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黛云集》（十卷本）。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沈杰群/攝

樂黛云先生去世一年多了。今年深秋，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一群人相聚北大校園回憶起樂先生時，不約而同提起一幅畫面：樂先生生前總愛圍色彩鮮艷的絲巾。

近日，慶祝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成立40周年學術研討會暨《樂黛云集》（十卷本）發布會上，當一行字“愛戴紫色絲巾”出現在一段樂先生視頻中時，現場嘉賓會心一笑，視頻里樂先生也笑得燦爛。

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提到，當年樂先生的打扮很時尚，給同學們留下深刻印象。“（20世紀）80年代中期，像樂先生這樣喜歡穿特別明亮艷麗衣服的女老師很少，故她每次登場，都讓人眼前一亮……著裝的時尚與學問的前衛，二者其實互為表里，故值得一提。”

樂先生是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教授戴錦華的恩師。戴錦華動情地說，樂老師的學術與事業“從來不在大學的圍墻之內”——樂先生始終關注社會、關注世界，更牽掛底層與苦難中的人。

當我們閱讀《樂黛云集》時，我們重新走進那位93歲“北大的國寶”的生命旅程。

樂黛云（1931-2024）是中國比較文學學科開拓者、奠基人。她是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現代文學和比較文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曾兼任北京大學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

戴錦華說，樂先生是“五四之女”“大時代的兒女”，稱她終其一生“一次又一次自覺、堅定地走向暴風雨”。

戴錦華認為，樂先生代表了一種“中國文化自信”，從一開始便是如此，但是這種自信從來不是一種盲目的自大。“樂老師延續了五四文化精神里對中國文化的自我批判，對中國文化的自我檢醒。正是在這種堅決果敢的批判、拒絕、揚棄的過程中，她不斷地去發掘、重新整理中國文化的傳統、中國文化的遺產，賦予這樣的遺產以新的生命與新的可能性，以及一種新的與世界對話的角度和位置。”

《樂黛云集》（十卷本）囊括了樂黛云在比較文學基本理論、比較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以及比較詩學和跨文化研究等方面的所有著述，是其學術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也是其個人生命史的大總結。其中所收錄的自傳、散文和序跋以及第十卷中他人對樂先生不朽事業及豐富思想的評述，不僅是新時期中國比較文學發展史的重要文獻，也是現代中國人文學術史和知識分子史的生動檔案。

有其人，乃有其文，見其文，亦可見其人。對于每一位傾力在世界語境中貫通思考古今中西問題的讀者而言，此十卷書必將是開啟并持續一次次永恒精神對話所不可或缺的思想酵素。

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張輝在《樂黛云集》序言里寫，樂先生曾說：“中國傳統文化的最高理想是‘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萬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則是‘和’。”

張輝寫道：“這種思想為多元文化共存提供了不盡的思想源泉。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歸結起來說，先生所做的一切——她的比較文學研究實績、她對北大精神的闡發和繼承、她對和與同兩者關系的深刻思考，都朝向一個最終的目標：和而不同，多元之美。”

《樂黛云集》第一卷《我就是我：這歷史屬于我自己》是樂先生的自傳。全書共分為9個部分：“思想性格的萌生”“初出家門”“難忘的年代”“重返北京大學”“大洋彼岸”“新的學術生涯”“我與文化熱”“料想不到的1980年代的終結”“1990年代：從文化熱到國學熱”。

《我就是我：這歷史屬于我自己》這本自傳既生動記錄了樂黛云先生個人生命經歷和家庭故事，是一部私人生活史，也折射了當代中國思想、文化乃至社會的風云變幻。書里提到的各種思潮以及文化熱與國學熱、理想與信仰、文學與科學等問題至今發人深省。

而像《樂黛云集》的第四卷《我的比較文學之路》，則以時間為序，系統呈現了樂黛云先生自20世紀80年代以降40余年不斷推進并拓展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學術歷程與個人心路。在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由復興、發展、壯大到日益繁盛的漫漫征途中，樂先生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溝通中外，屐痕處處；述往思來，目光深遠。這一卷描繪了樂先生個人的比較文學求索之路，亦為讀者展現了中國比較文學學科成長與開拓的縮影。

戴錦華認為，樂先生的文集記錄了當代中國的一個“重要關口”——彼時中國的世界視野發生巨大轉變，從此前的亞非拉第三世界社會主義陣營，逐步向歐美打開、轉移。“在這樣一個轉移過程中，樂老師的工作包含如何把中國放置在完整的世界版圖中，重新獲取并且自我定義中國的位置，以及中國文化在其中的價值、啟示及其可能性的作用。”

在學科建設與國際影響力層面，戴錦華提到，樂黛云先生不僅推動建立了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建立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更長期擔任國際比較文學協會副主席，是國際學界中“不可更替、從未被質疑”的中國學者。“樂老師以她的治學、為人，以及國內和國際的學術工作，向我們展示了何為文化自覺、何為文化自信、何為文化主體。”

陳平原認為：“作為學者的樂黛云，20世紀80年代從現代文學轉向比較文學，一如她的導師王瑤先生50年代由中古文學轉向現代文學一樣，都是因應時代潮流，以一己之力，聯合眾多同道，披荊斬棘，開創了一個新學科。”

樂先生對后輩的無私關愛與無限包容，是現場很多學者的共同回憶。樂老師的扶持不止于學術層面，更滲透到對后輩日常生活、長遠發展的關心中。

戴錦華回憶，自己曾向樂先生提及不想延續詩學研究的脈絡，而希望全面轉向文化研究，樂先生毫不遲疑地說：“對！好！這就是比較文學！”她不僅口頭支持學生，還立刻向校方申請在研究所下設文化研究工作室。

“盡管我們知道文化研究并不簡單等同于比較文學，但這正是樂老師關于比較文學精神的具體的實踐：我們被她庇護，被她包容；她為我們開道，她為我們做一切。”戴錦華說。

利他、無私、包容……樂先生的生命態度與學術態度是統一的。戴錦華希望讀者在閱讀文集時，能再次體認樂老師曾經首創、高揚、實踐的文化精神、生命態度與治學態度。

在發言最后，戴錦華動情地對在場所有人說：“我有幸在樂老師的麾下、在樂老師的蔭庇之下走過了我生命的道路。我在樂老師離開之后也被迫走向暴風雨，但是今天我感到慶幸，感到非常幸運。希望你們有同樣的幸運，希望你們承擔起你們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