的星辰，也是晴空最燦爛的云彩。

我想，在云南神奇的土地上，文學偉大的傳統，也應該像偉大的同鄉航海家鄭和，用一生漂泊經歷的風浪，為彩云的故鄉，也為歷史的天空，畫下冒險卻永恒的航標。

（作者：段愛松，系云南大學博士研究生、昆明文學院原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