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秋末，修訂過剛寫完的短篇，我感覺寫作陷入了停滯。“一個點子+一個知識領域+一個故事”的寫作方式，已經成為在敘事表面不斷重復的套路，我無法說服自己再這樣寫下去。停滯的狀態一直維持到第二年春天。我想起一位朋友之前推薦過米蘭·昆德拉的《帷幕》，覺得是時候找來讀讀了。

一本薄薄的《帷幕》，前后讀了一個月，一遍粗讀，一遍精讀，還摘抄了兩本筆記，獲益匪淺。書中，米蘭·昆德拉講到卡夫卡向朋友們朗誦《審判》的情況：“第一章（卡夫卡向他的朋友們朗誦了這一章，朋友們都被逗樂了）可以理解為（而且完全是有道理的）一個簡單的、好笑的小故事。”昆德拉繼續寫道：“但是，卡夫卡并不想寫（我再次借用福樓拜的話）‘一個或多或少具有些精神性的奇異故事’，……他想‘賦予它許多細節，加以發揮’，強調它的‘逼真性’，……從而將它做成‘一件嚴肅、甚至可怕的東西’。他想深入到一個笑話的黑色深處。”

以荒誕開始，以真實走過，以黑色深處結束。這看上去不但有趣，而且也像是不一樣的小說。

剛好我所在的單位為了應對上級集團的檢查，接到通知：桌面上不允許放置任何私人物品。開會時，領導一再強調檢查的重要性，還特意提起某單位最近被通報批評，涉嫌公款吃喝，而起因只是檢查組在茶水間里發現了一袋小餅干。這在我看來，的確像是一則笑話。不單單因為可笑，更因為它具備某種荒誕性。

好了，起點已經有了，接下來就是一點點把它完成，于是就有了這篇《咖啡》。

先說說作者的敘事語態吧，我一直覺得這是個值得探討的技術問題。作者是在正襟危坐地論述，還是在飽含愛意地低聲呢喃，抑或于陰影中竊竊私語，都決定了小說的氣質，也決定了作者與讀者會以怎樣的方式溝通。我從前愿意扮演一個閑聊者，桌上擺了幾盤炒菜，開了啤酒，給自己倒一杯，又給對面倒滿，然后說：哥們，聽我慢慢給你嘮。這樣的語態帶來的好處是輕松、自然，話題由淺入深，可以將讀者不知不覺間引入故事。但這么做也有很大的問題，那就是太依托口語和生活化的敘述了。于是在《咖啡》中，我選擇做一個隱藏在故事背后的敘述者，一個掌管放映機的人，讀者只需要關注投射到幕布上的光影就夠了。

除此以外，我也做了一些其他嘗試。

例如試圖讓故事變得荒誕。馬林與楊副總的對話算是小說的高潮部分。馬林一直深信被辭退一定要有正式文稿和正式談話，這是鐵一般的程序與規則。但楊副總作為掌握權力者，根本毋需任何形式，閑聊中，隨口說了一則關于歐洲旅行的荒誕故事，便足以將馬林打發掉。被執行者奉為圭臬的規則，只不過是掌握權力者的工具罷了。而最荒誕的可能在結局——經過考量、思忖、揣測，甚至不惜以做咖啡來討好同事的馬林發現自己從一開始就搞錯了地址，他壓根就不是這個公司的員工，連被裁員的資格都沒有。

在《咖啡》中，我嘗試插入了一些管理學話術、領導的講稿、廣告宣傳語之類的無意義的句子，以期塑造馬林這個人物形象。他是被長期規訓的異化的人，不但擺脫不了這些空洞的語言，還在不自覺間將它們內化為自己的思想。在職場最悲哀的可能不是甘為牛馬，而是自我意識與思維已經被這些空洞的語言所占據。在大大小小的公司里，語言和人都被抹殺了個性，淪為工具。

在我開始寫作時，很欽佩極簡主義的代表雷蒙德·卡佛，甚或在一些寫作技法和語言風格上都努力向他學習。但這一次，我想擺脫卡佛的影響，因為隨著寫作的繼續，我越來越感覺到這種風格已經開始成為一種束縛，也是一種理念上的左右互搏——好像小說的整個寫作過程，都是我和卡佛在角力爭斗。在《咖啡》中，我不再追求口語化和短句子，而是更傾向于語句的書面化與象征性。在塑造人物時，我為人物（主要是馬林）注入了更多的綿長的心理描寫，而不是以動作和對話構成人物剪影。如果說卡佛的小說是一柄冰冷鋒利的剃刀，那么我現在更想要的，是一杯苦澀酸冷的咖啡。

在塑造人物方面，我嘗試以將次要人物符號化的方式達成對男主角的聚焦。我為男主角賦予了真實的姓名，而其他人都以咖啡品種或者職位命名，意在“去人格化”，讓他們成為職場中標簽化的工具。這也突出了馬林的孤獨，他是幽暗的小說世界中，唯一被燭光照亮的人，也是職場中尚殘存自我認知的人。但只要他留在職場里足夠久，也最終會淪為沒有名字的牛馬。

《咖啡》要用什么樣的語言，我做了一番考量，以期刻意淡化地域性。我是東北人，在之前的寫作中，一直喜歡用一點東北方言或者東北風土人情的描寫“提鮮”。但在這篇小說中，我更關注的是普遍性，而非差異性。而且模糊的地域背景，可以增強故事的象征性。我希望這是一篇身在職場的讀者都能讀懂的小說，無論他們身在南方還是北方，我也希望他們在讀到某個熟悉的場景時能會心一笑。

說到笑，在《咖啡》中我加入了一些黑色幽默的情節，除了調節敘事節奏之外，也增加了荒誕的意味，例如一向沉默寡言的“拿鐵”忽然對滿主任的口紅色號侃侃而談，負責安全生產的“愛爾蘭”實則是個在咖啡里兌入威士忌的酒徒。

當然，我一定要加以解釋，我所在的單位負責安全生產的是位不近煙酒、認真負責的同志，盡管我所在的單位一樓的確有一家“醉愛KTV”，但在小說中，無論在現實里是否真實，都要服從小說真實。就像我從未去過皮蘭或者伊斯坦布爾，但也不妨礙利用想象力，把它們變為小說場景的一部分。關于《咖啡》中出現的歐洲旅行故事，我曾想以某個聽來的真實故事為藍本，但前后處理幾次都不滿意。是《帷幕》中的兩句話啟發了我：“自從卡夫卡越過了不逼真的邊界，這一邊界就不再設有警察、海關，永遠開放了。這在小說的歷史上是個偉大的時刻。”是的，雖然我已經寫了許多小說，虛構了許多人和故事，但在面對不逼真的邊界時，我始終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在《咖啡》中，我打算大膽試一次。歐洲旅行故事按照小說中已有的邏輯展開了，它可能不符合由巴爾扎克或者福樓拜這些前輩所堅守的“真實的寫作”，但它完全具備了在《咖啡》中該有的，介于真實與虛幻之間的氣質。

小說的樣式或者不同，但人和人性從未改變過，無論是弗蘭茨·卡夫卡筆下的K，約瑟夫·海勒筆下的約翰·尤索林，還是讓-保羅·薩特筆下的羅岡丹。我想，作為寫作者的使命之一，就是以不一樣的書寫方式抵達人性中人所共知卻又諱莫如深的那一部分，那個黑色的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