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的“創社四君子”：丁輔之、王福庵、葉為銘、吳隱。 資料圖片

紀錄片《西泠印社》講的是一群印壇君子結社的故事。西泠印社何以成為“天下第一名社”？該片導演許繼鋒日前在“揚州講壇”上分享了西泠印社的傳奇往事。

結社于孤山南麓

西泠印社的故事發生在西湖邊，發生在杭州城里最小的一座山——孤山之上。

很多游客到杭州游玩，都會去孤山路30號的樓外樓品嘗西湖醋魚，然后在湖邊漫步。就在樓外樓不遠處，有一個月洞門，門后面有一條非常深邃的小徑。那里是孤山路31號，也就是西泠印社的所在地。

這是一張有關西泠印社的黑白舊照片：1924年，在孤山之巔，華嚴經塔前的廣場上，參加西泠印社建社20周年紀念活動的社員們一起合影留念。雖然照片上的人面目已經有些模糊不清，但我第一次看到這張照片時，就感到這些書生文人身上有一種不一樣的氣質和力量，他們的表情是那么無憂無懼，那么優雅脫俗，那么從容自信，頗有一種君子之風。

講西泠印社的故事，先要從空間和時間的維度來看中國歷史的大背景。

先說空間維度。杭州城的格局很特別，三面云山一面城。若從空中俯瞰，你會發現，西湖在杭州城的中央，狀若蓮花，而孤山則是西湖中最大的島嶼，得天地之精華。這里碧波縈繞，花木繁茂，南宋理宗皇帝和清帝康熙都曾在此營建行宮、御花園，占了大半個孤山。

1000多年前，被譽為“中國古代三大奇跡”之一的京杭大運河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它南起杭州，北至北京，對中國南北的經濟、文化交流與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也給杭州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機遇和蓬勃的發展活力。從空間地理上看，西湖、錢塘江、大運河賦予了孤山創造神奇的可能性。

再說說時間維度。西泠印社創社于1904年，那時候，中國已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甲午海戰，也經歷了八國聯軍進京，大清王朝搖搖欲墜，時日無多。1905年，科舉制度被廢除，很多讀書人求功名無望。在此背景下，一批抱著救國之志的讀書人紛紛到國外求學，希望找到解決中國問題的答案。恰在此時，一群金石名家結社于孤山南麓研討印學，他們發現，中華文化幾千年不滅的基因就在文字里。保存金石，就是保存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密碼。

篆刻藝術是中國獨特的極其寶貴的文化遺產，它融書法與鐫刻藝術于一爐。印的歷史一直可以追溯到戰國時期，但由實用走入藝術領域，則是在唐代以后。西泠印社創社的最初宗旨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學”，到1963年復社后，又多了四個字“兼及書畫”。可以說，120多年來，西泠印社始終走在一條弘揚和發展國粹的道路上。

第一份社員名單

西泠印社創建于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因地鄰西湖西泠橋而得名。1906年，當時的杭嘉湖道臺李輔耀先生曾手寫了一份西泠印社的社員名單，總共13位。在這份名單上，可以看到西泠印社的“創社四君子”——丁輔之、王福庵、葉為銘、吳隱，當時他們的平均年齡僅為30歲左右。還有一個人叫唐醉石，當年是個十幾歲的少年，后來任湖北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這份名單中的最后一位是河井仙郎，他是近代日本金石界的一代宗師。

從西泠印社這份最早的名單里可以看出，社員組成不論老幼，無論西東。2024年，西泠印社開展120周年創社紀念活動，同時公布了一批名譽副社長和名譽理事的名單，其中也有日本人。

在李輔耀給我們留下的13位社員名單之前，寫著“西泠印社同志錄”七個字。所謂同志，最早見于春秋時期左丘明所撰的《國語》：“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所以，西泠印社是一群有著共同志向的印壇同志結社創建的。

如今，西泠印社社址內園林精雅，景致幽絕，其中矗立著四尊雕像。第一尊雕像是清代書畫家、篆刻家丁敬，他是浙派篆刻的開山鼻祖，為“西泠八家”之首。第二尊是四位創社元老中年紀最長的吳隱先生。第三尊是晚清民國時期的藝術大師吳昌碩先生，這尊雕像是日本雕塑大家朝倉文夫的作品。第四尊是皖派篆刻領袖鄧石如。

對于浙派篆刻的開山鼻祖丁敬，清代詩人袁枚有10個字的評價：“世外隱君子，人間大布衣。”他是一位隱于市井的大君子，是一個性格獨立、精神自由的大金石家，“非生命之契不得求一字”。

在丁敬創立浙派篆刻之前，流行的篆刻流派叫皖派。皖派篆刻的代表人物就是鄧石如，他的特別之處在于沖刀法。所謂沖刀法，就是一氣呵成，一刀見底，“江流有聲，斷岸千尺”，氣勢磅礴。丁敬所代表的浙派篆刻的刀法則是切刀法，印從刀出，一刀一刀如懸崖峭壁，蒼勁爽脆。

在西泠印社的小龍泓洞前，站立在洞口的是鄧石如先生的立像。在這里，我看見的是“天下第一名社”的大格局和大胸懷。

相互讓賢的“君子之社”

吳昌碩先生是西泠印社的第一任社長。

西泠印社一共有七任社長。吳昌碩先生從1912年到1927年，擔任了15年社長。第二任社長是著名的金石考古學家馬衡先生，1947年，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馬衡眾望所歸，“遙領社職”。擔任社長時間最短的是第三任社長張宗祥先生，前后不到2年時間。第四任社長沙孟海先生擔任了13年社長。其余三任社長分別是趙樸初、啟功和饒宗頤。

