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六年（1073），蘇軾作《正月二十一日病后述古邀往城外尋春》一詩，其中有“老來厭逐紅裙醉，病起空驚白發新”兩句。若不了解蘇軾生平，可能會將此詩歸于其晚年之作。但實際上，此時蘇軾任杭州通判，年未四十。通常而言，三十幾歲正當人生壯年，因此這兩句詩就不免令人感到有些困惑了。

中國古代有關人生階段的劃分，《曲禮》中的表述相對權威：“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鄭玄將“艾”解釋為“老也”。因此，即使從比較寬泛的意義上來說，在古代，五十歲以后才算老年階段。五十歲之前的人，一般是不能被視為老人的。

如果翻檢蘇軾詩文集，就可以發現，在五十歲之前，蘇軾“未老言老”的詩詞為數不少。如人所熟知的“老夫聊發少年狂”，作于密州知州任上，此時蘇軾同樣未滿四十。蘇軾貶居黃州后，“老”字及相關意象更是屢見筆端，如《次韻樂著作野步》“老來幾不辨西東，秋后霜林且強紅”，《安國寺尋春》“看花嘆老憶年少，對酒思家愁老翁”，更為有名的《念奴嬌·赤壁懷古》“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則是以“華發”意象感喟人生易老。類似的詩句還有不少，均作于蘇軾五十歲之前。

“未老言老”的現象在古人筆下并非鮮見。蘇軾的恩師歐陽修，在慶歷五年（1045）創作《醉翁亭記》時，描繪了“蒼顏白發，頹然乎其間”的自我形象，而此時他同樣年未滿四十。嘉祐元年（1056），因感念創作琴曲《醉翁吟》的友人沈遵，歐陽修贈詩一首，詩中回顧自己十年來的經歷：“我時四十猶強力，自號醉翁聊戲客。爾來憂患十年間，鬢發未老嗟先白。”十年之后，“強力之年”的“醉翁”才鬢發先白，而此時他也不過五十虛歲。

應該說，“年老”不僅存在客觀的生理指標與社會標準，也是一種相對主觀的心理感覺。當年歐陽修由參知政事被貶為滁州知州，地位一落千丈。他雖立刻將目光轉向地方治理，在滁州積極探索“與民同樂”的為政道路，但也難掩“頹然老矣”之感。這種感覺無關年齡，主要因胸中理想漸行漸遠，少年豪氣脫落殆盡，暮年感便與日俱增。

蘇軾的暮年感也與其理想的破滅有關。熙寧年間，蘇軾因質疑王安石的變法條款，被外放杭州任通判。雖非貶謫，但已遠離朝廷，實現理想的可能性大打折扣。元豐二年（1079），他又遭遇“烏臺詩案”，僥幸免死。劫后余生的蘇軾，更不敢奢望實現“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了。就像他在《初到黃州》一詩中所寫：“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荒唐”二字飽含辛酸，成為他前半生的蒼白注腳。

過早產生暮年心境，還與蘇軾少年成名有關。蘇軾在嘉祐二年（1057）高中進士第二名，名滿京師，此時他剛二十出頭。嘉祐六年，他又考取制科第三等。由于一、二等虛設，三等在宋朝立國以來僅有吳育一人考取，因此蘇軾實可謂宋代制科第二人，在汴京再次引發轟動。多年后，蘇軾赴任密州知州時，回憶往日少年意氣：“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只可惜現實世界的復雜程度，遠超少年蘇軾的想象。當年屆四十、剛達到《曲禮》所言“四十曰強，而仕”的標準時，蘇軾已在宦海中沉浮近二十年，飽嘗其中的艱辛與險惡。“致君堯舜”未成，暮年心境已生。

但如果僅從暮年心境理解外放杭州通判后的蘇軾，無疑稍顯片面。蘇軾積極嘗試與暮年心境周旋，而非陷溺其中。在密州出獵時，蘇軾雖自稱“老夫”，但仍想“發少年狂”，試圖“西北望，射天狼”。元豐五年（1082），他游蘄水清泉寺，見蘭溪西流，感嘆：“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發唱黃雞。”可見身處低谷的他，即便感覺自己正在老去，仍鼓勵自己不虛度人生。

蘇軾還嘗試以更高的人生境界超越內心的焦慮。在黃州，他在給堂兄蘇不疑寫信時指出“吾兄弟俱老矣，當以時自娛”，并解釋：“所謂自娛者，亦非世俗之樂，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即天壤之內，山川草木蟲魚之類，皆是供吾家樂事也。”這種思想便是他在《臨皋閑題》中所說的“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也是《赤壁賦》中面對“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時，對客所言“吾與子之所共適”者。

正是困頓的磨折與時間的歷練，讓蘇軾意識到遲暮之悲的狹隘。《赤壁賦》中“哀吾生之須臾”的客友，何嘗不是蘇軾本人生命焦慮的化身？但此時的蘇軾，已能與這一化身平靜對話。如果熙寧四年蘇軾調任外官后，他自稱年老，多少還存在壯志未酬的不甘，那么來到黃州，在長江的清風與月光中，領悟到了“物與我皆無盡”的蘇軾，則十分坦然地接受了現實。正所謂“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無論是功名、富貴，乃至生命中不斷流逝的時間，若非“吾之所有”，何必執著營求？

因此，當蘇軾真正步入晚境后，反而不再表達年華老去的焦慮。在嶺南時，垂垂老矣的蘇軾聽聞好友吳復古出家，作詩一首表達了肯定。詩中敘述晚年的吳復古認識到“四大猶幻座，衣冠矧外物”后，“一朝發無上，顧老靈山宅”。正所謂“世間出世間，此道無兩得”，因此，“丈夫生豈易，趣舍志匪石”。詩中表現的不為外物羈絆的心境，也可視為蘇軾晚年的自況。

在嶺南，蘇軾在給好友王定國的信中寫道：“其余坦然無疑，雞豬魚蒜，遇著便吃；生老病死，符到奉行”。“符到奉行”代表的是他從容面對生死大事，“遇著便吃”代表的則是他在日常生活中安享所遇的人生態度——可謂同一坦然的兩種表現。如果說“老”作為一種心理感覺，是由年華易逝導致的生命焦慮的話，那么，身體衰老但內心坦然的蘇軾則真正進入了“不老”的人生境界。

（作者：朱建強，系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