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菊花，與梅、蘭、竹并稱“四君子”，以孤高而清冷的操守為人所比興稱道。它所給人的印象，便是如“不為五斗米折腰”而戴月荷鋤的陶淵明，一個清癯而淡泊的老人。但是，今天我們從各大公園中所看到的各種菊花展，那種萬紫千紅、繽紛燦爛、千嬌百媚、婀娜多姿的繁華濃艷，實在與傳統概念中的君子迥不相侔！這當然是歸功于園藝的發達，奪造化而移精神，硬是把一介寒士，“整容”成了三千粉黛！不僅面目全非，而且精神迥異。

菊花的原生態，應該是花形在直徑5厘米大小的銅錢狀；花色以黃為主，也有白色——宋劉蒙《菊譜》說：“黃者中之色，土王季月，而菊以九月花，金土之應，相生而相得者也。其次莫若白，西方金氣之應，菊以秋開，則于氣為鐘焉。”即每一季的最后一個月為“土月”，九月正是秋季的最后一個月，其色主黃；而秋季在五行中對應的是金，金之氣則為白。所以，黃、白兩色之外，諸如紅、紫、藍等等，皆非菊之正色?；ㄖ蛇_一米多長，但不能直立，在沒有支撐的條件下，便隨地鋪開伸長如藤蔓狀。自古至今，凡可作食用（煮粥、泡茶、浸酒、制藥）的菊花，雖然也經過了人工的改造，但相比于園藝的觀賞菊，應該是最接近于菊花的原生態的。

園藝菊的流行，在北宋便已司空見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重九都下賞菊，菊有數種……無處無之，酒家皆以菊花縛成洞戶。”南宋時臨安的花市，每到中秋以后，更有結菊花作佛塔、花屏之盛，楊萬里有詩：“平地拔起金浮屠，瑞光千尺照碧虛。乃是結成菊花塔，蜜蜂作僧僧作蝶。菊花障子更玲瓏，生采翡翠鋪屏風……和寧門外花如海！”（《經和寧門外賣花市見菊》）當時，劉蒙的《菊譜》記所見有35個五顏六色的品種；嗣后，范成大的《范村菊譜》所記有36個品種；史鑄的《百菊集譜》則多達160個品種。今天的園藝，據說更培育了上千個品種！“四君子”中，能有如此富貴儀態的，當以菊花為獨一無二！

偶讀張中行先生的《花事》，其中用極大的篇幅講“賞菊”：

粗略說，最值得欣賞的是兩類。一類花大，瓣繁，且顏色嬌艷，總起來就成為很美。另一類花型有特點，可以使人聯想到某一種態度或韻味，如一種名為“懶梳妝”的就是這樣，稀疏而長短不齊的花瓣，尤其在微風中搖曳時，使人不由得想起美人春睡乍醒，秀發散亂的姿態。

在我的心目中，一直以張先生為陶淵明一類的人物，看了這段文字，實在使我大吃一驚！淵明的“此中有真意”之賞，在今人則在彼不在此了！有一段時間，我頗懷疑周敦頤《愛蓮說》中的“菊之愛，陶后鮮有聞”——明明文獻中記得清清楚楚，宋代賞菊、愛菊之風近乎狂熱，怎么能說“菊之愛”“鮮有聞”呢？讀到張中行的文字才明白，原來“陶后”所愛的菊早已不是當年的陶所愛了。當年的陶，所愛的是東籬的孤清冷落，“陶后”的人們包括自命的“陶”，所愛的則是都會的繁華熱鬧了！此菊和彼菊，雖然“本是同根生”，如今卻早已成陌路人了。雖然成了陌路人，但詩人們對此菊的歌詠卻總還是把它歸于彼菊，無非如錢鍾書先生在《詩可以怨》中所指出的“大闊佬作詩‘嗟窮’”的又一個現象而已。

既然是“四君子”之一，菊花理所當然地成為歷代詩人畫家所愛好的素材。但職業畫家更偏向于園藝菊，尤以民國時期的繆谷瑛為典型；文人畫家則多鐘情于原生態，目前所見，似以元代柯九思的《晚香高節圖》為嚆矢。雅俗的分別，如河井不犯。不過從晚清的“海上畫派”以降，職業的文人畫家也開始把園藝菊作為自己的描繪題材，只是不同于繆谷瑛們所畫園藝菊的世俗化，而是把園藝菊畫成近于“野逸”的原生態，庶幾為雅俗所共賞，代表畫家有吳昌碩、齊白石等。

