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擁有悠久的藏書歷史。據《周禮》記載，周朝時便有“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至漢代，設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春秋戰國時期，私人藏書家誕生；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私家藏書目錄；宋代及明清，藏書樓大量出現。據不完全統計，中華大地上相繼出現5000多家藏書樓。隨著時光的流逝，多數藏書樓消失在歷史長河中，而位于浙江寧波的天一閣藏書樓，歷經450多年風雨仍屹立不倒，所藏之書在散佚之后又復得。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

天一閣藏書樓創始人是明代兵部右侍郎范欽。范欽的宦跡遍及大半個中國。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因剿倭有功，55歲的他升任兵部右侍郎。正當意氣風發、欲展宏圖之際，范欽遭人彈劾，黯然歸鄉，從此不再為官。

回鄉之后的范欽調整心態，重振精神，因為他還有更大的夙愿要完成——建一座流芳百世的藏書樓。自年少時，范欽便“唯書籍是嗜”。為官后每到一地，公干之余，他悉心搜集、潛心研讀、精心抄錄當地的公私刻本與稿鈔本。可以說，書籍跟隨著他走過了千山萬水。從55歲返鄉至80歲離世，范欽全身心投入天一閣的創建與經營之中。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歷經五六年時光，天一閣營造完成。藏書最忌兵燹與火災。兵燹屬不可防的禍患，因此天一閣的首要任務便是防火。范欽選擇在宅邸東側營建書樓，用一條長長的防火巷將生活區與藏書樓分隔開。他從《周易》中得到啟發，取其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營建閣樓——將書樓建為兩層，樓上喻天，為一大通間，意為“天一”；樓下喻地，為六開間，意為“地六”；樓前鑿一水池曰“天一池”，作為消防蓄水之用。范欽為藏書樓取名“天一閣”，祈愿“天一生水”，保這一樓書永免火患。此外，范欽還立下“煙酒切忌登樓”等家規。

在書籍保護上，范欽更是煞費苦心。書樓前后設窗，書櫥可兩面打開，有利通風；書櫥下面堆放英石用來吸潮；書間放置蕓草用于驅蟲；伏天曝書，驅趕書蟲，除濕去霉。

清代，因修《四庫全書》，天一閣被欽點進呈藏書。范欽八世孫范懋柱打破“書不出閣”的祖訓，進呈638部珍貴典籍，其中96種被采入《四庫全書》，377種被列入《四庫存目》，為當時藏書家中所獻最多。為此，乾隆嘉獎天一閣三件珍寶：《古今圖書集成》1萬卷、銅版畫《平定回部得勝圖》《平定兩金川得勝圖》各一套。

孤本云集 所藏宏富

歷史上，天一閣藏書量最高時達7萬卷，觀其藏書，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孤本多。抄本《周易要義》（南宋理學家魏了翁著），在清代已成孤本，為天一閣進呈四庫之書，乾隆曾為此書題詩“四庫廣搜羅，懋柱出珍藏”。元刻本《針灸四書》，為元代針灸醫家竇桂芳所輯，內含許多明堂圖，現為存世孤本，入選《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二是抄本多。《天圣令》為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令典。書所記錄的是北宋天圣七年（1029年）頒布的法令，不僅有田令、賦役令、倉庫令、關市令、醫疾令等多項內容，還將唐代開元年間的法令抄附于后，是目前唐令研究最為重要的典籍。明代毛氏汲古閣抄本《集韻》為研究音韻小學的經典著作。汲古閣為明代最負盛名的圖書出版機構之一，其影宋抄本號稱“下真跡一等”，歷來被藏書家視為珍寶。除版本珍貴外，書上還有清代學者段玉裁和阮元的親筆題跋。

三是金石碑刻多，藏有宋拓石鼓文、唐摹王羲之神龍本《蘭亭集序》刻石等。石鼓文是先秦時期的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內容為記述秦君田狩漁獵之事。從秦代至宋代歐陽修所錄時存465字，明代天一閣藏本為462字。石鼓的拓本在唐代已有，可惜未能流傳下來，此后以天一閣收藏趙孟頫的北宋石鼓文拓本為當時最古本，可惜拓本原本晚清毀于大火。幸運的是，在原本被燒毀之前，阮元等登上天一閣，“摹以書意，刻為十石”，后人得以看到北宋拓本的模樣。

四是明代文獻多，以方志和科舉名錄最為有名。天一閣現存明代地方志271種，其中164種是孤本，172種是各地現存最早的方志，如明刻本《弘治上海志》是現存最早的上海地方志。天一閣現存明代科舉文獻370種，其中90%以上是孤本，如明刻本《洪武四年進士登科錄》，記錄的是明洪武四年（1371年）朝廷開科取士的完整過程，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登科錄實物，也是科舉制度中具有代表性的典籍。該書不僅記錄了明代科舉制度的程序和內容，還詳細記載了參與此次殿試的官員名錄、考試試題、優秀作文、考官評語，以及每位進士的籍貫、出身、年齡、家庭成員和所授官職等，是研究科舉制度和明史的第一手資料。

