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入寶山而空歸，這是閱讀劉汀新作《生活啟蒙》時讓人深感不安的焦慮。這部經年積累、數易其稿的長篇小說，以40余萬字的豐沛容量、宏闊而細膩的表達，在作者的寫作道路上印下了清晰的標記。小說關于人的全球化、跨世紀經驗與當代生活的整體描述和新中國成立70多年的歷史復雜性彼此共振，溢出了常見的闡釋框架，也貢獻了當代社會生活史版圖中少見的青年記憶。

小說《生活啟蒙》搭建了一個多維度、多層次的敘述空間，從地理場景中的北京、內蒙古、荷蘭、非洲、外太空，到文化場域上的中心、邊地、異域和四維空間。兩個家族三代人物的命運軌跡幾乎延伸到社會歷史變遷中的各個方面，涉及的話語層次包括但不限于歷史、性別、社會學、地方與全球化、AI及數字時代等多重領域。小說的內容與體量也因此呈現出復雜的、超出當下流行的“地方”“視角”或“話題”的新氣象。在社會生活的縱深處，在大時代的轉彎處，作者寫出了社會歷史大勢的變革和三代人的心靈軌跡。

當代中國跨越世紀的前后40年，也是被余華等作家形容為“相當于歐洲四百年”的巨型文化史時間。如何以文學的方式處理當代社會這極具復雜性的40年，對于作者劉汀來說，就是要自覺避免將小說文體處理成社會史視野內的編年大事記，或是文化思潮、事件史的注腳。同樣，他也無意于考察文學與歷史學、地理學之間的流行關系。他更愿意以文學的方式，關注40年甚至更久遠的社會變遷中人物的心靈和情感變化。

為此，《生活啟蒙》并沒有選擇新時期以來家族史轉喻社會史的常見小說模式，轉以及物的敘事方式，將社會歷史與時代風潮視為人物成長的精神土壤，突出作為絕對主角的人，尤其是沒有主角光環加持、未受命運偏愛，也沒有祖先榮耀庇佑的，普普通通的、帶有真實生活溫度的人。顯然，這樣的人物設置是冒險的。因為主動與精英人物歷史保持距離，便意味著無法調動主流意識形態的集體記憶。而缺少公共歷史記憶和記憶里的熟識人物，不僅會失去民族集體無意識的閱讀史基礎，還容易丟失耐心不足的讀者。但這也表達了文學的立場，表明小說愿意以拙誠的“笨功夫”，扎扎實實地書寫三代人所代表的廣闊社會中普通民眾的真實生活，突出更為純粹的、人民主體的、生活史的文學性。小說最具匠心的是，為了突出“生活啟蒙”的主題及意義，作者不惜弱化人物的社會文化身份，以心靈的獨白與對話推動敘述的邏輯，并作用于表意。叢牧之、余作真以及上一代的叢長海、下一代的熊仔，幾乎都在這樣的方式中完成了內心生活的求索，小說也由此借三代人的心靈軌跡，勾勒出當代中國人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精神生活。

叢牧之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為小說的主人公，她是獨立工作室的三個合伙人之一，工作室主要靠制作文化類紀錄片謀生。在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由于新媒介生產的飛速發展，叢牧之等人的傳統文化生產遭遇困境，工作室被迫解散。適逢此時，丈夫余作真向她提出離婚，叢牧之賭氣答應，她的雙重社會身份在時代轉型的時刻全部剝落：既不再是紀錄片導演，也不再是妻子。社會文化身份的消失意味著人與世界聯結點的減少，以僅有的生物學身份，即作為人的生命本體，直接展開與生活的近身肉搏。在叢牧之尚未想好未來的人生要怎樣計劃時，一封故鄉的來信將她從未來拽回到過去，從北京拽回到內蒙古的林東小鎮，從熊仔的媽媽拽回到遙遠記憶里的叢長海和肖月的女兒身份。自此，叢牧之那位素未謀面的父親叢長海浮出水面，以回憶性敘述的方式，銜接起叢牧之的前半生，用血脈的力量將她牢牢地焊在大地之上，也讓她不得不以生命本體的形式直面三代人的歷史。故事的結尾，當叢牧之終于看完父親留下來的日記，想象他半生漂泊的晚年生活時，她終于在血緣的無意識聯結中，原諒了父親，理解了母親，并從他們忠實于生活的熱愛中，獲得了啟蒙。

