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說是“長三角”地區四家“大型文學雙月刊”（安徽省《清明》、江蘇省《鐘山》、浙江省《江南》、上海市《收獲》）的一個支柱性品牌，通覽四家刊物第三期上發表的13部中篇小說，可以發現其題材選擇、人物形象、敘事節奏、結構設置、語言風格以及寫作主體與寫作筆力均有所不同。但或大或小的差異背后卻巧合般共同指向了一個略帶終極性質的話題——即“異物”般的人置身于“迷霧”般的困境呈現出的掙扎感以及由此透視出的令人憤怒或是同情的荒誕感。

“山”（《山外山》）、“樓”（《奠枕樓》）、“風”（《有風吹來》）、“霧”（《到霧市慶生》）、“島”（《島的景觀》）、“寒”（《日暖風寒》）等標題中的字眼直觀營造出關于困境的隱喻，“異物”般墜入其中的人，則如同一根不合時宜又難以拔出的“魚刺”（《魚刺》），拼盡全力，結果卻只有“一拳打在棉花上”（《拳頭打在棉花上》）的奮力姿態與無力事實。

作家們經由生活日常，各自聚焦于社會褶皺里不同側面的人物困局。余一鳴的《師道》（《清明》）寫的是教育行業中的家校矛盾與社會輿情；隋言的《有風吹來》（《清明》）、胡學文的《魚刺》（《鐘山》）、趙暉的《拳頭打在棉花上》（《收獲》）共同描繪了家庭生活中情欲的“越軌”與婚姻的崩潰；姜貽斌的《山外山》（《清明》）與孫頻的《玫瑰之宴》（《收獲》）著力刻畫了兩個失意文人表層的風骨與內里的空洞，他們面對的是文學理想破滅以及自身遭受異化的困境；賈鴻彬的《奠枕樓》（《清明》）與程青的《日暖風寒》（《江南》）都以初出校園的有志青年為主角，他們本身都能力出眾，但因不諳世事而同樣面臨融入社會的就業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價值觀塌陷；何田田《島的景觀》（《鐘山》）與潘育萍《女縣長》（《江南》）同時以女性為主角，前者寫孤島般的邊緣女青年如何沉浮于物欲與情愛的“小時代”，后者則以戲劇式的筆觸描寫體制內女強人怎樣斡旋于官場與家庭的雙重“修羅場”；李浩的《大洼舊史》（《清明》）與王大進的《世家》（《鐘山》）將時間線做縱向的拉長，同時講述了兩個帶有傳奇色彩的家族小史，前者寫舊社會的一個落魄舉人“我爺爺”在兵、匪、官面前的“螳臂當車”，后者則寫一個洪姓廚師世家幾代輪回的“百年孤獨”；在上述以現實主義為基底略帶歷史縱深感的小說之外，還有李驚濤《到霧市慶生》（《鐘山》）這部帶有卡夫卡《城堡》意味的“心像小說”，霧障重重，人行其間而怪事連連，小說以閉環收尾更顯其人生無解的寓言性質。

“迷霧景觀”滲透在單向度社會中的各個方面，作品中的主人公置身于此，大多給人一種誤入其中的“異物”感，而這種“不合時宜”，恰恰體現出作家從弱者出發的現實關懷與人性反思。上述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是身份尷尬且不得意的“小人物”：胡學文《魚刺》中杜子方只是王寬飯局上可有可無之人，他被一根小小“魚刺”卡了喉嚨，只能尷尬離場，而這根“魚刺”一方面喻指其婚姻與事業等現實困境，另一方面又可看作是對人物的自指，人物本身的處境即如一根魚刺懸置在社會的喉嚨之中，不能激起實質性的疼痛，只剩似有若無難以根除的惱人之“癢”；賈鴻彬《奠枕樓》里，本科畢業的章立早因機緣作為特需人才進入劇團，由其參與作曲的劇作申報到了國家項目，但申報時出于名氣的考慮，另一位主創田小蒙將章立早的名字換成了章立早的老師衛卓棣，然而項目申報成功后，衛卓棣卻以“已經老了，經不起折騰”為由拒絕歸還署名權，與此同時，章立早單位領導柳孝石、合作者田小蒙、衛卓棣的女婿胡總以及現實中自己的經濟窘況都在對其施壓，自己的名字儼然成了一個“異物”在被眾人的合力消除；程青《日暖風寒》里的孫卓晨生長在一個重組家庭中，母親的熱情大多花在繼父身上，在單位做領導的繼父則以“清廉”自居很少關心家庭成員的工作情況，親生父親更是一個“紈绔子弟”，而在感情方面，孫卓晨的處境同樣尷尬，暗戀對象葉晶綃比他出身優越許多、曖昧不清的女孩凌零已有未婚夫、繼父的女兒芯芯則在戀愛碰壁后流露出想和孫卓晨在一起的意思。小說的結尾和《魚刺》的開頭一樣聚焦于一次飯局，這節“走上社會的必修課”帶來的不適感似乎卡在杜子方喉嚨的魚刺同樣卡進了孫卓晨的內心；李驚濤的《到霧市慶生》提純了上述故事的荒誕感，但或許又比上述故事更接近真實，“我”因面臨貸款斷供而來給家族大人物慶生以圖求得一些經濟援助，但這次的慶生經歷本身卻成為主人公遭受的最大困局。在這里，作為符號的徽章顛倒為確證人物合理性的本體，熱心腸與能者多勞被歪解為表現心機反而受到懲罰，老壽星早已去世但大家依然為其慶生……“我”所經歷的一切都顯得這么“詭異”，但眾人心安理得的態度卻反過來讓“我”變成了異類。

