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著春秋》，王樹增著，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十年前完成《抗日戰爭》后，軍旅作家王樹增投入大量時間精力潛心搜集、整理典籍，專注于《天著春秋》的寫作。他甄別史料，也多次尋訪古戰場、古遺跡，終于以高品質的歷史書寫，完成了這部既是古代戰爭史，也凝注華夏文化、文明回望的大作。

除古代戰爭的豐富內容外，《天著春秋》將夏商周三代到春秋五霸的輝煌與挑戰，文明的興盛與延續，政治的復雜與權謀，都生動地展現在我們面前，既可以從中看到古代中國的治國方略、哲學理念、傳統禮俗、文化心理等，品味中華民族的文化底蘊和歷史智慧，又因作者從個人史觀和文化觀切入的精妙解讀，為我們理解中華傳統文化提供了寶貴的視角。

據不完全記載，春秋時期的大小戰事達500多次，100多個諸侯國曾被兼并或亡國，超過50位君主被臣下或敵國殺死。戰爭在霸權更替、推動歷史發展中起到什么作用？ 書寫戰爭，不是為了揭秘，也不止于梳理，王樹增希望以重要戰爭為脈絡，講述一個復雜多變的時代，去發掘在極端的戰爭條件下所形成的信仰與精神力量，以及這種精神力量對于當代中國人的意義。

中華讀書報：無論是《1901：一個封建王朝的背景》和《1911》、“現代戰爭三部曲”（《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還是《朝鮮戰爭》，您所選擇的都是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的重大轉折點，《天著春秋》也不例外，起于夏商終于春秋戰國，中國漫長的奴隸社會走到了盡頭。您在完成《抗日戰爭》后曾透露書寫古代戰爭的設想，為何選擇從春秋時期切入？這一階段戰爭對軍事思想形成有何特殊意義？

王樹增：人類文明史，幾乎伴隨著一部戰爭史。隨著青銅時代的到來，狩獵和農耕生產力得以迅速提高，人口繁衍加速，各部落之間的生存競爭愈演愈烈，戰爭行為便成為生存需求之一。就中國古代史而言，春秋時期是戰爭密集發生的年代，梳理發生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的戰爭史，春秋時期是重要的源頭。誕生于春秋時期的古中國的兵家文化，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塑造中華民族性格的重要的文化依托，是世界文明史中極為燦爛輝煌的篇章，中國的兵家文化，至今影響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在完成《抗日戰爭》的寫作之后，踏著響徹這片土地上的連綿不斷的戰鼓之聲向遙遠的過去尋古溯源，是我心懷已久的寫作夙愿，因為我知道，要徹底解析人類的戰爭行為，不親耳聆聽上古戰場上的鼓樂齊鳴，幾乎無法自圓其說。

中華讀書報：為撰寫《天著春秋》，您進行了長達十年的史料研讀與田野調查，能否分享最觸動您的發現或細節？

王樹增：我認為，中國古代典籍中，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史書”。無論是《史記》還是《左傳》，和《詩經》一樣，都應該歸于文學范疇。理由是：無論近現代考古學如何發展進步，人類歷史的所謂“客觀真相”，依舊是個謎團。所有的《史書》，都是編纂者站在個體立場上的“創作”。因此，對史料的研讀，最大的功課是透過狹窄的縫隙最大限度地尋找歷史真相的蛛絲馬跡——毋庸諱言，得出的結論也距離“真相”尚有相當的距離——在這個意義上講，史料的研讀是干枯艱辛的，絕少有撩撥心緒的時刻。而走訪古戰場，卻是另一番風景：大河兩岸，沃野千里，山隘險峻，溝壑幽深，大河還是那般流淌，春草還是那般婀娜，歷史上一場又一場的血流成河沒有任何留痕。于是不由得仰天詰問：那些帝王將相們呢？那些甲士兵卒們呢？人類為什么要進行戰爭？ 戰爭對人類文明的發展的影響是什么？在面對亙古山河的那一瞬，這些詰問涌上心頭，催發了我的寫作欲望。

中華讀書報：從現代戰爭史轉向古代戰爭書寫，研究方法和敘事視角有哪些突破性調整？ 您認為這種跨時代解讀最大的難題是什么？

王樹增：無論是寫現代戰爭還是古代戰爭，都是對文化的解讀。所謂研究方法和敘事視角，實際上是文化解讀和視角。因此，古代戰爭的書寫，首先是對中華文化的回溯與瞻仰。但是，無論是《史記》《左傳》《詩經》《楚辭》，還是孔墨老莊，研讀都有相當的難度。這個難度，不是今人對古文字閱讀的障礙，而是要擯棄以今人的思維和視角去理解古人的思維方式，首先努力使自己成為“古人”，此乃難度之最。

中華讀書報：《天著春秋》中對“一鼓作氣”“臥薪嘗膽”“退避三舍”“秦晉之好”等典故的解析令人耳目一新，如何在保證史學嚴謹性的同時賦予文學感染力？

王樹增：如今“非虛構”類文學寫作和閱讀，似乎有熱起來的趨勢，我理解的“非虛構類”文學寫作，至少有兩個特征：一、非虛構，即嚴格遵循考證的原則，事件、情節、人物等等均不得虛構；二、是文學而不是史學，后者是以歷史事件為線索，梳理歷史的前因后果，得出歷史的規律性結論，前者是遵循“文學即人學”的原則，主旨是寫歷史中的人，梳理人的精神發展脈絡——所謂“文學感染力”，即從這里而來。因此，歷史事件僅僅是個依托，我想介紹給讀者的，是“退避三舍”“臥薪嘗膽”和“一鼓作氣”中的當事人，這些當事人的思維和行為，才是寫作和閱讀的精華。

