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當代·長篇小說選刊》第4期刊發了王彬的長篇小說《花楸樹下》。

小說講述了1945 年長白山下一個叫臨溪的小城，共產黨、國民黨、蘇軍、日本殘寇在歷史風云中展開的諜戰、暴動與反暴動的傳奇故事。

在這里，有殘余日寇的暴動，“偽滿”皇后的亡命奔逃、東北抗聯302旅率部平暴、“胡子”覬覦珍寶，更有士紳、百姓、僑民等各色人等的亂世沉浮，小說的情節波瀾壯闊，一波三折而扣人心弦，是一部經得起推敲、有歷史溫度與時代厚度的優秀作品。

王彬在其敘事學著作《從文本到敘事》中曾經揭示小說創作中“場的二度轉換”理論，他認為小說中的“場”是小說的重要背景，場可以是社會的，也可是自然的，既可以是地域的而遼闊，也可以是單純的物件諸如一株樹木一枚綠芽一粒沙塵等等， 總之是與時間相對應的一種空間。這就如同一個盒子，小說中有了這個背景，小說中的人物與故事便有了具體的可以觸摸的載體，故而場是小說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當然，場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需要經過從現實的場到文學的場的轉變，從抽象概念變為可感可觸的敘事空間。王彬的《花楸樹下》對臨溪市的書寫，正是這一理論的生動實踐。

臨溪市作為中國、蘇聯和朝鮮的邊境小城是這樣的：

位于鴨綠江與渾江之間，東南是鴨綠江，西北是渾江，再后面是蜿蜒的長白山和青碧的森林，渾江距離市區頗遠，但是在夜深人靜時，依舊可以聽到浩蕩江濤，趁著月色隱隱地貼地而來。

臨溪市區不大，有一條沿鴨綠江修建，南北走向的大道，稱濱江大道，這是臨溪的干道；后面還有四條與其平行的道路，分別叫濱江二道、三道、四道，這是臨溪的次干道；在這些道路之間分布著六七條東西走向的街道；其余就是漁網一樣的細碎小巷，所謂微形道路了。濱江大道、濱江二道等街道構成城市交通網絡，萬花樓、臨豐樓等場所則承載了臨溪市民的活動軌跡，這是作者筆下真實的“場”。

新歷史主義理論家海登·懷特在《元史學》中指出“歷史敘事本質是故事化的建構”，《花楸樹下》對臨溪的書寫恰是如此。小說不僅直接鋪陳臨溪作為1945年東北邊境小城的城市場景，而且精細刻畫了婉容等人居住訾水外墅：

院子里花木扶疏，大門是西式門樓，門樓上方砌筑拱形女墻，女墻兩側豎有兩根立柱，柱頂上蹲著兩只水泥堆塑的獅子。正中也用水泥堆塑松枝與太陽，原來是有顏色的，青翠的松枝映襯通紅的太陽，如今顏色早已剝落，露出水泥本身的淺灰質地。門額上鑲嵌一塊長方形磚匾，四邊圍著鏨有牡丹葉子的花邊，中間鐫有雙溝陰刻“訾水外墅”四字。院子里有一座淺白色的兩層小洋樓，婉容與那嬤嬤住在二層東邊，那嬤嬤住1號，婉容住2號，費錦住樓梯右側的3號，警衛班住在底層，帶領這個班的不是班長而是一個姓楊的排長，綽號叫楊打鐵。

居住在這里，婉容總感覺恐懼與不安，感覺墻外有一雙眼睛盯著她的房間。那嬤嬤聽后，推開窗戶向外面望，卻一個人也沒有見到，在接近窗戶的地方豎著一根木頭電線桿，懸掛一盞綠色的搪瓷燈罩，燈盞下面是一支白熾燈泡，散射出幽暗、同時也投出濃重陰影的黃光。燈罩附近釘著乳白色磁柱，拉出兩根黑色電線，一根拉向胡同南邊，一根拉向北側。那嬤嬤看的時候，纖細的電線正微微顫動，弄得那嬤嬤有些眼暈， 再向窗下察看，拐彎處有個人影風似的一閃不見了。“這個人就是土匪馬伯利”，在夜間襲擊的時候被婉容的侍衛趕跑了。從此楊打鐵帶領士兵們放大了防范范圍。這樣，臨溪的“場”不再是簡單的空間形態，而與情節、人物相連，反映了戰時的人心與權力博殺，從而完成了從“現實場”到“文學場”的藝術轉換。

王彬在《從文本到敘事》中進一步提出了“場的余韻”概念，即：“敘事結束后，場的影響不會立刻消失，反而會隨著時間延伸，形成余韻”。《花楸樹下》的尾聲通過黑皮箱子傳說與花楸樹意象，將臨溪的場延伸至戰后，從而完成歷史記憶的傳承。黑皮箱子作為小說的核心意象，象征著偽滿政權的殘存幻想與對財富的虛妄渴望，其傳說在戰后成為臨溪的集體記憶。

“臨溪市櫻桃巷拆遷，在北房東側夾墻發現一只黑色皮箱，有人說這是婉容的箱子，打開卻空蕩蕩；也有人說，北郊白樺林懸崖下，發現爛掉的箱子與骸骨，里面只有一張黑桃皇后撲克牌和幾枚古錢一枚秦半兩，三枚漢五銖，婉容占卜用的”。

作者通過“空箱子”和“爛掉的箱子”等細節，暗示歷史傳說的模糊性，黑皮箱子的傳說讓偽滿覆滅這一抽象的歷史事件，演化為臨溪市代代相傳的民間傳說，從而完成了“場的余韻”。

花楸樹作為東北樹木的意象，則進一步強化了“余韻”的詩意與厚重。小說在結尾處寫道：“那年秋天，樹枝銀白色的花楸樹，落霞似的漿果又大又甜，而那年冬雪格外浩瀚，仿佛寒冷山林里的傳說民謠，綿密而悠遠”。花楸樹作為臨溪的“自然符號”，見證了戰爭的殘酷與戰后的平靜，其漿果之甜與冬雪的浩瀚，正是歷史記憶與自然景觀的融合，所謂以景喻情，從而讓臨溪的場不僅具有了深厚質感，而且煥發出獨特的文學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