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問我為什么寫小說？我說，我在用小說修復歷史。相對于宏大敘事，微觀敘事可信度更高，而小說正是作為微觀敘事的載體存在。

為什么是小說而不是非虛構？虛構的小說又如何反映真實的歷史？歷史上的某一具體的事件本身對歷史的反映有著這件事自身的局限性，而小說不同，它是對歷史抽象的具象化。我在巴爾扎克和狄更斯的小說中看到比任何歷史書籍描述得更真實、更生動的19世紀的法國和英國。

小說首先復活的是歷史中的人，人是一個時代所有要素的集合，而事件僅僅基于人性而發生。通過對小說中人物的認知更能認清他所處那段歷史的本質。

我讀大學中文系的80年代，正是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不少作家背后都有著數以十萬計、百萬計的讀者。李劼人、沈從文、徐志摩、錢鐘書、張愛玲這些被歷史煙塵遮蔽的作家開始被學術界重新評價，被讀者重新發現。卡夫卡、馬爾克斯、喬治·奧威爾、博爾赫斯被引介入國內，開始深度影響中國新一代作家，也改變了中國讀者的閱讀趣好。稍后進入的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更是為知識界熱捧。日本的三島由紀夫、樹上春樹等作家的作品讓我們看到東方敘事的另一種可能。他們同樣深度影響我，校正我對文學、對小說的固有認知。

但，當我拿起筆開始寫作的時候，我所有閱讀的積淀仿佛并不存在，一種發自內心的自覺支配我筆下的文字，我非常清晰我要表達的，要向讀者傳遞的是什么。我盡力去做的，是把我對這個世界的認知傳導給我的讀者，把我筆下的人與事，客觀、準確地呈現給他們，引發他們的關注、共情和思考。這也是我對我寫作價值的定位。

被我們譽為魔幻現實主義大師的馬爾克斯，在我看來，他作品中的魔幻氣質實際上是我們在文化和語言隔閡下的誤讀。他只是忠實地描述了自己眼中的世界，或許他從無魔幻的自覺，而他對他眼中世界的呈現更能被與他有著共同文化基因和語言習慣的讀者信服。他征服我們的原因是對我們習以為常的視角的顛覆，但他傳導給我們的，我們并不能深刻地感同身受。后來我讀到福安·魯爾福，讀到阿斯圖里亞斯的《總統先生》，我更加堅信我的認知。我相信忠實于自我文化基因和語言習慣的敘事方式，更能達成與有著同樣文化基因和語言習慣的讀者最直接的共頻。當我開始用母語寫作時，我會不自覺地回歸我最自然的語言習慣和敘事方式。

我的小說所要揭示的，正是現實本身的荒誕性，正是你們司空見慣的、以為理所當然的。寫詩如此，寫小說時，同樣如此。我寫的人物，是我經歷中存在過的，或許此刻也正在你們身邊存在。我將要修復的歷史，本來的面目就是如此。

我不知道現存的作家，還有多少人擁有百萬計的讀者？我當然明白，讀者的遠離不僅僅是文學本身的問題，但小說正在失去讀者，這是一個客觀事實。我唯一能做的，是當我的文本呈現給讀者時，你能毫無障礙地了解我所表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