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教授夏曉虹輯錄的《〈飲冰室合集〉集外文》增訂本出版了。此次增訂有刪有補，共增補新發現的文獻近百篇。

從梁啟超病歿到《飲冰室合集》問世，其間經歷了七年。而夏曉虹編這部《集外文》，斷斷續續做了近十年。

夏曉虹，1953年出生。1984年于北京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原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現為河南大學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近代中國的文學思潮、女性生活與社會文化。

《〈 飲冰室合集〉集外文（增訂本）》，梁啟超著, 夏曉虹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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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讀書報：您在學術研究中會首先考慮借助網絡等多媒體搜集、研究資料嗎？

夏曉虹：時至今日，恐怕任何一位偏于史學的研究者，都已經不可能完全舍棄網絡資源不用了。特別是在查找、搜集資料時，各種數據庫確實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這在答問開始的部分，我提到數據庫在《〈飲冰室合集〉集外文》增訂本的校勘與輯佚方面發揮的作用，已經有所顯示。其實必須承認，如果仍然用手工操作，靠個人閱讀積累，那么，現已收入《集外文》的一些篇目，很可能發現不了。比如《祖國政府與南洋荷屬華僑教育》，原本發表于在上海編印、銷售到南洋各埠的《荷屬華僑學生會季刊》上，我絕對想不到梁啟超會有文章在此刊出。所以，數據庫確實可以延長我們的目力，把我們帶到遠方未知處。

中華讀書報：您如何看待AI對學術研究的影響？

夏曉虹：我覺得人工智能即AI在學術研究上的影響和數據庫有本質的不同。現在很多人批評AI一本正經地造假。通過鏈接足夠多的資料庫，后續會解決這個問題。這一點我并不擔心。我認為AI更大的危險在于，如果不加限制地發展下去，它會取代人的思考。這和數據庫只是輔助人類的研究，主要的工作仍然必須由學者完成不同。但愿我是杞人憂天。

中華讀書報：梁啟超的寫作速度驚人，數量龐大，既為您編《集外文》留下了巨大空間，也增加了辨識和梳理的難度。增訂本新發現文獻近百篇，其中必有不少爬梳史料的艱難或趣事，能分享一下嗎？

夏曉虹：一般而言，搜集佚文，雜志相對容易得到，報紙則很難完整保存。近年由于數據庫的出現，情況發生了很大改變。只是，我得承認，在利用數據庫方面，我比年輕學者水平差多了。所以，在輯佚過程中，我會不斷尋求他/她們的幫助。比如要查找梁啟超的中舉試卷，我就委托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欒偉平幫忙。她是我以前指導的博士生，對各種資料庫非常熟悉，曾經在校內外多次做講座演示。她果然不負所托。更多的幫助來自出身北大英文系的王蔚，她對近代史料的熟悉在學界已有口碑。王蔚直接下載了五十多則梁啟超的佚作給我，使增訂本在補遺方面大有提升。

當然，最應當單獨說到的還是《和文漢讀法》。關于查找此書初刊本的經過，我已經寫了一篇專門的文章《〈和文漢讀法〉初刊本復原記》，在《讀書》今年第四期刊登，整個搜尋過程可以用“上窮碧落下黃泉”來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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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讀書報：2005年，您曾出版《〈飲冰室合集〉集外文》，此次推出增訂本，您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增訂了哪些方面的內容？

夏曉虹：二十年后出版增訂本，編輯條件自然已有很大改善。當年，不少報刊文章不能復印，只好抄錄后再排版，可想而知會增加不少錯誤。此次重新開張，我們先確定了“所有文稿均以原刊本核校，文字依照原本，繁體字、異體字全書不做統一”的原則；同時，請年輕學者幫忙，利用各種數據庫，基本配齊了全部原始文獻。如此操作，是希望從源頭上保證底本的可靠性，從而切實提高增訂本的準確率。

在訂正過程中，發現了個別篇目因標題不同，與《飲冰室合集》有重出，故予剔除。如刊于《新民叢報》的《海外殖民調查報告書》，乃是日后成書的《新大陸游記》中的片段，雖然行文略有出入，畢竟是有待修訂的初稿，仍應以定本為準。

