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州鐵瓶巷深處，矗立著一座見證江南文脈過去一百多年聚散流轉的藏書樓——過云樓。從誕生之初單純的收藏之所，到后來成為文人雅士的會聚之地，再到歷經風雨后成為一種文化符號，過云樓的每一段經歷都與江南文脈緊密相連，是近代江南文脈傳承的見證者、參與者。

遺韻肇始：從文人會聚地到藏書圣地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蘇州進士顧文彬在宦海沉浮二十余載后，將目光投向姑蘇城中的一片廢墟——明尚書吳寬復園故址。這位官至浙江寧紹道臺的士大夫，以重金購得這片土地，開始構筑一個超越個人生命的文化理想。顧文彬精于詩詞音律，更癡迷書畫收藏，他將畢生所得匯聚一處，取蘇東坡書畫“譬之煙云之過眼”的意境，將這座藏書樓命名為“過云樓”。“過云”二字既體現了顧文彬對書畫收藏豁達超脫的態度，又暗含對文化傳承的使命感——即便如過眼云煙，也要珍視當下，妥善保存文化遺產。為此，他制定了嚴苛的“十四忌”藏書法則并傳之后代：霾天、污穢、燈下、酒邊等十四種情形下嚴禁接觸藏品，甚至“徇名遺實”“重畫輕書”等鑒賞態度也在禁止之列。

過云樓建成后，迅速成為江南文人雅士的會聚之地。他們在此品鑒書畫、交流學術、吟詩作畫，過云樓從最初單純的收藏之所，逐漸演變成江南文化交流的重要場所，彰顯出濃厚的文人雅意。

在顧文彬的影響下，其子顧承等家族成員也對書畫收藏和文化傳承滿懷熱情。隨著顧氏家族的藏書事業不斷發展壯大，過云樓聲名遠揚，逐漸成為江南藏書的圣地，享有“江南收藏甲天下，過云樓收藏甲江南”的美譽，吸引了無數文化愛好者的目光。1921年，康有為慕過云樓之名，兩度求見其第三代主人顧麟士，顧以病婉拒。康臨別作《懷顧君鶴逸》贊其如顧愷之（東晉畫家、詩人），顧未回應。一月后康再寄信贈書邀約，仍無回音。兩月后康改寫原詩為“閉門高臥謝塵世，聊寫丹青當臥游”，表面贊美顧氏隱居風范，實則以“臥”字異位重字暗諷其“困臥”家業，然詩句仍透露出康有為對過云樓書畫收藏的歆慕。這種褒貶交織的題詠，恰印證了過云樓的文化影響力。

棟宇藏珍：建筑里的文化密碼

過云樓所在的建筑群落，與蘇州怡園相連，構成集住宅、花園、義莊、祠堂于一體的文化綜合體，是江南士大夫生活的完整呈現。顧文彬在設計時展現出非凡的文化智慧，取法寧波天一閣的典藏理念，將過云樓建為獨立建筑，不與樓房合墻，其式樣類似鐘樓。過云樓的建筑方案既避免了天一閣木構之不足，又借鑒蘇州葑門鐘樓的特色，其建筑群的東、北兩側均為風火山墻，以實心開斗青磚砌筑。山墻用花崗石作為墻基，起到既防地面潮氣侵蝕墻體，又防火防盜賊掘洞的作用。豎立的高墻隔絕了外界的視線，出入口建成狹小的石庫門，以避免人們對庭院的注意，這種選材和設計方式，反映了當時人們在文物保護方面的高超智慧。

樓名匾額“過云樓”三個字，出自晚清思想家馮桂芬之手，筆力雄渾，氣勢非凡。樓內楹聯“一藏于密，萬卷琳瑯”，點明了過云樓藏書之豐。廳堂內還懸有“霞暉淵映”與顧文彬自題的“煙云過眼”的匾額，時刻提醒人們對藏品應持豁達態度。這些匾額和楹聯，不僅具有很高的書法藝術價值，更是過云樓文化內涵的重要體現，彰顯了顧氏家族的文化品位和收藏理念。

2013年修繕工程中，工匠們意外發現一個寬1.3米、長7米的神秘密室，隱藏在二樓東側屋面坡頂下的甬道內。參與修繕的專家推測，古籍善本很可能是放在這個密室里的。這個發現揭示了亂世中顧氏守護文明的智慧，也為建筑增添了一絲神秘色彩。

珍籍墨寶：典籍中的文明星圖

過云樓所藏的典籍和書畫，可謂“星漢燦爛”，宛如一幅宏大的文明星圖，展現了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博大精深。顧文彬將這些藏品著錄編著為《過云樓書畫記》，所錄藏品“上自宋元，下止于清初四王吳惲，皆為顧氏所藏，每件作品后均有題語，凡所考辨，俱甚精審”。

