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 者：趙老師好，祝賀您的《月光蟋蟀》獲得第十二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在中外兒童文學史上，以昆蟲為敘事主人公的童話作品并不少見，E.B懷特的《夏洛的網》、安徒生的《甲蟲》、葉圣陶的《蠶和螞蟻》等，都塑造了讓我們印象深刻的昆蟲形象。獲獎作品以蟋蟀“鐵頭”和“玉頂”作為童話敘事的雙主角，這樣的選題和構思背后有怎樣的考量呢？

趙麗宏：我一直認為天下的一切生命都是有靈性的，走獸、飛禽、昆蟲、魚，甚至樹木花草，都和人一樣有意識有感情，有它們自己獨有的語言和交流方式。很小的時候，我就有這樣的認識。我養過各種各樣的小動物：貓、雞、鴨、鴿子、麻雀、蟈蟈，當然還有蟋蟀，花心思最多的是它。那時候養蟋蟀是為了斗蟋蟀。但是我比別的孩子多一個心思，我覺得蟋蟀唱歌好聽，聽它們唱歌，讓我心情愉悅，讓我生出很多奇思妙想，還可以吹口哨模仿各種各樣的蟋蟀鳴叫。我覺得那些蟋蟀就是我的朋友，也發現天下的蟋蟀每一只長得都不一樣，鳴唱的聲音也不一樣。這和我們人類世界一樣，沒有一個人是相同的。

《月光蟋蟀》寫作花費的時間不算很多，但我在心里醞釀這個故事已經很多年了。可以說，從我的童年時代一直到現在，心里一直有這個故事。寫作的時候，我耳畔是一片蟋蟀的鳴唱聲，這是大自然的聲音，也是記憶的回聲。我在城市出生長大，但更熱愛鄉村，因為鄉村有自然美景和天籟之音。小時候我經常去農村，最喜歡在有月光的夏夜，坐在田野邊聽昆蟲的鳴唱，那是無比美妙的生靈大合唱。而昆蟲的鳴唱中，最動聽的是蟋蟀的歌唱。我曾經想：蟋蟀唱得這么好聽，它們在唱什么呢？大半個世紀之后，我“返老還童”，試圖用《月光蟋蟀》來回答童年的問題。

記 者：就我個人的閱讀體驗來看，《月光蟋蟀》至少有兩種“讀法”，其一是帶入蟋蟀“鐵頭”和“玉頂”的視角，讀到的是一個逃離人類圈養和格斗命運，不顧一切追求自由的故事；其二是帶入孩童“亮亮”和“燦燦”的視角，讀到的是一個克服“玩鬧”天性，理解愛護動物、愛護自然意義的故事。甚至還可以帶入“紙先生”“舅舅”等成人視角，反思那些習焉不察的成人社會邏輯背后隱藏著的趨利與自私等問題。不同的閱讀方式，會看到迥然相異的故事版本，但每個版本都是具有成長性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部童話作品的理想讀者是不是也不局限于少年兒童？

趙麗宏：謝謝你讀得那么仔細，發現了我這部小說寫作中的一些良苦用心。傳統的童話是把世間的一切都擬人化，動物植物甚至各樣無生命的器物，都能像人一樣開口說話，和人交流。實際上是把所有一切都變成了人。《月光蟋蟀》不是這樣，蟋蟀是蟋蟀，人是人，昆蟲和動物有靈性，有感情，有思想，有自己的語言，但無法說人話，無法直接和人交流。人和動物之間必須通過特殊的也是自然的方式互相了解，產生交流，這樣更有一種真實感，但也給寫作增添了難度。你說得對，《月光蟋蟀》中確實有一些不同的敘述視角，有蟋蟀的視角，有小說中各種人物的視角，也有敘述者的萬能視角。不同視角的切換融合，讓不同的生靈有機會交流，也成為推進故事情節發展的一種動力。

《月光蟋蟀》的讀者大多是孩子，也有很多成人，甚至有老人。一些熱衷養蟋蟀的朋友，也喜歡讀這本小說。小說中的蟋蟀故事盡管虛幻荒誕，但源頭來自真實的生活經歷。小說中有一個細節，玉頂進入紙先生的蟋蟀房后發出鳴叫，屋子里所有的蟋蟀立即停止鳴叫，再也不敢發聲。這個細節初稿中沒有，我和一位精通蟋蟀的朋友聊天時，他告訴我自己曾親身經歷過，并說這是“王者之聲”。我在小說中添加了這個情節。這也許就是你說的文本的“成長性”之一。

