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仁前（1961— ），江蘇興化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文學創作一級。作為“里下河文學”的核心代表與推動者，他以四十余年的創作實踐，構建了氣象恢宏的“香河”文學世界。其創作涵蓋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散文等多重文體，不僅完成了對里下河地域文化的全景式書寫，更以深刻的現代性反思，成為中國當代地域文學書寫的典型范式。

一、文學歷程：從水鄉走出的執著歌者

劉仁前的文學生涯始于1985年，那個文學依然閃耀著理想主義光芒的年代。他的創作起步于里下河鄉村的生活經驗，早期短篇小說《瓜棚小記》已在文壇初露鋒芒。真正讓他獲得廣泛關注的是1987年《故里人物三記》的發表與獲獎。這部作品不僅讓他走進人民大會堂的領獎臺，更讓他收獲了來自陳建功等文壇前輩的關鍵性肯定。陳建功在點評中敏銳地指出：學汪曾祺者眾多，將“汪味”學得如此到位的還不多。這一評價既是對青年劉仁前的肯定，也為他日后構建“香河”文學地理指明了方向。

更令人深思的是，《故里人物三記》發表后產生的持久影響力。劉仁前曾深情回憶，一位連云港的作家在小說發表十多年后找到他，聲稱“你的《故里人物三記》我都能背。”這種跨越時空的精神共鳴，促使他深入思考：如何建立一個根植于故鄉、擁有自身生命律動的文學世界。正是這種思考，讓“香河”的構建從早期的自發書寫，升華為一種高度的文學自覺。

2005年前后，劉仁前進入創作的重要轉折點。在承擔報社繁忙編務工作的同時，他僅用40天就完成了長篇小說《香河》的初稿。面對媒體采訪時，他曾坦言，那時處于一種“井噴狀態”：“進入創作之后，小說所再現的那種氛圍，那些場景、人物，一進去，他們就都自由活動了……我的手指在鍵盤上敲動，前面一句還沒有打好，后面的人物語言就已經出來了。”這種創作狀態，源于數十年生活積累的情感決堤，也標志著他文學創作黃金期的到來。

二、“香河”宇宙的多元建構與深化拓展

劉仁前通過長篇小說、短篇系列、散文等多重文體，構建了互為補充、層層深入的“香河”世界。這一創作體系不僅體現在不同文體的嘗試上，更展現了他對故鄉書寫的持續深化和多元探索。

長篇小說體系的《香河三部曲》（《香河》、《浮城》、《殘月》）是其文學大廈的基石。這三部作品以70余萬字的宏大篇幅，完整呈現了里下河地區從傳統鄉村到現代城鎮的歷史變遷。值得注意的是，這三部作品并非簡單的線性延續，而是從不同維度共同編織出一幅里下河社會的全景畫卷。《香河》以文革時期為背景，卻超越政治敘事，聚焦水鄉民俗與人性本真；《浮城》將視角從鄉村提升至縣城，展現了改革開放初期基層政治生態；《殘月》則直面市場經濟大潮下物欲橫流、精神失落的社會現實。這種敘事視角的轉換，反映了作者對時代變遷的持續關注和思考的不斷深化。

短篇小說創作是劉仁前文學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香河紀事》以15個相互關聯的短篇組成一部獨特的“香河志”。這些作品在敘事上展現出新的突破，評論家曉華指出，該作品以“系列短篇”形式構建文化空間，從生產生活方式、小傳統、方言三個維度繪制鄉村記憶。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香河紀事》中的作品大多以悲劇收場，體現了作者對鄉村生活的深刻反思。他用了“痛徹心扉”一詞來形容這種情感，足見其創作的深度和勇氣。

中篇小說集《香河四重奏》 代表了劉仁前在敘事藝術上的新探索。這部包含《月城之戀》《謊媒》《冤家》《相逢何必再相識》四個中篇的作品集，被評論家楊學民認為在敘事結構上實現了重要突破：“中篇小說集《香河四重奏》運用的張力結構和輪回結構，也不只是劉仁前小說藝術形式的突破，它別有藝術功能和意味。”這四個中篇分別探討了物欲、謊言、復仇和情愛破滅等現代性困境，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敘事交響。