在古籍收藏方面，過云樓擁有從全國各處收集來的宋元古籍、精寫舊抄、明清佳刻、碑帖印譜，多達800余種，數量破萬卷。不僅藏有敦煌藏經洞被發現前便已傳世的唐寫經、《北宋拓定武蘭亭五字未損肥本》、記錄蘇轍貶謫生涯記憶的宋刻本《龍川略志》《龍川別志》等，還有被譽為“宋版百科全書”的40冊宋刻孤本《錦繡萬花谷》。有學者考證，“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這首七絕《清明》最早收錄于《錦繡萬花谷》第26卷，題目是《杏花村》，但并沒有署作者名字，只是后面有注“出《唐詩》”。除了宋版古籍，過云樓還收藏了大量明刻本、稿抄本等，對于還原古代學術研究的真實面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過云樓收藏的書畫以精善著稱，主要收錄于顧文彬編纂的《過云樓書畫記》和第三代傳人顧麟士編纂的《過云樓續書畫記》。兩書共收錄歷代書畫作品359件（套），其中書法87件，繪畫272件。書法作品收藏自隋唐以下，囊括宋、元、明三代，止于清初，代表有隋智永《真草千字文》卷、元鮮于樞等五家《贈筆工范君用》冊、明吳寬行書《種竹詩》卷、明祝允明楷書《擬詩外傳》卷及行楷書《正德興寧縣志》冊等。繪畫作品以宋元至清代的為主，其中清初“四王惲吳”作品較為可觀，如南宋揚無咎《四梅圖》卷、元錢選《山居圖卷》、元華祖立《玄門十子圖》、明唐寅《王公拜相圖》卷、明文徵明《湘君湘夫人圖》軸、清王翚《黃鶴傳燈圖卷》等。

這些珍籍墨寶，不僅是藝術珍品，也是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它們承載著歷代文人的智慧和情感，通過過云樓的收藏和傳承，得以流傳至今，為后人研究中國古代文化、藝術、歷史等提供了豐富而珍貴的資料，宛如璀璨星辰，照亮了我們探索歷史文化的道路。

風雨護持：六代人的文化長征

過云樓的藏書和書畫珍品能夠歷經歲月滄桑，流傳至今，離不開顧氏家族六代人的精心守護，這是一場長達150余年的文化長征。

民國年間，過云樓第三代傳人顧麟士的好友傅增湘要求借閱過云樓藏書，顧麟士礙于情面不得不答應，但提出苛刻條件：只能翻閱不能帶紙硯抄寫。傅增湘每日觀書數種，晚上回去后憑記憶寫下書目，編纂成《顧鶴逸藏書目》，發表在《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五卷第六號上。過云樓藏書勝景由此大白于天下，也引來了日本人島田翰的覬覦。島田翰專門研究中國古籍版本，在日本財閥的支持下，其欲高價購買過云樓藏書，但顧氏家族堅守底線，不為利益所動，島田翰的企圖未能得逞。

抗戰期間，過云樓藏品曾遭日軍劫掠。戰火紛飛時，過云樓第四代傳人顧公雄決定舉家遷往上海租界。顧公雄將所有書畫裝滿一車先送往上海，車上沒有空余位置，為確保藏書的安全，只得將兩個兒子暫留在常熟一小店里，第二天才派人來接。與此同時，顧家人在住所天井挖掘出一個十余平方米的地窖，將無法運輸的書畫密封在白鐵箱中藏入。蘇州淪陷后，日軍對顧家醋庫巷西津別墅進行了十五天掘地三尺式的搜查。待局勢稍平靜，顧家人回到蘇州，發現家園慘遭蹂躪，被搜出的字畫卷軸堆積一地，字畫芯子全被挖走；沉在井里的商周青銅器全不知去向。地窖雖未被日寇發現，卻已進水，白鐵皮箱浸潤在潮氣中，箱體生銹，箱內書畫霉變，損失慘重。即便如此，顧家后人還是保留了大量珍貴藏品，即便戰爭期間生活窘迫，顧家人也沒有萌生過典賣的念頭。

新中國成立后，過云樓第五代傳人遵照顧公雄遺愿將家藏捐贈給上海博物館，共捐贈393件書畫、10多部明刻善本和罕見稿本。顧公雄只繼承了家藏的四分之一，其余藏品分散在其他子嗣手中。1992年，南京圖書館向過云樓第六代傳人購得500余部3000余冊藏書，占過云樓所藏四分之三，其中，宋、元、明、清歷朝版本都有，包括刻本、抄本、稿本等各種類型。

文脈永續：跨越時空的文化回響

如今，過云樓雖歷經歲月變遷，但依然熠熠生輝。不過，它已從昔日私家藏書樓演變為一座文化陳列館，免費向社會開放。陳列館采用圖文介紹及實物呈現，配合多媒體技術，觀眾只要觸摸一下屏幕，就可以翻看過云樓曾經收藏的書畫藏品，零距離了解過云樓歷史。除了書畫展覽，館內還經常舉辦非遺技藝體驗等活動，觀眾置身其中，可以通過更多載體觸摸江南文脈。

“過云樓”不僅是一棟建筑，更成為一個文化符號或者說文化IP。江蘇以過云樓的藏書故事為背景，創作出音樂劇《錦繡過云樓》，這部融合昆曲與流行音樂的作品，不僅受到國內觀眾的歡迎，還走向了世界。有關過云樓的中外文書籍近些年也已出版多部，讓過云樓所承載的江南文脈通過多種形式得以傳承。

過云樓六代守護者的背影漸行漸遠，但書魂從未消散。當宋刻孤本《錦繡萬花谷》在博物館中展陳，當怡園的假山倒影在數字展廳再現，我們看到的不僅是“煙云過眼”的豁達，更是“霞暉淵映”的文化永恒。過云樓，這座江南藏書樓，用百年滄桑印證：典籍會流散，建筑會傾頹，而江南文脈之火生生不息，永不斷絕。

（作者：張 琦，系中央黨校圖書和文化館助理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