中華讀書報：書中描寫了很多對后世影響巨大的歷史事件，這些事件歷經千年，融為中華民族的精神品德和智慧，同時也處處充滿哲理和辯證，比如權力和人理之辯。比如書中既呈現“血流百里”的殘酷，又描寫“君子好逑”的溫情，這種雙重性是否暗含您對戰爭與人性的思考？

王樹增：單純的、純粹的東西和事物，世間根本不存在，因此，我喜歡“雙重性”這個詞。毫無疑問，對文明的摧殘與破壞，對生命的蔑視和殺戮，莫過于戰爭。但是，人類的戰爭行為的雙重性是：戰爭推動了人類社會的國家形態的完善和進步，推動了生產和技術的發展，催生了哲學、美學和宗教，產生了人類的英雄崇拜——可以說，沒有戰爭，人類文明的腳步便無法前行，這個結論殘酷無情，但符合人的本性和歷史發展規律。因此，“君子好逑”的同時又“血流百里”，不正是歷史的本來面目么？

中華讀書報：這種雙重甚至多重性的比照在作品中無處不在。比如表現《詩經·鄭風·東門之墠》時，您寫道：“東門外美麗的花園呀，茜草沿著山坡生長。她的家離我近在咫尺呀，人兒卻像在很遠的地方……”以現代語言傳遞出民歌風情，反映普通百姓的幸福生活，與激烈殘酷的戰爭相互映襯，更顯出您在歷史書寫中深切的人文情懷。《天著春秋》不僅僅是戰爭史，而是以戰爭為線索的、以戰爭為脈絡的上古時期文化史、生活史、精神史。這部書的資料多出自《左傳》《史記》等，但您的解析和判斷客觀而真實，史中見實。您在寫作中秉持怎樣的理念？

王樹增：我無法做到“客觀而真實”——《史記》是司馬遷的“真實”，《天著春秋》是我的“真實”——司馬遷秉承著怎樣的理念，不得而知，我遵循的歷史觀是：歷史是人民創造的。為了《天著春秋》的寫作，我研讀上古文化史、生活史、精神史，都是從“我的歷史觀”這個基點出發，尋找那個時期的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這兩種狀態，是我寫作的基座。我寫了帝王們，但是，我力求在我的筆下，讓帝王們回歸到“人”的精神層面——只有將這種層面寫透徹，才有當代讀者的心領神會。

中華讀書報：相信有心的讀者能體會到您的良苦用心。作品以鳴條之戰、牧野之戰、長勺之戰等十場古代大戰串聯千年歷史，篩選標準是什么？ 在一般讀者印象中，似乎“麻隧之戰”相對冷門？

王樹增：十場戰爭的選擇都基于一個原則：導致欲望的破滅和國運的改變。“麻隧之戰”是晉國樹立大國地位的開端，也是秦國國運處于低谷的時刻——有趣的是，不久，不可一世的晉國解體了，秦國卻成為霸主——這就是歷史。從這個角度上看，此戰不“冷門”。

中華讀書報：《天著春秋》既寫出了歷史的大脈絡，又寫出了其中的人和精神。您以戰事的視角切入，對歷史、文化進行了多維度的呈現和解析。諸多君王、重臣、將領、游俠、謀士不再只是單一的符號，更是有血有肉的個體。非虛構寫作中如何刻畫人物，您的觀點是什么？

王樹增：文學對人物的刻畫，實際上是對人物性格的塑造，這個塑造除細節之外，還是細節。我的非虛構寫作的體會是：大歷史框架和豐滿細節，兩者缺一不可，誰將兩者融合得恰到好處，誰就是大家。

中華讀書報：評論家李敬澤稱本書為“精神的尋根之作”，您希望讀者從中獲得哪些超越戰爭本身的理解？

王樹增：所謂“精神的尋根”，或許這是所有優秀文學作品共有的追求，只是《天著春秋》的精神溯源更為久遠。我希望讀者能夠從《天著春秋》中，不僅僅讀到了古代戰爭，更重要的是，讀到了人生的起伏跌宕、自然的春華秋實、生命的毀滅再生和興亡的周而復始，從而使得我們看這個世界的紛繁更加理性、心胸更加開闊，使我們面對自己的人生和生命時，積極坦然，從容快樂。

中華讀書報：書中對兵器、儀式的考據極為精細，這類細節對普通讀者理解歷史有何助益？

王樹增：《天著春秋》的寫作，考據最為繁復的，是古代戰爭的樣式、陣型、兵器、戰法、部隊編制、指揮系統、后勤保障，以及戰鼓的尺寸和敲擊處不同鼓點的含義、戰旗樣式和顏色具有的不同等級和指揮權限；甚至戰場口糧的營養成分和各國軍裝樣式的設計理念等等，史料珍稀，如同瀚海拾貝。但是，這類細節的豐潤，是作品成敗的重要前提，也是讀者的期望之一。

中華讀書報：莫言評價您“主觀地解讀客觀的戰爭”，您如何理解非虛構寫作中作者主觀性與歷史客觀性的邊界？

王樹增：莫言指的是虛構類寫作和非虛構類寫作的區別。如果“客觀性”指的是歷史本身的話，作家的獨特解讀，就是所謂的“主觀性”。在優秀的非虛構類作品中，有一個必須的特質：對歷史的獨特的理性解讀。寫作的動力和靈感，正是這個“主觀性”，讀者閱讀的目標，也正是作家的這個“主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