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戰爭中，有這樣一群臺灣青年，他們在中華民族危急關頭，毅然決然地奔赴祖國大陸參加抗日斗爭，用實際行動彰顯中華兒女的赤子情懷。今天，讓我們跟隨臺灣作家尋找一位到祖國大陸參加抗戰的臺灣青年，傾聽兩個關于“尋找”的故事。

——編者

一

這個夏天，為了協助攝制紀念臺灣光復80周年的紀錄片，時隔近40年，我又再度來到以蓮花聞名的臺南白河小鎮，尋訪吳思漢的老家及其親屬。

吳思漢本名吳調和，1944年，為了到祖國大陸參加抗日戰爭，舍棄日本京都帝大醫學部學業，易名吳思漢，只身穿越朝鮮半島，過鴨綠江，潛入東北、華北淪陷區，再突破前線封鎖，深入內地，歷經一年三個月艱難而曲折的跋涉，抵達重慶，抗戰勝利后回到臺灣，1950年因為參加中共臺灣地下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犧牲。

1987年3月，我因參與《人間》雜志專題制作，采訪林書揚先生，從他那里第一次聽到吳思漢的名字及其傳奇經歷。此后，我被他那流星般燦爛的生命傳奇所吸引，開始循著他生前的腳蹤尋訪他的傳奇之旅。僅僅靠日據時期臺南二中畢業的幾位前輩提供的訊息，我幾次來到位于阿里山余脈的蓮花之鄉，終于在中山路口找到了吳思漢的父親吳勻開設的勻和漢藥房，打聽到吳思漢最小的弟弟還住在那里。但是因為沒有認識的人介紹，我怕驚擾了他，只好在藥房對街徘徊，不敢貿然登門拜訪。我走到不遠處，吳思漢曾經就讀6年、原日據時期白河公學校的操場，在同樣的天空下，想象著當年的殖民地孩子是怎么度過他們的童年。后來，我輾轉從他的姊妹與同學那里得知，他是在他爸爸開藥店那年入學的。少時的他，健康聰明，文靜乖巧，但擇善固執，曾因反抗野蠻的日本人老師而遭暴毆卻不屈服。

二

這次拍攝，憑著記憶與老照片，我帶著攝制人員來到中山路口，但遍尋不著當年就已經褪色的勻和漢藥房招牌。我走進過街另一家招牌比較陳舊的中藥房詢問，經過一番討論，確定了舊址的位置，然后按照指示走回中山路口，來到已經蓋了大樓、應該是原藥房的騎樓下，詢問幾名賣衣服的商販，知不知道原藥房的屋主，一個兩個三個都搖頭。還好，第四個商販說原屋主搬到兩三百米遠的小區，并指引我們去路邊一家診所詢問確切的住所。可當我們頂著午后酷熱的陽光來到那家診所，卻因假日休診而欲問無方。

診所旁邊遮陽棚下，恰好有幾個閑坐聊天的中年男子。我走上前詢問，隨即遵從指點，穿越馬路，來到對街一家租書店，吵醒了柜臺后面打瞌睡的一名老婦人。她聽了我的詢問后起身走到隔壁，叫醒另一名在藤椅上午睡的年紀更大的老者，轉達了我的來意，然后就討論起來，最后確定勻和漢藥房是日據時期吳勻開設的，最小的兒子賣了藥房后，搬到對街巷弄深處最里面一家居住。他們又說知道吳勻有幾個小孩，但是就沒聽過吳調和，更不知道他回祖國大陸參加抗戰后來被槍決的事情。

1943年6月，在日本殖民當局的威脅利誘下，被迫改為日本姓名的臺灣人已達十萬之多。就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下，他懷抱著“大學畢業后，以技術者的身份回歸祖國”的唯一愿望來到日本。當他進入京都帝大醫學部求學時，雖然日軍已在戰場呈茍延殘喘之勢，但是日本學生依舊傲慢，經常壓迫欺凌在京都求學的一大批臺灣學子。他悲憤不已，竭盡全力尋找回歸祖國、為抗戰貢獻心力的途徑。1943年底，中、美、英三國發表《開羅宣言》，明確規定“把日本所竊取的中國領土臺灣歸還中國”。彼時，作為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學生，終于也被強征到前線充當炮灰了。還沒接到征兵令的他，毅然決定即刻前往祖國大陸，加入抗戰行列。1944年4月5日，歷經曲折的尋找與籌備之后，他終于通過同學協助，易名吳思漢，假借探親名義，搭上火車，從日本踏上歸國的旅途。

