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2025年，我64歲。秋分剛過，在山西馬烽紀念館，我終于結識李修文，同行的還有老朋友徐則臣，我們三人專門照了一張合影，算是為20年前的“種因”完成“緣收果報”。

事情的起因很簡單，2006年我寫作并發表了一個短篇小說《潛伏》，后來改編成電視劇，其間發生的一切，在關鍵節點上他們二位都提供了重要幫助。只是，現在這篇短文是要給新編小說集《潛伏》當作序文的，所以，請允許我從更遙遠處說起。

1997年我發表第一篇小說，當時36歲，李修文22歲，徐則臣19歲，我們尚未相識。此前一年，肖克凡老師對我說：“兄弟，你整天弄歷史玩，也不干點嘛，日后沒飯哪！”我問該怎么辦？他說：“你玩的那些東西，都可以放到小說里，還是寫小說吧。”我明白他的潛臺詞是：“你要是想升官發財坐汽車，哥哥沒辦法，但你要是寫小說，哥哥還能幫把手。”于是我便開始學習寫小說，與期刊編輯建立聯系的事，主要由肖克凡老師推介。第二年發表兩篇小說之后，我問肖克凡老師：“我寫到什么程度，才能從‘業余作者’變成‘作家’？”我深知自己這話問得冒失，我從1986年進入天津作家協會工作，見過數百“業余作者”，變成“作家”的卻為數有限，知道完成這個蛻變比升官發財還要難些。肖克凡老師沒有怪我冒失，只是耐心地笑，然后字斟句酌地回答。現在回想起這件事，我覺得，如果今天有青年作家問我同樣的問題，我也必定會“耐心地笑，然后字斟句酌地回答”。

以下為肖克凡老師的回答：“什么時候變成‘作家’，自己說了不算，但是你在天津寫作，有三個指標可以參考，一個是等待《天津日報》文藝副刊主動向你約稿，另外一個是等待《小說月報》轉載你的小說，第三個是等待《人民文學》發表你的小說。”

這“三個等待”乃肖克凡老師對我的因材施教，我記在心里，慢慢寫我的天津故事，借用老前輩杜甫先生的話說，算是“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學習寫作之初的無知無畏倒也有趣，甚至興味盎然。轉眼間七年過去，到了2004年秋天，紀念天津建衛六百周年。忽一日，我接到《天津日報》文藝部宋曙光老師的電話，約我給“文藝副刊”寫一個天津題材的短篇小說，于是，我的“第一個等待”實現了，這一年我43歲。自此之后，宋曙光老師便成為我在《天津日報》文藝副刊的責任編輯，直到他退休。

“第一個等待”的實現是需要認真對待的，這一點我很清楚。此前幾年我一直在寫中篇小說，這是一種文本要求略顯寬松的文體，寫作者在技術上和審美上不甚嚴重的缺陷，發生在三四萬字的文本中，有可能會被寫作者隱藏或是被讀者寬容。然而，“文藝副刊”只能容納短篇小說，我自揣，排版后的文本字數不能超過七千字，怎么辦？我在給這篇小說創建文本時，第一行和第二行居中寫上篇名與本人的筆名，第三行頂格寫上“全文五千字節”，第四行開始才是正文。方才我找出這篇小說的原始文本查看，篇名叫《在傳說中等待》，全文4529字節。

《天津日報》文藝副刊的這篇約稿是我個人寫作上的一個分水嶺，雖然我從開始學習小說創作的時候，便一邊學習寫作一邊學習小說技術，但并沒有形成有關人物設計、戲劇結構、敘事方法和高效文本上的“技術自覺”。現在突然強迫自己在一個短文本里寫一個內容豐富的故事，便不由自主地調動起我掌握的所有技術手段，努力提高敘事效率。在這個短篇小說之后，我又主動寫了一批“五千字節”短篇小說，強化技術訓練，形成技術自覺，并且將這些技術心得記錄下來，還借此出版了一本《小說技術》，所有這一切，全都肇始于宋曙光老師的約稿。這篇小說在年底發表，第二年初，我的大學同學，《小說月報》編輯董兆林兄通知我說：“小說轉載了。”至此，肖克凡老師所說的“三個等待”，我用七年時間完成了前兩項。