記 者：“斗蛐蛐”是從古代就開始流行的一種娛樂活動，承載著許多人童年玩樂的記憶。但這部作品借蟋蟀之口，進行了許多有哲學深度的思辨與追問，比如“我們格斗是為了什么？我們跳高是為了什么？”在紙先生看來，蟋蟀就是為了格斗而生的。但在老蟋蟀口中，蟋蟀和螞蟻是為了生存才格斗的。人類與昆蟲對“格斗”與“生存”的理解完全相反，類似這樣的“矛盾體”在作品中比比皆是，是否暗含著您對人與自然如何和諧共生的獨到理解？

趙麗宏：我小時候無數次看過蟋蟀格斗，它們在蟋蟀盆中拼死廝殺，給人留下驚心動魄的印象。但蟋蟀的格斗也讓我感覺到一種殘酷和殘忍，很多次格斗是以失敗一方的殘廢或死亡為代價的。目睹那些再也無法鳴唱的失去生命的蟋蟀，讓人悲哀。我曾為此困惑，也曾無數次自問：蟋蟀為什么要格斗？這樣你死我活的格斗對它們有什么好處？我也想過，人為什么喜歡看蟋蟀格斗？小時候沒人能給我答案。兒時讀《聊齋》，我最喜歡《促織》這一篇。我曾想哪天也能變成一只蟋蟀，就可以探知蟋蟀世界里的所有秘密，也可以用蟋蟀的眼睛看看人的世界。多年前，李國文先生主編一套《名家主筆古小說新編》，請很多小說家用白話文改寫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小說名篇，我就選了《促織》。在改寫時我加入了自己對蟋蟀的很多想象，寫成一個小中篇。這次改寫更讓我加深了這樣的想法：我要寫一個前人沒有寫過的關于蟋蟀的故事，寫一個表現蟋蟀命運的故事，寫一個人和蟋蟀交往的故事。但這個故事怎么寫？寫成童話，讓蟋蟀見到人就開口說話，讓所有的物種都具備人的習性和能力，毫無障礙地對話交流，這樣，非人的物種和人沒有了區別。這樣的童話不真實，不是我想寫的故事。當然，《月光蟋蟀》這部作品是完全虛構的，它是一個蟋蟀世界中的人性故事，也是人類和蟋蟀奇妙邂逅、平等交流、互相關愛、互相幫助的故事。這部作品里有昆蟲動物世界中的故事，也有人對昆蟲動物世界的觀察和思考。前者是童話，是幻想出來的故事；后者是人類真實的經歷和感受。把兩個世界融合在一起，就構成了我想寫的內容。可以把它視為小說，也可把它歸類為童話。

寫《月光蟋蟀》，讓我有機會當了一回蟋蟀，并寫出了醞釀多年的故事。小說中的兩只蟋蟀“玉頂”和“鐵頭”追求自由和生命的意義，它們和我一起繼續探討著蟋蟀世界和人類世界的很多問題，這些問題和生命有關，更和人性有關。小時候沒有獲得答案的問題，也許仍然沒有明確的答案，但能夠讓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發現這些問題，并和小說中的生靈一起尋覓、體驗、思考。

記 者：作品有一處細節讓我印象特別深刻，小男孩亮亮夢游時意外地打開了蟋蟀盆的蓋子，起初玉頂以為亮亮要放它離開，在壁虎阿灰的解釋下才理解并非如此，隨后在“堅守承諾”與“追求自由”之間作出艱難抉擇。其實，舅舅因為經營不善不得不借高利貸，后無法償還高額利息而寄希望于斗蟋蟀取勝，嚴格來說，算得上是對玉頂的“道德綁架”。但它知道實情以后仍然選擇留下，哪怕可能付出生命的代價。蟋蟀的“有情”與“有義”，反襯出“和尚頭”“高利貸老板”等人的“薄情”和“寡義”，您為何會在作品中作這樣的藝術處理？