又有一些篇目次序的調整，除時間先后的考慮外，也包括了誤植。最不應該的是《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因2005年的《集外文》拖延多年才出版，在漫長的校對過程中，我也時有添加，最重要的就是這本1925年由中華書局刊行的梁啟超講稿。當初也曾猶豫是否收入，因為《飲冰室合集》已經收錄了梁氏在清華學校講演的《作文教學法》（初刊題為《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感覺定本在前，這篇在東南大學的同題演講便不應再占篇幅。后經反復斟酌，認定二文結構上有很大差異，論說也是各有千秋，仍以兩存為是。而將原書復印件交給編輯時已臨近出版，未及核查，匆促印出，卻是放在了收錄散篇文章的“文集補編”中。此次修訂，才調入其所應在的“專集補編”。

當然，增訂本最重要的貢獻在增補。重要的篇目，就是我在該書后記中已經列舉的五種：1、梁啟超光緒十五年（1889）廣東鄉試考卷；2、《蔡松坡遺事》，此為梁啟超在蔡鍔去世十年祭時所寫，也是他在諸多紀念這位愛徒的文章中篇幅最長的一篇；3、《和文漢讀法》，此書是近代著名的日文學習速成教材，初刊本一直隱身不現，此次刊錄，或可稱為《集外文》增訂本的最大亮點；4、《財政原論》，此書實為梁啟超同名著作的預告，包括《例言》與《目次》兩部分，未見正文固然遺憾，但從現有的一萬三千字篇幅，已可盡見該著構思的宏偉；5、《講壇第一集》，所收九文乃是梁啟超1918年年底出游歐洲前已撰就，陸續在北京的《國民公報》、天津的《大公報》與上海的《時事新報》“講壇”欄刊出，值得一提的是，這也是梁氏最早的白話著述。當然，增訂本還有很多散篇增補，這里就不細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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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讀書報：您費盡周折求全務真，自然是有意義的，而依照梁啟超生前的想法，其文集編纂當經刪汰。這樣一來，是否符合梁啟超生前的想法？

夏曉虹：梁啟超生前確實有六十歲“當刪定生平所為文，使稍稍當意，即以自壽”的說法。具體要刪除哪些，除了1926年其侄梁廷燦編輯的《（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可視為范例外，晚年弟子吳其昌的記述更為具體。梁啟超嘲笑俞樾的《春在堂全書》體例駁雜，“乃下至楹聯，燈謎，牙牌，酒令……都吝不肯芟”，說自己日后的文集決不能如此。所以吳其昌稱贊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楹聯以下盡刪不錄”，是遵從了梁啟超的遺愿。

我做增補時，大體是依照《飲冰室合集》，將所有佚文按照時序，分別納入“文集補編”與“專集補編”。盡管“文集”部分沒有完全遵照《合集》卷四十四以下的分類，依次排列祭悼祝壽文與碑帖、書籍、書、畫跋，但還是將《飲冰室詩話》與詩詞補遺放到了最后，以與《合集》保持一致。我猜想，有些文章的補輯未必合乎梁啟超的心愿。比如，其中舉試卷，編纂《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的丁文江與趙豐田已經看到，最終卻沒有進入《合集》，應是顧及了梁氏批判八股取士制度的態度。另外也有一些遺漏，顯然是編者鑒于時事而有意刪落。如《雜答某報》《中國不亡論》等，原為1907年梁啟超主持的《新民叢報》與革命派的《民報》激烈論戰的文字，1926年版的《飲冰室文集》尚且編列，《合集》卻剔除了。而在我看來，這些文章對于了解梁啟超當年的知識結構或政治主張，都是不可或缺的篇目。

除了這類與禁忌相關的增補，我對《合集》的體例也有突破，主要是收錄了啟事與挽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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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讀書報：您自80年代寫碩士論文就選擇了梁啟超，算起來也互相陪伴了四十余年，在四十余年間，學界對于梁啟超的認識與研究，經歷了怎樣的發展和變化？

夏曉虹：1982年春，我開始讀研究生，1984年夏天畢業，碩士論文題為《梁啟超的“文界革命”論與“新文體”》。回頭來看，當我1983年進入閱讀與論文寫作階段時，梁啟超研究在國內還很冷寂，可資參考的研究著作，只有1980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孟祥才著《梁啟超傳》。這本傳記落在今日讀者的眼中，已經顯得非常陳舊，但整個學界的研究就是從這樣的低點起步。對我來說，更值得慶幸的是，就在1983年8月，《梁啟超年譜長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及時出版，此書真正為我打開了進入梁啟超精神世界的大門。