由此可以窺見，“迷霧”困局的制造者是自我之外的人群，置身其中的主人公常有身不由己之感，他們幾乎是被推著走的。《女縣長》里的艾淼淼同時面對討薪者的輕視、領導的“甩鍋”、下屬的不配合、政敵的陷害、丈夫的責怪、自然災害的侵蝕等難題；《日暖風寒》里的孫卓晨也是被“托關系”的社會法則所逼迫，焦慮感幾乎浸透他的家庭、學校與感情生活之中；《拳頭打在棉花上》中作為孩童的“我”則深刻受制于大人的情感世界，“謀殺案”的迷局逐步將原本作為旁觀者的“我”拽入其中，給“我”的家庭帶來沉重傷害。值得注意的是，許多作品中都有一段主人公心理慢時間的呈現，比如《魚刺》中杜子方被卡住的瞬間，《日暖風寒》中孫卓晨飯局時的想法，《到霧島慶生》“我”靈魂出竅般的結尾等等，這是一種自我與外界拉開距離的錯位表現。

表面來看，荒唐的迷霧困境或許會激起閱讀者的憤怒，但細思其里，這種憤怒或許又會變為一種無奈、同情與反思。作為迷霧制造者的人群，許多并非傳統意義上的惡人，他們都只是被更大的系統性焦慮（資本、政策、輿論、婚姻、教育）推著走，比如《日暖風寒》中繼父的冷漠是出于清廉的自我要求、母親的卑微是由于再嫁后的情感依賴；《奠枕樓》中企圖消除章立早署名權的眾人都曾切實幫助過章立早，并且在事后也都盡量給予補償（只不過是經濟上的補償而非名譽上）；《拳頭打在棉花上》父親雖意外害死了李淑蓮但他對李淑蓮自然也懷有真感情；《到霧島慶生》中整個去慶生的人群其實都有一種如墜云霧里的無措感，他們的種種舉動也不過是為了在名為“晨霧酒店”的巨幅齒輪上站穩腳跟。故而這種“無惡之惡”讓小說超越了簡單的道德譴責，直指結構性困境。

同時，作為“迷霧”的環境和作為“異物”的個人有時又呈現出一種內心與鏡像的同構。迷霧緣何起？其實是心生。歸根結底便是人超負荷的欲望在作祟。小說中將主人公壓得喘不過來氣的欲望枷鎖有時恰是主人公自己所設置。《島的景觀》中，作者雜取許多資本符號構造了一個閃耀紛亂水晶燈式的人物景觀，作者筆下的主人公仿佛半透明的商品渴望擠進標價更高的貨臺，結局換來的只是被打碎的玻璃殘片；《女縣長》中，作者用總體輕松的筆調勾畫了一個類型化的“女超人”形象，她的困境總是被輕易化解，甚至連臺風最后都戲劇性地為她轉道臨縣，雖然小說竭力敘述其丈夫的不是，但在外高能量的女縣長沒能平衡好家庭關系卻是一個事實；《日暖風寒》中孫卓晨是一個令人惋惜的灰色形象，表面上他是被“托關系”的社會法則推著走，但其實他本人的筆試成績十分靠前，憑借自己本事也可能被錄取，但他似乎潛意識里便認同“托關系”的必要性，這也是他一系列心靈焦慮的起因所在，雖然結尾的飯局使他感到不適，但這個飯局的主要目的又恰好是他拜托繼父幫他疏通門路，人物內心與行為的矛盾之處可見一斑，而這也使得這個人物更為立體；更不用說《到霧島慶生》中的“我”，“我”前去向不認識的人慶生的目的本就是為了祈求經濟援助，當“我”經歷了慶生的一系列荒唐事后卻并未像“黃粱一夢”中頓悟的書生那樣及時抽身，而是與更年輕的“我”合為一體再次走向“晨霧酒店”。

當“無惡之惡”像霧一樣彌漫，當欲望促使自己為自己戴上枷鎖，荒誕就不再是文本的修辭，而是生活的骨骼。就文本內部而言，上述小說或許還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比如有的小說節奏前緊后松、有的小說人物描繪刻板、有的小說細節稍顯失真、有的小說人物情節散亂、有的小說語言姿態輕飄等等，但這些文本卻共同描繪了人類困境的底色并且在結尾留下一聲短促的敲擊——這敲擊既指向外在環境的鐵壁，也指向內在欲望的深井。這或許就是文學在當下最誠實的功能：注意到卡在生活喉嚨的那根刺，并試圖將其變為戳破人性迷霧的一枚針。

（王亞，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2024級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詩歌創作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