然而，詩人卻不一樣。園藝菊尚未培育出來之前不論，就是風靡菊苑的千百年來，詩人們對之也是不分生態地一視同仁、甚至更重園藝的。而所完成的作品，竟一概地給人以高雅的美感。或許，這便是萊辛在《拉奧孔》中論詩與畫的分別：“高貴的靜穆”之審美，詩可以描寫丑的形象而畫必須避開丑的形象。自然，作為高雅的藝術，詩也可以描寫艷俗的形象而畫不可描繪艷俗的形象——至于海派繪畫的糅合雅俗，又另當別論。

歷代的詠菊詩，傳誦千古的不少；但聚訟千古的似乎只有一首。這便是王安石的《殘菊》：

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

折得一枝還好在，可憐公子惜花心。

但眾所周知的常識是，菊花的凋謝是不隕落的，所謂“寧可抱香枝上老，不隨黃葉舞秋風”（朱淑真）、“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鄭思肖）。由于王安石的變法引起朝野強烈的不滿又無奈其何，人們便抓住了這首詩的“把柄”，托名歐陽修（《西清詩話》等）和蘇軾（《高齋詩話》），對之冷嘲熱諷，出一口胸中的惡氣。大意是說：一日，歐（或蘇）見到王安石一紙未完成的兩句詩：“西風昨夜過園林，吹落黃花滿地金。”便笑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蹦藶槔m句：“秋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仔細看。”翌日，荊公見紙，笑曰：“是定不知《楚辭》‘夕餐秋菊之落英’，歐九不學之過也。”對這一公案，一時眾說紛紜，樓鑰《攻媿集》以為：“菊花不謝而欲餐其落英，有此理乎？”蓋屈原“自以為與懷王不能復合，每切切致此意”，所以以豈“有此理”為喻；雖屬強詞奪理，但荊公的“殘菊”“滿地”究竟是何寓意？卻沒有說明，更屬顧左右而言他。史正志《菊譜》則認為菊“有落有不落者”，歐、王不過“左右佩紉，彼此相笑”；但“夕餐落英”之“落”非隕落而指“始開”，故與王詩無涉。錢鍾書先生綜合諸家之說，認為樓鑰“心良苦而說甚巧”，史氏貌似調停歐、王實“仍以安石為誤”。又引荊公《縣舍西亭》第二首“主人將去菊初栽，落盡黃花去卻回”句，指出：

蓋菊花之落，安石屢入賦詠。夫既為詠物，自應如鐘嶸《詩品》所謂“即目直尋”，元好問《論詩絕句》所謂“眼處心生”。乃不徵之目驗，而求之腹笥，借古語自解，此詞章家膏肓之疾：“以古障眼目”(江湜《伏敔堂詩錄》卷八《雪亭邀余論詩，即以韻語答之》)也。嗜習古畫者，其觀賞當前風物時，于前人妙筆，熟處難忘，雖增契悟，亦被籠罩，每不能心眼空靈，直湊真景。詩人之資書卷、講來歷者，亦復如是。安石此掌故足為造藝者“意識腐蝕”(the corruption of consciousness)之例。

這段話當然十分精彩，但卻未必適合于荊公。因為，荊公的“菊有落英”句未必不是出于他的“即目直尋”而“眼處心生”；所謂“借古語以自解”者，全是旁觀者的喋喋不休。至于明馮夢龍的《王安石三難蘇學士》，就更荒誕不經了。

雖然，即使有史正志的“有落有不落”之說，“菊有落英”——菊花從枝頭落下來，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但“天雨菊花”——菊花從天上落下來，確是我親眼見到過的，而且印象深刻。

上世紀的70年代初，我在家已務農多年。我們那一帶，長年種植的都是棉糧，經濟效益不高。有一年，隔壁的一個生產隊被批下來五畝地的藥菊種植，他們欣喜若狂，我們羨慕不已，尤甚于看著別人吃大肉而自己只能咽口水。到了八月下旬，菊苗早已長成了墨綠色的一片，就像一張大地毯，沉甸甸地鋪開在地面上，除了露出田埂，別無土色。又到了九月重陽前后，一夜秋風，仿佛天空灑落下無數的金幣，“雨”過天晴，堆滿在了濕漉漉的“地毯”上！剛開始學詩的我，一時突發靈感，便脫口而出：

