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情、張子影聯袂創作的長篇小說《里斯本丸悲歌》，與楊怡芬的長篇小說《海上繁花》、電影《東極島》取材異曲同工。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推出這部作品，其價值不僅在于打撈一段鮮為人知的史實，更以獨特的文學敘事，在歷史與人性的交織中，實現了抗戰題材創作的追求與突破，彰顯了創作者深刻的歷史洞察力與文學表現力。

抗戰題材的文學創作成果雖已頗豐，但仍有諸多歷史角落有待挖掘。1942年10月1日的“里斯本丸”號沉沒事件，便是這樣一個鮮為人知卻意義深遠的史實。日軍將1816名英國戰俘封閉于被美軍潛艇擊中的“里斯本丸”號底艙，對逃生的落海者殘忍地開槍射殺，而中國東極島漁民在日軍的槍口下冒死營救，最終救出384名英軍戰俘。這一事件鮮明地展現了人性的善與惡，為文學創作提供了難得的素材，兩位作者深挖這一題材進行創作，體現了其敏銳的文學嗅覺與歷史責任感。

當東極島洋面的血色浪濤吞沒“里斯本丸”號時，歷史在沉船上刻下了三重密碼：日軍鐵蹄下的人性之惡、漁民舢板上的大愛之光，以及戰爭歷史里的文明肌理。曾有情與張子影的《里斯本丸悲歌》，正是對這組密碼的文學破譯——它以史實為錨，以虛構為帆，在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雙重交匯的文本中，完成了一次對民族性與人類性的雙重叩問。

《里斯本丸悲歌》的價值正在于它既是歷史的見證者，又是人性的解剖刀，更是文明的瞭望塔。在抗戰題材創作仍需突破的今天，它證明好的戰爭文學，從不滿足于復述歷史，而是要在歷史的褶皺里，找到照亮當下的精神火炬。當東極島的濤聲依舊，那些漁民的身影早已超越時空，成為人類面對災難時，永不沉沒的精神舢板。《里斯本丸悲歌》的敘事智慧，恰恰體現在對史料的敬畏與超越的平衡術上。小說在史實與虛構間找到了精妙的平衡點，作者將1816名戰俘的數字、10月1日的時間坐標、384名幸存者的結局等硬核史實，鑄成了堅實的敘事骨架，為作品增添了難得的藝術品質。

真正彰顯文學性的是作者對“歷史縫隙”的填充藝術。比如，小說中有這樣一個情節：在漁民“棄布救人”的集體行動中，作者巧妙地設置了施百志與英軍戰俘的棉布爭奪戰，自私的施百志原本只想撿拾沉船上的物品——漂浮海面的棉布包，并不想救人，而棉布包是一名落海戰俘唯一的救命稻草，緊緊抓住不肯撒手，幾經拉扯后，最終英軍戰俘有意松開了棉布包沉海而亡，放棄了他唯一的生存希望，為施百志拋出了一道人性考題，令他倍受觸動，毅然加入到救人的行列。施百志的轉變不是道德說教的產物，而是被死亡現場激活的良知覺醒，這種個體心理的微觀敘事，釋放出觸及靈魂的生命體驗。

長篇小說本可為作家提供廣闊的想象空間，但作者并未過度鋪張，而是盡可能保留原始記載，準確的時間、地點，具體的場景、細節，讓作品具備了真實的價值和力量。同時，作者通過合理回溯、想象與整合，塑造出一批有血有肉的人物。這些人物在特殊關頭的不同表現，以及相互間的制約與沖擊，讓讀者真切感受到當時情境的復雜性，這種創作手法是對歷史題材文學創作中“真實”與“藝術”關系的準確把握。

作品對人性的挖掘，超越了一般抗戰題材作品的深度。東極島漁民本是普通百姓，在發現漂浮海面的棉布包時也曾萬分欣喜，但遇到沉船落海的英軍戰俘后，他們拋棄已經撈上漁船的棉布包，為舢板騰出空間和載重，全力營救更多的陌生人。這種反差展現了在危難時刻人性中善良的本能與光輝。而日軍瘋狂掃射海中垂死掙扎的戰俘，不僅是對人道主義的踐踏，也從側面揭示了日本戰敗的必然性。作者通過這種鮮明對比，直擊人性本質，奠定了作品的深邃與厚重。

小說中三對男女的愛情刻畫，是服務于思想表達與人物塑造的，增添了豐富的命運質感，也通過這些主要人物的經歷寫出了那個時代的社會面貌、眾生處境及人們的精神狀態。青年漁民林海生和沈青梅本為青梅竹馬，卻因一起海上事故走上陌路。后來，在“里斯本丸”沉船災難中，千鈞一發之際，林海生不僅救了沈青梅，還出生入死拯救命懸一線的陌生人，令沈青梅深受觸動，與他冰釋前嫌，重歸于好。在他們的感情交往里，浸潤著漁家的倫理元素。老光棍施百志一直追求著朱東蘭，卻總被朱東蘭拒絕，后來，施百志不僅勇救戰俘，還在日軍的屠刀下救了漁民，令朱東蘭刮目相看并最終接納了他。由此可以看出，作者謀篇時目光并不局限于那場災難，而始終追求和探索人物的精神世界，使得這部作品煥發出更加豐滿的文學能量。陳阿蕾與威廉斯的愛情故事則折射出中英兩國人民結下的深厚友誼。香港醫院護士陳阿蕾與英軍駐港部隊中尉威廉斯相戀，由于戰爭爆發被迫分離，威廉斯經歷沉船，在與日寇的英勇斗爭中魂歸大海，獨留下陳阿蕾終生守護這段至死不渝的愛情。這對男女故事取材于當年的真實原型，讀來讓人動容。三對男女曲折情感的設置各含深意，深化了作品的反戰主題。

另一個值得稱道的方面是，作品深入剖析了漁民群體善良背后的文化根源。小說中關于“財伯公”的系列情節，為漁民的義舉提供了文化注腳。財伯公原名陳財福，海中遇險后奮力自救上岸，從此，每逢霧天他都在山頂點燃柴火為附近船只引航避險，這種善舉被漁民世代銘記，百年傳頌，構成了“落海必救”的帶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傳統。作者對這種文化背景的深度挖掘，讓漁民的自覺行動不再成為偶然，而是文化滋養下的必然。因此，為作品注入了深層價值，將一場區域性救援，升華為人類文明和文化傳承的鏡像。

作品的尾聲定格在2024年的跨國會面，當年英軍戰俘后代與救援漁民的后代相聚東極島，在沉船之地舉行海祭，他們以花瓣為載體，把感恩與追思永遠留存在那片見證人性光輝的海域，將歷史與現實連接，讓那段生死救援的往事在新時代煥發生機，也讓兩國友誼在歷史記憶中得以延續，完成了文學命題的時空閉環，彰顯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寓意。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后記中羅列了一份統計于1948年、至今存于浙江省檔案館的史料。該史料記錄了當年參與營救戰俘的所有漁民名字。這并非可有可無的附錄，而是以史料的真實性佐證作品的歷史根基。當200多個漁民的名字從歲月的塵埃中浮現出來，構成了有力的人性證詞，這些樸實的漁民與小說中的典型人物相互映照，證明文學的虛構從未脫離現實的土壤，而歷史的真實也因文學的講述獲得藝術生命，那些平民英雄的人物形象在文字的雕刻下血肉豐滿、光彩照人。

《里斯本丸悲歌》以嫻熟的創作手法、深刻的人性挖掘、豐富的文化內涵與厚重的主題表達，為同類題材文學作品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作者系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