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影視劇作品中，在表現敵人拷問革命志士時，把寒光逼人的刑具，鞭撻、火烙等施刑過程，凄厲慘叫與血肉模糊的慘狀用特寫鏡頭逼真渲染、展露無遺。這些情境表現的用意是顯而易見的——推動情節發展，塑造人物形象，揭露敵人的兇狠殘暴，歌頌革命者的堅貞不屈。

毋庸諱言，恐怖殘忍的酷刑拷問是反動派、敵人鎮壓革命志士的慣用手段，是革命者在對敵斗爭中面臨的嚴酷考驗。這類繞不開的場景無疑是編導最難設計、最難掌控的敏感課題。其創作存在逼真性要求與虛構情景再現的突出矛盾：一邊是殘虐的暴力行為，一邊是不屈的英雄品性，二者又同時交織于刑訊室這樣一個“魔鬼”狂舞的恐怖場景中。這些內容會對觀眾的感官和情緒造成強烈刺激，而這一切又必須是完全虛擬的。這種表現的嚴肅性與創作難度值得引起高度重視。

在這類影視作品中，酷刑拷問情景的重要性往往超過了一般的情節設置，具備獨立存在的意義。由于假設性的實際狀況，一方面要通過實景、實物和實際操作，努力營造出觀眾認同的真實；另一方面，又必須防止露出明顯的“假象”和“破綻”。同時，還必須巧妙地躲閃那些驚悚細節和兇殘鏡頭，最終將恐怖情景升華為藝術真實的審美場面。這就進一步增添了表現的難度。

當前大多數影視作品采用“逼真”的設計理念和導演手法，企圖通過大力渲染、強烈刺激達到預期的教育目的和藝術效果。這種“用心良苦”的程式化運作帶來了一定局限性和一些始料未及的問題：忽略觀眾產生的感官本能糾結；忽略敵人形形色色的狡詐、欺騙伎倆的表現；忽略革命者應對迫害時的智慧；忽略敵對雙方隱性的心理博弈過程；忽略“虛擬恐怖”藝術創作審美的轉化。

十九世紀法國雕塑藝術家羅丹說過：“一個偉大的藝術家，或作家，取得了這個‘丑’或那個‘丑’，能當時使它變形……只要用魔杖觸一下，‘丑’便化成美了……”（《羅丹藝術論·遺囑》）這個所謂的“魔杖”不是別的，正是藝術真實的創造職能。在藝術家面前，任何原始形態丑陋、兇殘、驚悚的形象和事物，都必須完成這種“魔杖”點撥的轉化，使其成為一個具有審美價值的藝術品。這是藝術應有的功能和職責。

應該看到，酷刑拷問并非只能用“超強逼真”“過度渲染”的處置才能顯示其張力。在中外文藝經典與久演不衰的優秀影視作品中，如《在烈火中永生》《趙一曼》《劉胡蘭》《野火春風斗古城》《永不消逝的電波》等，就給我們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近期熱播的電視劇《沉默的榮耀》，處理刑訊拷問情節時沒有沿襲“血淋淋”的慣性設計，取得了良好效果。當年的實際情況是敵人對吳石施行了慘無人道的酷刑拷問。據記載，吳石被捕后，從1950年3月5日至4月7日一個月零兩天時間內，被高頻率提審30余次，每次長達數小時。最終被折磨得傷痕累累、體無完膚。但該劇卻回避了正面施刑的過程，轉而著重描寫敵人誘降、逼降的“心理戰術”。這種設計不僅深刻揭露了敵人的兇殘、狡詐、瘋狂，更凸顯了吳石的無畏、鎮定和智慧。劇中，吳石被判極刑，他衣冠齊整，面目從容，走向刑場前還念念不忘將舟山解放的喜訊轉告一同赴刑的戰友，讓觀眾深深體悟到革命志士的犧牲不是悲戚的落幕，而是信仰的堅守、氣節的彰顯，達到思想內容與藝術表現的高度統一。這是在理想觀照下的英雄主義本色的真實，是觀眾能從中獲得啟悟與警示的真實，是美學轉化達到的藝術的真實，效果是積極的、勵志的、鼓舞人心的。在網上讀到眾多觀眾的肺腑之言：“電視劇的最后幾集不想、不敢、不忍看下去了。怕他們被捕、怕他們受刑、怕他們跟親人訣別，更怕他們離去……”從具體創作手法來看，處理此類情節也可多樣化且注重審美，如象征性的寫意、全景中的部分遮掩、影影綽綽的虛現、遠距離攝影、細節畫面閃現、人物表情傳達等，這些手法均能展現獨特的藝術效果。

總之，不能簡單地認為，酷刑拷問的場面越恐怖，就越能顯示革命者的堅貞和敵人的兇殘，從而層層加碼，強力刺激，肆意渲染。創作者應高度重視呈現效果與觀眾的反饋，兼顧藝術的審美要求，以及對觀眾心靈深處帶來的久遠的影響，避免簡單化地偏離藝術軌道的“逼真主義”傾向。創作者應立足全局、辯證思考，并對酷刑表現的可信度、傳播效果、美學價值作出綜合的準確判斷。不達其“度”，影響效果；過度渲染，適得其反。它們都無法完美實現創作宗旨，滿足廣大觀眾的要求。

另外，長期復雜的對敵斗爭，鍛煉了革命者的斗爭策略和應對智慧。在具體環境允許和不違背革命原則的情勢下，酷刑拷問中革命者運用“反騙”“攀敵”“攪局”等手段，也是當年斗爭中的常態，而現在影視作品鮮有表現。在表現堅貞不屈的斗爭品質與維護親人安全的情感沖突的決斷上，一些影視作品也顯得草率和隨意，缺乏深入的開掘和細膩的刻畫。這無疑是有待深入研討的重要課題。

真善美是文藝創作的基本準則，也是實現其根本功能的渠道。藝術創作只有在真實的基礎上，既深刻體現思想立意，又最終達到美學意義上的升華，才能成為上乘的、優秀的作品。美是心魂的認知、情志的體悟、超驗的神韻、陶冶的力量。美是藝術永恒的歸宿。

（作者系大學教授、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