擁有120多年歷史的西泠印社，有社長的時間只有50多年。這樣一個享有崇高名望、代表中國文化制高點的學術社團，竟然從1904年創立到1912年這么長的時間內是沒有社長的。雖然，西泠印社的“創社四君子”誰都有資格擔任社長，但他們相互讓賢，誰也不肯出任社長一職，而是誠意等待更為合適的人選。終于，1912年，他們找到了海派書畫領袖人物吳昌碩先生，請他出任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長。高山流水，金聲玉振，這就是“君子之社”。

什么是西泠印社的鎮山之寶？我覺得真正的鎮山之寶是孤山之巔觀樂樓東墻上的碑記。觀樂樓是“創社四君子”之一吳隱先生為追慕先祖季札而筑。碑文上說，希望君子風范“傳之久遠，無俾失墜”。什么是君子風范？吳隱的先祖是吳國公子季札，他的主要事跡是三次讓國、鑒賞周樂和勸楚退兵。“季札讓國”“延陵掛劍”等事跡，反映了他謙讓、守禮、仁義、誠信等美德。這些高尚品性正是西泠印社的社員們所共同推崇、仰慕和追求的。我以為，這個碑記正是西泠印社的“君子宣言”。

三個“托孤”故事

在西泠印社的歷史上，曾經有過三個“托孤”的故事。

第一個托孤的故事發生在1922年。西泠印社“創社四君子”中年齡最長的吳隱先生，在病重彌留之際，把自己一雙年幼的兒女托付給了最好的兄弟丁輔之。10年后，丁輔之的兒子娶了吳隱先生的女兒吳華英，成就了一段名門佳話。

第二個托孤的故事發生在抗戰時期，這次被托付的是整個西泠印社。1937年12月23日，日本侵略者攻進杭州城，西泠印社眾人紛紛去各地避難，他們把西泠印社托付給了在山上經營茶水鋪的葉氏父子。父親叫葉六九，他有兩個兒子，分別是葉秋生和葉德生，他們一家在孤山上以賣茶葉、賣碑帖為生。

戰時生活朝不保夕，臨走時大家約定，要盡量籌措費用，為葉家19口人提供護社和生活的日常開支。藏身余杭的葉為銘罕見地為自己的作品開出潤例，這位從來不重名利的君子在戰時卻把掙錢當作第一要務。

就這樣，葉氏父子在山上守了整整8年。抗戰勝利后，大家回到孤山，發現西泠印社幾乎完好無損。因葉家父子護社有功，在1947年補行的創社40周年大會上，丁輔之把葉德生和葉秋生的名字錄入了西泠印社社員名單，作為對葉氏父子的特別褒獎。

第三個托孤的故事發生在1949年。1948年，西泠印社的“大管家”葉為銘先生去世。1949年的夏天，丁輔之先生也因病臥床不起，他在病榻上向王福庵先生提議：我們把孤山西泠印社捐給政府吧。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后，王福庵先生與吳隱先生的兒子、丁輔之先生的義子吳振平一起給杭州市政府寫了一封4頁紙的信函。信中包括以下三項內容：第一，要求保留西泠印社的名稱，不要改變。第二，對孤山上西泠印社的所有動產與不動產進行了具體登記，由吳振平把地契文件和捐獻信函一并交給政府。第三，請求把山上售茶處的生意仍然交給葉氏兄弟來做。這就是西泠印社的君子之風，在捐社的最后時刻，他們仍然沒有忘記護社有功的葉氏兄弟。

幾年以后，王福庵先生也去世了。臨終時，他把自己創作的所有印章精品都捐給了上海博物館，并把自己收藏的887方印章全部捐給了西泠印社。他的孫子王乃康說，他去世時，一同入葬的只有一支煙斗、一把刻刀和幾支毛筆。

文化傳承的旗幟

作為中國現存歷史最悠久的文人社團，已有120多年歷史的西泠印社之所以成為“天下第一名社”，是因為其學術地位和社會聲譽不但在印學界和書畫界獨樹一幟，而且在日本、韓國和東南亞頗具影響。其悠久的歷史、厚重的文化內涵、重大的國際影響和社會聲譽，全國只此一家。

而我認為，“天下第一名社”之譽，更是源于西泠印社延續了中國文人對于理想人格和風骨的塑造。西泠印社中人雖然都是一介書生，但是他們有著士的擔當。什么是士的擔當？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1899年秋天，北京有個叫王懿榮的金石學家，在購買中藥時無意間在“龍骨”上發現了一些難以辨識的文字，最終發現了甲骨文。甲骨文的出現，冥冥之中帶著某種寓意。甲骨上的文字保留了中華文化源頭的完整信息，透露著中華文明的基因密碼，這就是金石文化的特殊價值。

120多年前，舊世界搖搖欲墜，中國文人紛紛將視線從秦磚漢瓦、經史子集上移開，投向代表著先進與未來的西方。而在金石篆刻之學積淀豐厚的浙江杭州，西泠印社選擇與古為徒，一意而孤行，逆世而不懼。君子自有使命擔當，自有匡扶天下、喚醒文化復興的自覺。正是西湖邊上這次意味深遠的結社，使他們找到了打開通往中華傳統文化源頭路的一把鑰匙，成為一面文化傳承、保存國故的精神旗幟。

雖然孤山上的西泠印社只有海拔38米高，但是，這座小小的孤山在中國文化的整個版圖中，卻是一座喜馬拉雅山一般的存在，是無數中國人心中的精神家園。

孤山不孤，君子有鄰。西泠不冷，金石為伴。這是西泠印社的魅力，也是中華文化自信的精神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