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的《中學生文藝季刊》秋季號上，刊發了一篇散文《待車》，作者署名為“柳青”。

1916年生于陜北的柳青，本名劉蘊華。1934年下半年到西安高中就讀后，創作熱情高漲，所見所聞寫成文章不斷給上海的雜志投稿，終于有了這次處女作的發表。

在榆林六中讀書的時候，柳青的英文學習興趣很高。他特意寫信到上海，請人郵購英漢對照小說。在西安，柳青能看到的報刊和圖書大大擴展。他后來回憶：“我是鄒韜奮編的《生活》《新生》《永生》等刊物最熱心的讀者，幾乎期期閱讀，篇篇必看。”在老師的提示下，他還關注到《申報》“自由談”經常發表魯迅的雜文。

閱讀著上海的書刊成長，當開始寫作時，上海自然成為投稿的方向。這是一代作家共同走過的成長之路。

1929年，遠在河北、即將入讀中學的梁斌將自己的第一篇小說寄給上海的《小說世界》。1933年，另一位河北的中學生孫犁向上海《中學生》雜志投稿，發表了一篇關于長篇小說《子夜》的評論文章。

這一時期，上海以現代出版業為支撐，進一步成為新文化的中心。研究者此前對新文化空間的考察，多關注全國各地青年來滬聚集現象。而從天南海北的學生接受上海書報滋養的角度出發，我們對中心城市與內陸地區的互動關系當有更開闊的認識。

1950年，關于長篇小說《種谷記》的座談會在上海舉行。這部小說是柳青1947年完成的，講述陜北抗日根據地的一個村莊組織變工隊（中國農村舊有的一種勞動互助組織，農民通過人力、畜力或農具互換進行協作生產）集體種谷的故事。巴金認為，《種谷記》是獨立處理題材、獨創的結果，“這個作家最有希望”。

1959年，上海《收獲》雜志第六期推出柳青的長篇小說《創業史》。其實，這部小說幾個月前先在《延河》雜志連載。《收獲》雜志一次性全文刊出，顯示出文學大刊的容量和氣魄。

今天的研究者比對《創業史》多個版本，大多認為《收獲》雜志的刊本藝術價值最高。在《種谷記》座談會后約十年，巴金主編的《收獲》雜志發表柳青的新作，當年對作者所寄寓的“最有希望”最終結成當代文學的重要收獲。

透過上海與柳青在創作上的聯系，隱約可見這座文學城市百年流變的剪影。近代以來，上海既是新文化的中心，更是新文學作家學習、成長和成熟過程中繞不開的重要節點。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袁紅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