多方搜求 合浦珠還

為防止閣書流出，范氏曾定下“代不分書，書不出閣”的家規。然而，藏書樓及相關書籍的傳承與守護，僅靠一家一族的力量遠遠不夠，尤其在家族式微、風雨飄搖之際。在450余年的歷史傳承中，天一閣原藏書歷經明清易代、為修四庫進獻圖書、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抗日戰爭等歷史事件后，不斷流失。在20世紀40年代，藏書一度僅存1.3萬余件，不足巔峰時期的五分之一。

新中國成立后，天一閣成為公共文化機構，占地面積從1949年的0.2萬平方米擴容到目前的3.4萬平方米，藏書環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各方對流散書的追蹤調查也從未停止，館方、地方賢達、文化界人士等都曾以不同方式四處尋訪，力求合浦珠還。

1960年深秋，天一閣工作人員駱兆平接到北京中國書店打來的電話，說他們收到一本古籍，很像是天一閣的藏書。駱兆平趕緊詢問書的細節，對方告訴他，這本書名叫《天心復要》，是一本歷法，為明代朱格抄本，書上鈐有翰林院大方印，比照《天一閣進呈書目》，確定為天一閣散失的舊藏。得知這一消息，天一閣的工作人員欣喜若狂，以45元的價格將書購回。這是第一本在流散百余年后“回家”的天一閣進呈書。

前文所述的進呈書《周易要義》，歸閣方式也很特別。1979年，寧波藏書家朱鼎煦將其別宥齋的收藏全部捐贈給了天一閣，其中就有這本《周易要義》，讓人感慨冥冥中自有天意。再如天一閣藏乾隆御賜的《平定兩金川得勝圖》，不幸于清咸豐年間因戰亂流失，160年來一直是天一閣的缺憾。直至2017年，天一閣工作人員得知，北京一位藏家手里有一套完整的《平定兩金川得勝圖》，據說是從國外收購來的。天一閣一方面向寧波市申請特別經費，一方面立刻與藏家聯系，懇請其轉讓。這位藏家一聽是天一閣需要收藏，非常爽快地答應了，使閣藏“乾隆三寶”重新聚首。

諸如此類的事例還有很多。多年來，在社會各界的熱忱關心和幫助下，天一閣以多種方式，共訪歸流散書185部、710冊。與此同時，天一閣研究人員通過多種方式，查訪到730余種天一閣流散書籍的收藏信息。

頗讓人感動的是社會各界對天一閣的捐贈。從20世紀中期開始，寧波的一大批藏書家，如馮貞群、朱鼎煦、秦康祥、張季言、孫家溎、楊容林，化私為公，將畢生收藏捐贈給天一閣。馮先生說：“珍槧善本，國之寶也。藉吾而聚，及吾身而歸之政府，固吾素志。”朱先生囑后人：“汝曹知我一生嗜書若命，吾旦暮人也，終當謝世，身后汝曹當為我善處此書！其為我捐贈天一閣，并存不朽，吾愿足矣！”楊先生則表示：“典籍文物為祖國文化之精粹，公藏優于私藏，愿將藏品悉數捐贈給天一古閣，冀得妥善之歸宿。”正是這些收藏家的公心，奠定了今日天一閣收藏的格局。

百川歸海 化藏為用

時至今日，向天一閣捐贈藏品的風尚仍在延續。近年來，藏書家、文獻學家張壽鏞的后人向天一閣捐贈了祖傳的五件珍品書畫。藏書家孫家溎后人向天一閣捐贈古籍碑帖80套128件。河北王氏家族向天一閣捐贈了一件其家族清代光緒年間的布懸譜，也稱“家布”。

百川歸海，眾望所歸。目前，天一閣博物院擁有古籍30萬卷。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統計，其中有189部5493冊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擁有珍稀古籍后，對其進行整理研究、化藏為用，成為天一閣的新使命。目前，天一閣已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天一閣所藏文獻分類整理與研究”，出版《天一閣古籍普查登記目錄》《天一閣藏善本目錄》。天一閣最有特色的幾大系列珍籍，都已公開出版，如《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天一閣藏明代政書珍本叢刊》《天一閣藏歷代方志匯刊》等。此外，天一閣還為當代編纂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續修四庫全書》《中華醫藏》《八閩文庫》《江右文庫》《金陵全書》《荊楚文集》《廣州大典》等一批典籍的出版提供過底本。

在整理出版古籍的同時，天一閣還持續推進古籍數字化。目前，已完成350萬筒子頁的數字化掃描，自主研發建成“古籍全流程數字化管理平臺”，推出“云上天一閣”古籍數字資源平臺，讀者可以免費閱覽，公眾訪問量達到430多萬。從“書不出閣”到“書聞天下”，天一閣可謂“萬卷當年宜子弟，而今廣澤到群生”。

（作者：莊立臻，系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院院長、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