我們又折回對街，從那幾名閑聊男子身旁的巷弄進去，找到一家廊前小鐵門開著、掛有“春生堂”小招牌的公寓。我向紗門里頭問了幾聲“有人在嗎”，無人響應，于是按照招牌指示撥打了所留的電話號碼。一名老婦人接了電話。我表明身份與來意，她用閩南話回應了我的問詢，確定這是吳思漢弟弟的住所，但他不在，要下午四點才會回家。四點之后，我們再度回到春生堂，見到了年逾八十高齡的吳調宏先生。一進客廳，他就以出乎意料的熱情，叫了我的名字。原來他已經讀過我所寫的有關吳思漢身份認同之旅的報道《尋找祖國三千里》。他說吳思漢年長他20歲，加上此后成為家里的“禁忌”，因而他對大哥的具體情況并不了解。他就讀臺南一中時，也曾因大哥而遭受學校訓導處無理監視與刁難，為了讓校方放心就干脆躺平，因此沒有上大學。而他的二哥則用功學習，臺大畢業后就到美國留學定居，不再回臺。

吳思漢穿越朝鮮，過鴨綠江到東北，經北京、天津、山東，再轉河南，備歷艱險窘苦，終于在河南省葉縣第一次見到大陸官員。他按捺不住內心激動，向縣長表明真實身份與回國抗戰的經過，同時請求協助前往重慶。但是經過一番詢問之后，縣長卻懷疑他的舉止動作很像日本人，又因為他長期穿木屐，腳拇指與食指間的空隙比一般中國人來得大，因此斷定他是日本人而下令拘押。他在那間拘禁的草房望著小窗外頭幽暗的夜色，一種無法言喻的空虛與失望的悲哀隨即涌上心頭，然后就百般委屈地淚流滿面，以為自己尋找祖國的理想幻滅了。可事情又有了轉機，那個縣長并不是蠻頇的官僚，經由秘密調查，查明他所說的話完全屬實之后，隨即把他釋放，并請一名視察前線的省府參議帶他一起沿著伏牛山脈各縣邊境，越過一山又一山，終于平安抵達當時省府所在的朱陽關。

三

離開白河小鎮的第二天早晨，我們前往吳思漢的臺南二中母校，拍攝相關畫面。原先我做了最壞的打算，就是學校不讓進，只能在校門外拍些空鏡，然后敘述一段相關的內容。早上八點前，我們準時趕到學校門前，學生陸陸續續走進校門。我向傳達室的保安表明來意，請他代向校方主管轉達。過沒多久，一個四十歲上下、精瘦斯文的男子來到校門口。我走向前，伸手向他問候并表明身份。正當我要表明來意時，這位臺南一中畢業卻未曾聽聞過吳思漢的主管，友好地微微笑著說他讀過我的《幌馬車之歌》，隨即帶領我們參觀當今猶存的日據時期紅樓、小禮堂，也讓我們進了校史館的檔案室，查閱保存的學籍資料。我在不同屆的學籍名簿上看到了許多在20世紀50年代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犧牲或入獄人員的學籍資料。但是遍翻了畢業紀念冊與學籍資料，怎么也找不到“吳調和”的名字。根據其中學籍資料的編號缺漏，我判斷吳調和當年已經因為回祖國參加抗戰而被除籍，因而沒有任何相關材料了。

歷經一年又兩個月的追尋與跋涉，1945年，吳思漢終于從朱陽關經西安、成都來到日夜思慕的抗戰陪都重慶。可在重慶，他參加抗日工作的要求與熱情，不但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反而再次受到懷疑與陷害。據說因為他的腿短了一些，眼睛有點像丹鳳眼，講的普通話沒有閩南話的口音，國民黨特務機關認為他不像臺灣人，懷疑是受過特別訓練的日本間諜，因此要用美軍飛機把他投落臺灣。在重慶的《大公報》記者李純青與臺灣革命同盟會的宋斐如、謝南光、李萬居等幾位前輩知道后，十分擔憂這位優秀的臺灣青年白白犧牲，于是約了吳思漢在李子壩臨江小樓餐敘，婉轉地問說你愿意跳傘回臺灣嗎？吳思漢感到非常奇怪，簡單答復說我為抗日而來，為什么不可以為抗日而去。為了抗日，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他們對吳思漢的赤子之心肅然起敬。其后，因為美軍的登陸計劃改為沖繩，吳思漢得以暫免犧牲。

抗戰勝利后，吳思漢回到臺灣，任職《臺灣新生報》編譯部。同年12月19日起，一連七天，他在該報日文版發表了《思慕祖國不遠千里——臺灣青年的歸國記》，感動了無以數計的讀者。吳思漢也成了當時的傳奇人物。然而5年不到，1950年11月29日，吳思漢作為所謂“匪黨支部書記”被臺灣當局“明正典刑”。在臺北馬場町，這位曾經奔到鴨綠江邊激動呼喚“祖國啊，請你看我一眼，你的臺灣兒子回來了”的青年，身中三彈，倒在5年前剛從日本殖民統治下回歸祖國的臺灣土地上。

我們又從臺南一中轉回白河，由吳調宏帶領，前往郊區地方政府設置的納骨塔，跟隨吳調宏在狹窄走道穿梭尋找，終于找到了寫著“吳調和”的小小的骨灰匣。我悸動地合掌向吳思漢的英靈致敬并輕聲說：吳前輩，讓你等得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