如席綠茵鋪遍野，與天共翠爽秋心；

西風蕭瑟今年又，吹落黃花滿地金！

當時，我還不知道王安石的《殘菊》詩，更不知道有什么“菊花詩案”。我的靈感來源，一是眼見的實景，另一便是岑參的《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后來，我把詩請沈軼劉先生修改，沈先生便給我講了荊公的詩句，但印象并不深刻。再后來，陸續看到了“菊花詩案”的聚訟，更看到了韓愈的“白雪卻嫌春色晚，故穿庭樹作飛花”等詩句，并聯系到佛經和佛畫中的“天雨花”故事，不禁啞然失笑。金庸的《俠客行》中，幾十年間，多少武林高手為解讀俠客島崖壁上的秘籍窮盡心力；想不到詩國中，千百年來，竟也有如此眾多的名家為“菊花詩案”而爭執不下！不同的只是，武林的高手們任誰都認為自己不能得其解，文壇的名家，則任誰都認為自己的所見為真解，“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有以哉！歐陽修認為對“道”的認識，“用功少而至于至”的方法是在社會實踐中“學而時習”；如果“終日不出于軒序”而“勉焉以模言語”，往往是“愈力愈勤而愈不至”的。對“源于生活”的詩歌解讀，當然也不例外。天上的落雪，既然可以比作枝上的花開而傳誦千古無異議，為什么“地”上的花開錦簇就不可以想象作天上的流金繡出呢？則王安石的《殘菊》詩所寫，當為園林中的叢菊，本來是倚靠在籬笆上呈直立狀的，一夜的風雨，卻把它們從支撐上打下，偃伏在地面就像一塊綠色的小毛毯。記得清代的華新羅有一幅《蟬聲帶葉飛》的小品畫：一片紅葉正從天空墜落，而一只知了卻依然棲息在葉片上鳴叫不已——既然知了并其蟬聲也可以隨葉墜落，則“抱香枝頭”的黃花，不也必然地呈現為與枝葉一起委地而“飄零滿地金”的凄涼嗎？

但《楚辭》中的“夕餐秋菊之落英”，顯然是不能把“落”想象作從天飄落的。歷來的解說，“胥主‘落英’之‘落’當解為‘初’‘始’”，也即“始開之花”的意思。但錢鍾書先生認為，《詩》雖有以“落”訓“始”之例，但《楚辭》的“落英”主要出于與“朝飲木蘭之墜露”的“對稱，互文同訓”：

比興大篇，浩浩莽莽，不拘有之，失檢有之，無須責其如賦物小品，尤未宜視之等博物譜錄。使苛舉細故，則木蘭榮于暮春，而《月令》曰：“季秋之月，菊有黃華，是月也，霜始降，草木黃落?！本找寻了?，而木蘭之上，零露尚漙，豈旦暮間而具備春秋節令之徵耶？朝只渴抑無可食而夕只饑抑無可飲乎？指摘者固為吹毛索痏，而彌縫者亦不免于鑿孔栽須矣。

單從如何讀書而論，這一見解，我是完全同意的。但從生活體驗而論，對“朝飲木蘭之墜露”我并無感覺；對“夕餐秋菊之落英”，我還是有實踐的認識的。不僅50多年前隔壁生產隊種植的藥用菊，今天有朋友的農莊中種植自用的茶飲菊皆然：一是下午2點后“夕”采而決不在上午采摘；二是一定要采摘初開（三天之內）的新花而不是五天之后的老花，更不是八九天后的殘花。

為什么呢？因為上午的菊花霜沾露染，比較濕潤，采下后不易存放而容易霉變；下午所采摘的花朵則干燥無濕氣，便于晾曬烘干儲存。而“菊之初開，芳馨可愛耳，若夫衰謝而衰落，豈復有可餐之味？”（《史老圃菊譜·后序》）所以，當年的生產隊和當今的朋友，通常都是在菊花盛開三天后便將飽滿的花頭采摘殆盡；又等三天再采……大約前后半個月，經過四五茬每茬都是“始開之花”的采摘，便把菊田中的菊花全部鏟盡，即使上面還有將開的骨朵也不要了。原因有二，一是農事緊迫，“形勢逼人”，必須趕種其他作物；二是太晚的菊花整體上后勁不足，即便“始開之花”，藥用的價值也已經不高了。則《楚辭》的“夕餐”句，出于與“朝飲”句的“對稱”而“互文同訓”當然是主要的，但實在也有一定的生活依據。此外如蘇軾《章質夫送酒六壺……》詩中有“空煩左手持新蟹，漫繞東籬嗅落英”句，這里的“落英”當然也是指初綻枝頭的新花而決不可能是隕落的殘葩。

至于“朝飲”句，后世認為“木蘭”即“玉蘭”，我可以肯定是錯誤的。因為玉蘭無論紫、白，均以花取勝，而上古文獻中的“木蘭”則以直干巨木名，可用于制作獨木舟，也可用于宮殿建筑梁榱的大木作，而無有艷言其花色花容的，包括王逸注《離騷》中的此句，也認為是“己旦飲香木之墜露”，而不言其露墜之于花朵中。清曹溶《倦圃蒔植記》認為：“且古有木蘭舟，為魯班所造……今之玉蘭，能具舟楫泛波濤乎？”近日散步世紀公園，突然悟到，古代的木蘭實為今天木蘭科的孑遺植物鵝掌楸，俗名馬褂木。則“朝飲”之“墜露”，當非暮春時凝涵于玉蘭花朵中，而是季秋間附著于楸木墜葉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