趙麗宏：小說中出現這個細節，并非構思中的預設。創作時常有這樣的情況，寫著寫著，會改變思路異想天開，有神來之筆，故事也有了出乎意料的發展。小說中玉頂答應幫助亮亮的舅舅后，本來的構想是第二天進城去實現承諾，但感覺這樣太平淡，是否可以出現一點曲折呢？我想起小時候遭遇蟋蟀逃走的情景：掀開盆蓋，蟋蟀一躍而起跳出盆外，滿地亂蹦，有時能抓住，有時眼睜睜看著蟋蟀鉆進墻縫跳入草叢，不見蹤影。有天晚上，盆蓋沒有蓋好，第二天早晨起來，發現盆里的蟋蟀逃走了，讓我懊喪不已。于是便構想出這個細節：進城前夜，亮亮夢游，打開了蟋蟀盆蓋，讓玉頂有了投奔自由的可能。在寶貴的自由之誘惑和困守樊籠的承諾守信之間，出現了極為艱難的選擇，然而玉頂最后選擇信守承諾，留在了敞開的蟋蟀盆里。人間有輕諾寡信，有言而無信，也有“一諾千金”的誠信，有“君子一言駟馬難追”的赤誠。在以玉頂和鐵頭兩只蟋蟀為主角的故事中，蟋蟀的行為，其實都是折射人間的品行。玉頂的行為，是有情有義、忠誠守信的君子所為，這樣的高貴品格，反襯的是人間的無常和無情。

記 者：此前，您創作過《與象共舞》《黑木頭》《樹孩》等展現人與自然萬物深刻聯系的文學作品，《月光蟋蟀》也延續著萬物有靈的生命關懷，尤其是故事結尾蟋蟀“鐵頭”和“玉頂”在家鄉的田野上重逢的時刻，讓讀者真正理解了“我在月光下歌唱，我是自由的精靈”的意義。能不能請您談談，作家要如何寫好生態主題的兒童文學作品？怎么以文學的方式，向讀者傳遞生態意識、展現生態之美？

趙麗宏：世間萬物有靈，生命之間如何互相關愛和尊重，確實是我在很多作品中表現的主題。但你提的問題，我很少做理論上的思考，只是想通過自己的創作實踐來回答，通過作品中各種生靈的曲折命運來表現。我的《黑木頭》《樹孩》《小黑虎》《白雪公主逃亡記》《灰天鵝的奇遇》《樹上的卡拉斯》等兒童小說，和《月光蟋蟀》一樣，都是這樣的實踐。我認為，好的兒童文學，必須尊重兒童，要有兒童的視角，有純真的童心，有兒童喜聞樂見的故事、場景和情趣。那些擺出架子教化兒童的作品，一定會被孩子們拒絕。

記 者：您不僅經歷過中文系的學術訓練，也有過多年文學編輯經驗，兼具學者、編輯、作家多重身份。很多學者在評價您的兒童文學創作成績時，都會提及“跨界”這個詞，大家普遍認為您是從成人文學或純文學“跨”進兒童文學領域的作家。近年來，也有很多作家和您一樣，開始向兒童文學轉型。您怎么看待這種“跨界”與“轉型”？

趙麗宏：我并不認為自己寫兒童題材的作品是“跨界”和“轉型”。作家寫兒童題材的作品，是很自然的事情。每個作家都有童年，幾乎所有作家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寫過自己的童年生活。有些作家的童年回憶，并沒有被人看作兒童文學，有些作家寫童年生活，寫兒童題材的作品，就被看成了兒童文學。這里大概有一個分界。有的作家寫童年回憶，并不是為了給孩子看，只是以一顆歷盡滄桑的成人之心回溯童年時光，傳達的還是成人的看法和感情，即便是虛構的作品，也是如此。這類文字適合成人看，不被看作兒童文學很自然。有些作家寫兒童題材的作品時，一顆心又回到了童年時光，作品的視角是孩子的，文字中的情感和趣味也是孩子的，人生的喜樂悲歡，在童年的生活中都可以得到體驗。這樣的作品，孩子喜歡，成人讀者也有共鳴。這樣的寫作，仍是在文學的大花園里漫步，不必拘泥于“跨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