事后回想，頗多感慨，因為我在學習小說寫作之前，《天津日報》文藝部的老師們幾乎全都認識，《小說月報》的編輯老師們也幾乎全都相識，然而，在我最初學習寫作的七年里，他們既沒有向我約稿，也沒有轉載我的作品，而是在觀察我，仿佛在“等待”我的進化與蛻變。這種情形我在當時雖然不能完全理解，但事后多年卻是懷著深深的感激，因為他們將自己的報紙和刊物當作“潔凈的珍寶”來愛護，同時他們也深知拔苗助長只會毀掉一個有前途的寫作者。這份編輯對寫作者的等待是一種極為高級的“人情世故”，也是對寫作者的賞識與信心。

然后，時間來到2006年，我45歲，李修文31歲，徐則臣28歲。這年年初，我到河北吳橋參加一個文學活動，第一次結識徐則臣。告別的時候，徐則臣對我說：“龍哥，有稿子給我哈。”他可是《人民文學》的編輯，居然向我約稿，莫非我哥哥肖克凡所說的“第三個等待”終于要實現了？

為此，我決定寫一個短篇小說，這是我寫作“中共地下工作者”題材的第一篇小說。故事的觸發點是我曾經在一篇回憶錄中讀到，抗戰期間，華北地區向大后方和延安長期輸送進步知識青年，到抗戰勝利時，整個華北地區幾乎已經沒有“未婚”的進步知識青年了。

既然如此，設計這篇小說時，“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是男主人公，中共地下黨員，老實的知識青年，有品位有潔癖，自稱有老婆其實未婚。他跟隨國民黨軍統局來天津建立“天津站”，上司命令全體高級軍官必須接家屬來津團圓，美其名曰讓家屬一起享受抗戰勝利成果，其實是讓家屬給這些“劫收大員”收收心。

然而，男主人公并沒有太太，他只能向中共上級領導求助。于是，這篇小說的戲劇結構因此而出現，上級領導那里根本沒有適齡的未婚女知識青年，經過慎重考慮與考察，他們決定選派一名意志堅定的文盲女游擊隊員，當然了，為了對抗男主人公的潔癖，這位女游擊隊員身上還被我設計了一個華北婦女較為常見的生活習慣，“抽煙袋”。

其實，這篇小說從設計到寫作算不上很困難，因為幾乎所有的歷史資料和生活細節我都爛熟于心，出乎意料的是，這篇小說最大的困難居然是給男主人公取名字。直到小說修改完成，臨近交稿時，男主人公的姓名也無法確定，因為這個姓名必須要符合兩個過硬的要求，即“民國味道和隱喻命運”。萬般無奈之下，我將徐則臣的姓名拆改一番，給男主人公取名“余則成”，活下來才能成功嘛，是個恰當的好名字。

這年六月，徐則臣給我打電話：“龍哥，小說下期用，篇名給你改了，叫《潛伏》。”我當即樂得拍大腿，這個篇名改得太好了，是那種深得“豹窺之妙”的小說篇名。從更深層的隱喻上講：潛伏，潛伏，又有錢，又有福，多好啊！

小說發表第二個月，《小說月報》的董兆林兄來電話：“《潛伏》九期轉載。”

小說發表第五個月，接到電視劇制片公司電話：“我們找了您一個多月，最后請李修文幫忙，他找《人民文學》的責編要來您的電話……”于是，緊隨“有福”之后，“有錢”真的來了。

這一切全都發生在20年前，從生命邏輯上講，是“緣起”，是“種因”。這一年是我開始學習小說寫作的第十個年頭，終于完成肖克凡老師精心為我定制的秘訣“三個等待”，也是這一年，徐則臣和李修文仿佛交接“接力棒”一般，幫助我完成生活境況與生命品質的轉折提升。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在文章開篇處講到，當我20年之后終于結識李修文時，會如此激動。

綜上所述，兼及本人六十多年的閱歷之所見，我認為，生命中的每一位貴人，都是“天降神明”或“地涌金仙”，即使當時沒能認清，事后也宜自省牢記。因為，有貴人的人生，不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