散文創作是劉仁前文學世界的另一重要維度。從早期的《楚水風物》到后來的《五湖八蕩》《生命的年輪》，再到近年的《這一鑿，生命如花》《隱逸在時間深處》，他的散文創作始終與小說保持著互文關系。《楚水風物》系統記錄了63種里下河物產，引用古詩文與民俗知識，形成“文化志式寫作”；《五湖八蕩》延續對故鄉自然與人文的凝視，在城市化背景下反思傳統價值的流失；《這一鑿，生命如花》聚焦非遺技藝，將手工時代的文化密碼轉化為文學表達；《隱逸在時間深處》則展現了對生命本質的更深層思考。這些散文作品共同構成了“香河”世界的文化底色和情感基礎。

三、核心作品的深度闡釋與藝術突破

《香河》的文學價值不僅在于其開創作家個人文學地理的意義，更在于它對里下河文學的美學奠基。這部作品以其質樸的白描、抒情的筆調和濃郁的地域風情，被譽為“里下河版的《邊城》”和“里下河風情全息圖”。小說中大量運用的方言土語，不僅增強了地域特色，更體現了他的文學追求。他直言自己是一個有“私心”的作家，寫《香河》就是為了讓讀者記住地球上有一個叫“香河”的村落。這種語言選擇，是對汪曾祺“寫小說就是寫語言”理念的繼承，更是其文學世界真實性、獨特性的根本保障。

《浮城》的敘事創新體現在它對基層政治生態的獨特書寫。劉仁前堅決反對將其簡單歸類為“官場小說”，他強調其核心是“鄉村社會學與文化學”。這部作品通過主人公柳成蔭（《香河》中的青澀少年）返鄉任縣委書記后的沉浮，深刻揭示了在宗族、人倫、故交等盤根錯節的鄉土關系網絡中，一個“政治人”如何同時也是一個“情感人”與“倫理人”。學者汪政精準地指出，《浮城》“以個體書寫的方式在為一個地方作傳”。施耐庵文學獎評委會的頒獎辭更進一步肯定了其價值：“在后鄉土社會為人們留下了具有實證意義與方志價值的蘇中平原水鄉的典型風俗畫。”

《殘月》的批判意識標志著劉仁前創作的重要轉型。作為三部曲的終章，這部作品將筆觸伸向21世紀初的娛樂圈，通過柳氏家族第四代傳人柳永的“殘缺人生”，直面市場經濟大潮下物欲橫流、精神失落的社會現實。面對為何將故鄉故事寫得如此“灰暗”的疑問，劉仁前的回答展現了一個作家的責任感與深沉的愛：“這并不代表我不愛我的家鄉，恰恰相反，我覺得這是作為一個有責任感的作家，用警醒和反思來表達對家鄉最真誠的愛。”這種從“田園牧歌”到批判現實主義的審美流變，正是他追隨時代、深化思考的必然結果。

《香河紀事》的人性探索代表著劉仁前創作的又一次深化。這部短篇小說集超越了早期風情描摹的層面，轉而以冷峻而悲憫的筆觸，直面人性的復雜性與黑暗面。書中通過“死亡敘事”等多種手法，深刻揭示了在特定歷史環境下，人性中隱藏的欲望、貪婪與卑微的惡。然而，作者的目的并非簡單的道德審判，而是試圖“圓融悲情”，在理解與原宥中，達成對生命整體性的觀照，展現出深邃的現代意識。

四、地域書寫的美學創新和藝術特質

劉仁前的文學創作在藝術上形成了獨特的美學特質，這些特質使他超越了普通的地域作家，成為具有全國影響力的文學名家。

方言與詩性語言的融合是其最顯著的藝術特色。他大量運用蘇北方言，卻以散文式的抒情筆調消解了地域隔閡，形成“質樸而雋永”的語言風格。被著名學者丁帆先生稱為用蘇北方言進行長篇寫作的第一人。

在《故里人物三記》中，冬季里，“祥大少”們穿著破棉襖在巷頭上見面，彼此打招呼，“穿棉襖”不說“穿棉襖”，而是說“杠”。“喝酒”不說“喝酒”，而說“扳”。小說家龐余亮讀后很是感觸，且念念不忘。他說，一個“杠”字，一個“扳”字，神了。這種對方言的創造性運用，不僅增強了作品的鄉土氣息，更提升了他的文學語言的表現力。