孟祥才的著作其實是延續了此前“階級斗爭”那套話語。梁啟超戊戌政變后的政治作為，因此被籠統概括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絆腳石”，“逆革命之潮流而動”。在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大潮中，這種褊狹的政治讀解很快被突破，對梁啟超的研究已更多從文化層面展開，并逐漸形成熱潮。即使以梁啟超傳記的寫作而言，根據2007年我檢索國家圖書館書目的結果，當時已出版三十多部，現在自然更多。并且，研究所涉及的領域也極為廣闊。文學、歷史、美學、學術、政治之外，梁啟超的法律、經濟思想也都有專著論述。因此，取代“絆腳石”一類惡謚，梁啟超已普遍被譽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甚至此前一直遭受批判的梁啟超所秉持的改良主義政治理念，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正面評價。不難看出，梁啟超研究多元化的趨向，正與學界的整體變化同步。

中華讀書報：能否以此為例，談談您的治學方法和態度？在研究過程中，是甘之如飴還是歷盡艱辛？

夏曉虹：相比大多數研究者，我在資料搜集上應該算是很舍得花工夫。我覺得，編資料集并非只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其實自己更受益，因為輯錄的過程會讓你對這些史料格外熟悉，在撰寫論文時會自動浮出。

編《集外文》也是如此，甚至一些研究題目主要是依靠其中的史料完成。在查找目標文獻的同時，周邊的材料也會進入你的視野，為日后的研究與寫作帶來便利。所以，編資料集確實很辛苦，但在嘉惠學界的同時，也可以促進個人研究，我對此還是很有成就感。

中華讀書報：您如何理解作為“公眾人物”的梁啟超？研究梁啟超給您本人帶來怎樣的影響？

夏曉虹：我為自己的三卷本研究合集《閱讀梁啟超》所寫總序中，曾談到梁啟超最吸引我的，就是他作為時代偉人、啟蒙先驅與可愛長者的魅力。這可以算是我眼中作為公眾人物的梁啟超的形象。稱其為時代偉人，看重的是梁啟超在近代中國所具有的覆蓋性影響，也就是說，“近代中國所經歷的文學變革、學術思潮更迭、社會政治改良，梁啟超不僅身歷，且均為引領潮流的中堅”。而且，閱讀梁啟超的著作，并沒有讓我們感到歷史的隔膜，反而會生出一種歷久彌新的欣喜，這其實與他始終不變的啟蒙者身份有關。再加上梁啟超人格的光明磊落，做事的興趣盎然，“愛家人，愛朋友，愛文學，愛書法，愛生活中所有新奇美好的事物”，都會讓人樂意與之親近，長久盤桓。

而說到研究梁啟超對我的直接影響，我本來是文學專業出身，但如果僅僅局限于文學，對梁啟超的理解就很難深入，畢竟文學創作只是他平生著述中少之又少的一部分。因此，在完成第一部著作《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之后，追隨時代偉人與啟蒙先驅梁啟超的身影，我也從文學進入了更廣闊的史學領域，因而能夠走得更遠，看到更多、更精彩的風景。所以，我的第三部梁啟超研究著作，題目就叫《梁啟超：在政治與學術之間》。

中華讀書報：您曾提到從梁啟超進入近代文學、文化研究，可以做到借一個人理解一個時代。那么您認為研究梁啟超于當下又有何意義？

夏曉虹：確實，我一直很慶幸自己進入近代文學專業不久，就遇見了梁啟超。由于梁啟超自身的豐富性，使得對他的研究，足以擴展成為對于中國近現代社會文化的研究。而我對于近代中國的認識，也是借由梁啟超研究而逐步深入。

不只如此，雖然我并不喜歡追問歷史研究的意義，更愿意讓整個閱讀與分析的過程保持求知的純粹性，但我也看到了梁啟超并未遠去的事實。許多近代名人已被今人遺忘，而梁啟超無論是論述的引用率，還是文學創作或影視作品的出鏡率都十分可觀。可愛長者的形象固然讓他具有很強的親和力，不過，根本而言，作為啟蒙先驅的梁啟超在近現代中國不懈進行的國民常識教育，直到今天都沒有過時，值得我們一再重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