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至今，我已經把四套文庫本送進了印廠，它們無一例外都是經典名著。105mm×148mm的標準大小，是我目前最熟悉的開本尺寸。如果把統計的尺度放大至我所在的“野spring”編室，這個數字則變成15本，其中不僅包括《卡拉馬佐夫兄弟》《故園風雨后》等在內的長篇文學經典，諾獎得主安德烈·紀德、弗朗索瓦·莫里亞克的作品系列，還包括簡體中文版首次引進的拉美新銳女作家瓜達盧佩·內特爾的《獨生女兒》《紅魚之姻》等。

如果再次調整觀察的尺度，將其放大至整個圖書市場，不難發現，一股“小”風潮已經悄然到來——無論是線上主流圖書網站或城市中的各類書店，越來越多設計精巧、開本袖珍、便于攜帶的“口袋書”正在強勢地搶奪著讀者們的注意力。也許“口袋書”風潮不僅僅是開本大小的一次簡單轉向，在其背后，裝幀設計作為“沉默的編輯”，正在越來越深刻地介入并重塑著讀者的閱讀行為與心理體驗。

關于“口袋書”的選題，從業者們各有自己的選擇傾向，近年來我們逐漸看到越來越多元的嘗試，包括首次引進的翻譯作品，以及本土原創作家作品的“文庫本化”等等，但與這些類目相比，已公版的經典名著，仍然是大家默契的第一選擇。對于我們編室而言，做文庫本的初衷始于“讓經典回歸日常閱讀”。在傳統的認知中，我們習慣將大體量經典稱為“大部頭”，這個稱呼來源于其裝幀特點，但也會反過來形塑從業者對裝幀的選擇。但非常反直覺的一點是，《卡拉馬佐夫兄弟》和《魯迅全集》這兩套“大部頭”是我們嘗試中，非常成功的兩個文庫本案例，讀者對它們的接受和喜愛程度非常高。

對于“大部頭”經典，傳統的裝幀策略往往更愿意繼續強調或深化這些作品的崇高性與嚴肅性，比如更大的開本、濃重沉穩的顏色、硬質封面、克重較高的內文紙。讀者在翻開書頁前，就能感受到形態帶來的暗示——這是一部需要投入巨大時間與精力的作品，閱讀它是一種挑戰。同時，“大部頭”沉重而不易攜帶的“身體”也將閱讀這件事從其他生活場景中切割出來并隔離，使閱讀的動作局限在家中、書房或者圖書館中。

然而，對于生活節奏越來越快，時間逐漸碎片化，追求生活效率的現代人來說，上面提到的這些屬性無異于橫亙在閱讀面前的一道壁壘。當下，以“Z世代”為代表的年輕一代逐漸成為圖書市場越來越重要的消費群體，而這群與互聯網共生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也對閱讀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在無形中改變著市場。在信息過載的環境中成長與生活，“大部頭”承載的關于嚴肅、神圣的象征意義已經不再被年輕讀者所需要。面對它們，我們似乎已沒有足夠的信心、文化體力和興趣去應對，我們更需要自身與書籍的互動，書籍和生活的互動，比如畫線、隨手筆記、拍照、隨身攜帶，在公園、在地鐵、在咖啡館閱讀等。閱讀行為被期待著從內部打破，成為嵌入流淌著的生活之中的一個組件。

但另一方面，雖然大眾讀者的閱讀習慣正在悄然轉向，但對經典名著的需要卻并沒有隨之轉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還有增高之勢。當下，大家的消費選擇變得更加保守，文化生活亦是如此。而文學經典屬于一種被時間和大眾雙重驗證了的經驗，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一種確定性，在不確定的時代中，它是為數不多仍能給我們提供安全感的東西。于是，“口袋書”成為鏈接年輕讀者與經典名著之間的神奇鑰匙，轉動起來，消解了上述提到的矛盾性。

文庫本最早流行于日本出版界，并不是一種新的裝幀方式，反而頗為傳統和復古，從昭和年代就開始風靡。而當下流行于國內市場上的文庫本則更加多元，更類似于“口袋本”，顧名思義，就是尺寸較小，能夠方便地裝進口袋的書。在我國的出版語境下，出版方通常把64開或者較瘦長的小32開（比如110mm×185mm）的書都歸入這一類型。隨裝幀變化一起到來的，是讀者心理層面的松綁，閱讀行為也從一種莊嚴的儀式落地為日常化的陪伴。

對我們編室來說，文庫本的形式幫助我們達到了一種微妙的平衡，它既能保留經典文本的權威性，又能通過設計美學，賦予其現代感，形成“青春文庫本”這一獨特定位。而文庫本的成功，也絕不僅僅是縮小尺寸就能完成的，其背后是一整套圍繞“平衡”所作的加法和減法。經典作品的“文庫本化”雖然帶來了不少機遇，但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挑戰。其中對公版資源的差異化挖掘是我們重點在做的事情，這也關系到面對全市場共有的公版資源，一個品牌方所具備的核心競爭力。

比如2024年面世的，為品牌文庫本系列打頭陣的“魯迅創作全集文庫”，我們選擇突破傳統文本模式，添加了近千條注釋幫助理解，并增加了學者導讀。在視覺呈現上，由我們長期合作的知名青年設計師汐和操刀整體裝幀，并引入了當代藝術家的插畫，以“魯迅與青年”為主題，重構經典形象。

后續問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經典之作《卡拉馬佐夫兄弟》也在“加法”上下足了功夫。我們選用了耿濟之的經典譯文，資深編輯同時參考美版、英版、德版、中文譯本以及大量學術資料精校精注，新增約600條注釋幫助讀者閱讀。同時，在文本之外，還特別策劃了導讀別冊，其中不僅收錄了茨威格、紀德、別爾嘉耶夫和魯迅四位文學巨擘的評論文章，也附有詳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年表。這套書的裝幀在我們的讀者群體中收到了無數好評。

而對于最近剛上市不久的《故園風雨后》，我們為它選擇了非常適配的新銳譯者魯冬旭老師。譯者直言，《故園風雨后》是她從青春時代起就最偏愛的一部長篇小說。對于我們而言，這份熱愛是和她的專業能力一樣珍貴的東西。在裝幀上，除了小開本外，我們特別和青年攝影藝術家合作，力圖由內而外，對經典作品做最完整而又恰當地呈現。

文庫本由于開本較小，頁面可供發揮的空間在物理層面有局限。但對我們來說，優秀的文庫本并不會因為版面的減小而犧牲閱讀的舒適性。相反，內文版面的合理布局會更加被重視。字距、行距的舒朗、平衡，字體的易讀性等細節往往都會經過反復打磨。以《卡拉馬佐夫兄弟》為例，為找到最舒適，能夠為眼睛提供足夠“呼吸”空間的版式，對比不同字號，不同行距，光是內文版式我們就前前后后打樣了四次。

無疑，文庫本與當下的閱讀習慣正在相互形塑。對于缺乏整塊時間的現代人而言，碎片化閱讀已經成為更為中性的詞匯。文庫本通過降低啟動成本和場景限制，使“開始閱讀”和“持續閱讀”變得更容易。

目前，越來越多的品牌都在做文庫本、口袋本圖書的策劃出版，不少國內線下書店也開辟了文庫本專區，這也代表著讀者們對這種形式的認可。與這么多的同行攜手，路應該會越走越寬。在我看來，文庫本不僅是物理形態的輕量化，更是經典文本與當代生活的重新鏈接。未來我們會繼續探索“經典+日常”的模式，通過多種形式，讓經典真正滲透于年輕人的生活場景中。

（作者系文學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