人物塑造的倫理深度是另一個重要特色。從《香河三部曲》到《香河紀事》和《香河四重奏》，他塑造了五代“香河人”的清晰譜系。他筆下的角色沒有“至善”也沒有“至惡”，大多數是帶點瑕疵與個性的小人物。無論是到處“播種”卻亦有擔當的村支書香元，還是玩世不恭卻在社會變革中失落的“祥大少”，他都給予充分的理解與悲憫。這種人性化的處理使人物更加真實可信，也體現了他對人性復雜性的深刻理解。

溫情與詰問的平衡構成了他創作的獨特張力。他的作品既延續了汪曾祺“人間送小溫”的審美理想，又以悲憫視角審視鄉村現代化進程中的矛盾。如《浮城》中對官場生態的刻畫，既不刻意渲染黑暗，亦不回避人性復雜，體現了“哀而不傷”的中和美學。這種平衡感使他的作品既保持了藝術的純粹性，又不失現實的批判力量。

時空結構的創新在《香河四重奏》中表現得尤為明顯。評論家楊學民指出：“中篇小說集《香河四重奏》運用的張力結構和輪回結構，也不只是劉仁前小說藝術形式的突破，它別有藝術功能和意味。”他認為，小說時間結構是一種意義生產結構，敘事時間是小說藝術節奏的筋骨，《香河四重奏》在探索敘事時間的藝術功能時，特別重視時間向度的交叉點或時間轉折點，努力激發這種交叉點或時間轉折點的藝術爆發力。這種對敘事藝術的持續探索，顯示了劉仁前作為一個成熟作家對形式創新的自覺追求。

五、文學史意義與貢獻

劉仁前的創作不僅是個人的文學成就，更是“里下河文學”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他的文學史意義體現在多個層面。

主題嬗變的文學史價值值得深入探討。從《香河》的鄉土詩意，到《殘月》的現代性批判，劉仁前完成了“從守望到反思”的轉型。他的作品被范小青概括為“里下河地區的風俗史、城鄉演變史與青年成長史”。這種主題的嬗變不僅反映了作家個人的思想發展，也折射出中國當代文學在面對社會變革時的整體走向。他的創作實踐為地域文學如何超越地域局限、實現普遍性書寫提供了成功范例。

對里下河文學的推動是劉仁前的另一重要貢獻。作為里下河文學研究中心主任，他通過主編《里下河文學作家叢書》、組織文學研討等活動，為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實質性貢獻。汪政指出，其創作“改變了江蘇的文學地理，豐富了江蘇的文學生態”。這種對文學建設的自覺參與，顯示了他作為文壇中堅力量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語言與文化的雙重自覺使他的創作具有更深層的文化意義。他大量運用里下河方言，但又不是簡單的方言堆砌，而是通過文學化的提煉，使方言獲得了新的生命力。同時，他的散文集《這一鑿，生命如花》聚焦非遺技藝，將手工時代的文化密碼轉化為文學表達，這種對傳統文化的關注和重構，使他的作品超越了單純的文學范疇，具有文化傳承的意義。

著名學者丁帆譽其為“用長篇書寫里下河歷史變遷的第一人”，這一評價精準定位了其文學史地位。他繼承了汪曾祺的抒情傳統，但又以長篇小說的宏大敘事，突破了前輩多以中短篇格局書寫鄉土的范式，實現了對里下河文學內涵與邊界的雙重拓展。

結語：守望與重構的文學坐標

劉仁前用四十年的堅守，將一條無名的故鄉小河，升華為一個意蘊豐富的文學符號。他的“香河”，是里下河的縮影，是鄉土中國的鏡像，也是觀察社會轉型的窗口。在鄉土文明漸次破碎的時代，他既以深情的筆觸重建故鄉，又以痛切的愛揭示其傷痕，最終完成了從“風情畫家”到“人性勘探者”的蛻變。

他的創作生涯證明，最深情的文學，源于最執著的守望；最有力的書寫，在于最真誠的反思。他不僅是在為故鄉立傳，更是在為一場波瀾壯闊的時代變遷，留下一份充滿體溫與洞見的文學證詞。正如評論家曉華所言：“有了《香河三部曲》，有了《香河紀事》，劉仁前的空間敘事還會向哪里延伸？那只能由他鄉愁的濃度決定了。”這位從水鄉走出的作家，用四十年的堅守證明了一個真理：在地域書寫的道路上，走得越深，才能看得越遠；愛得越痛切，才能寫得越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