這便是唯有小說才能發現的，也是唯有小說才能成全的，子一代對父一代“異代同時”的近距離觀察。對叢牧之來說，父親缺席的整個人生里，出生前的內容，是她從母親、姑姑和干媽齊齊格那里“聽”來的；出生后的內容，是她從父親的日記本里“讀”來的。這里，叢牧之小小的幸運在于，她是在心態成熟的而立之年，才作為聽眾和觀眾去認識父母象征的家族史。她認識了上一代的不甘心，認識了他們隨著青春與青春的消逝，陡長出的勇氣、冒險、掙扎和自我放逐；認識了他們在時代浪潮中躍躍欲試的心，理解了他們渴望的理想生活，以及他們追逐理想生活時的高歌與悲鳴。就這樣，人到中年的叢牧之，在離開家鄉的20年后，因為父親的死亡消息與家鄉再次建立情感聯結，又因為父親的日記重新認識了父親，認識了自己的血脈來歷。在血緣的流轉中，她彌合了少年叢聰與中年叢牧之的個人史，借血緣的力量拼合出完整的人生。拼合的過程也是重新理解生活的過程，叢牧之逐漸生出對生活的理解力，她開始理解好友亞男的選擇，理解合作伙伴春景的不滿，理解自己成長中的年少委屈，也理解了父親對自由的渴望、母親愛而不得的遺憾、丈夫手術失敗的愧疚，以及齊齊格夫婦對于孩子的虧欠心，她理解了從前無法理解的生活。

但理解只完成了“生活”的一半，“啟蒙”需要新的提示，提示需要新的心理結構。叢長海與叢牧之、父一代與子一代，這些彼此互為“余音和前奏”的兩代人，在不曾改變的歷史結構中，是心理意識上的同代人。直到小說中的第三代熊仔的出現，這位對新媒介、外太空與人工智能了如指掌的新世紀少年，輕而易舉地化解了那個困擾家族幾代人的“詛咒”，新的闡釋可能性由此出現，“麗麗姑姑的感知可能比我們少一個維度，因此一切都變了。我們以為重要的那些事物，對她來說毫無意義，她有自己的趣味和喜歡。她不是病，只是跟我們處于不一樣的維度。說不定，她活在四維的世界呢，能看見我們看不見的事物，能感覺到我們感覺不到的快樂”。這便是更年輕一代帶來的啟示性作用，借鏡未來知識，為當下的生活解圍，并以新的視野和話語框架，帶來闡釋世界的新思路。解開父母感情危機的也是熊仔，是他告訴母親叢牧之，她貼身佩戴的那枚項鏈掛墜是父親余作真身體的一小截尾椎骨打磨出來的，是他讓母親體會到父親的鄭重心事，也是他讓母親久久藏于心底的那只懸浮了幾十年的鳥，最終落了地。可見，要理解生活，從中獲得力量，“照著今后所走的每一條路”，要依賴過去、當下和未來三代人，也要尋求與當下相適配的、新的心理結構。

長篇小說《生活啟蒙》完成了一代“微中年”作家認識自我與理解世界的使命，提供了一種并肩而立的、對半個世紀文化史的耐心觀察。作為一本記錄時代變遷、人民生活與幾代人心靈活動的精神檔案，《生活啟蒙》寫滿了對當代生活與當代人的關懷、理解與尊重。

（作者系山東大學教授、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