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琳的小說理性中透著感性，感性中不乏性感。起初基于自己的經歷，很快轉移到某個對象，當她留學歸來時，她講的就不再是某一個人的故事，而是所有人的故事。她講故事的對象從自己走向群像，故事的范圍越來越廣，而所承載的情感卻越發相通，《棄子》就是這樣的一個寫人與人相通為底色的故事。

棄子，顧名思義，被拋棄的人。主人公“我”是被抱來的孩子，父親驟然離世、母親棄他而去后，只能在記憶的碎片里摸索著拼湊過往；妻子在第一段婚姻被剝奪親子權后，用冷漠筑起情感堤壩，抵開了所有情感可能；搭車的女孩早早沒了母親，父親的偏愛始終落不到自己身上，在獨自生長的過程中嘗試逐漸接受自己。這三個原生家庭都是被命運“退貨”的生命，一如那些在生活褶皺里喘息的邊緣者，那些在創傷中生長出韌性的“棄子”，用各自的方式編織著安全感的防護網。

小說第一視角“我”一出場，就通過一長段敘述展示了創傷記憶的代際傳遞。父親的人生始終在“成為醫生”與“被驅逐”中搖擺。縣城診所的那段時光，是他短暫掙脫原生環境的飛升期。作者用“明媚”二字形容這段歲月時，暗含著對底層命運的精準洞察：當一個貧困山村的青年突然觸摸到知識與尊嚴的邊界，那種狂喜足以讓他相信自己能改寫命運。他對護士“傾囊相授”的熱忱，本質上是在通過“復制自我”來確認存在價值，那些被傳授的醫學知識與“除此之外的許多許多”，實則是他試圖構建的精神譜系。

這場自我救贖最終在護士與內科大夫的糾葛中崩塌。白琳刻意淡化了父親在這場風波中的具體角色，只留下“逃離還是被驅逐”的模糊性。這種敘事留白恰恰揭示了創傷的核心特征——受害者往往在事件中喪失主體性，淪為他人故事里的模糊注腳。父親回到山村后開設的診所被打上引號，這個細節極具象征意義：當體制與身份的雙重認證被剝奪，他的生存合法性便成了需要質疑的存在。那些被干部勸退、被部門關停的情節，也是父親作為主流社會的邊緣人被驅逐被拋棄的隱喻。

父親與女病人的混亂關系，在心理學層面構成了典型的創傷補償機制。“醫生這個頭銜所賦予的權威力量，一種春藥”，白琳用近乎殘酷的直白，撕開了底層男性對尊嚴的畸形渴求。社會主流始終對父親關閉大門，他只能在權力關系倒置的場域里尋找慰藉。那些在昏暗診所里發生的隱秘交易，實則是被侮辱者的反向侮辱——他試圖通過掌控他人身體來填補自我認同的黑洞，卻在每次欲望宣泄后陷入更深的虛無。

“我”的存在從一開始就是被定義的。在反復敘述的自我中，完成被拋棄者的身份拼圖。白琳將這個真相放在奶奶去世后揭曉，構成了雙重剝奪：“我”不僅失去了最后的庇護者，更失去了作為某人之子的身份。這種存在性危機在“我”成年后轉化為傾訴癖：“一年以來講了許多遍，每一遍其實都不太一樣”，這并不是記憶的偏差，而是創傷后的自我修復機制——“我”靠不斷復述記憶確認自身存在。

婚姻成為“我”尋找安全感的試驗場。妻子的冷淡與“我”的傾訴形成奇妙的張力，那些在昏暗公寓里反復被打斷的講述，本質上是兩個殘缺靈魂的碰撞。妻子的創傷以另一種沉默的方式存在。

她十九歲生下孩子卻被剝奪撫養權，這段經歷像被掐斷的血管，在她體內形成隱秘的血栓。同學聚會時，她對旁人親密的回避，對“展示”婚姻的執念，本質上是阿德勒所說的“自卑感與心理補償”，用看似完整的關系掩蓋內心的廢墟。她拒絕“我”講述過去，不是冷漠，而是恐懼：那些未愈合的傷口，最怕被他人的故事觸碰。她用舞蹈班的光鮮、得體的衣著構建著在人際關系中的防護層，而遇到當大學同窗在師范大學、文旅局占據體面位置時，縣城舞蹈班的招牌突然顯得單薄，又再次帶來了社會身份焦慮——我們永遠在他人的目光中校準自我價值，被拋棄的創傷者尤其如此。

妻子的過往與“我”形成鏡像結構。她十九歲時在醫院被遺棄的經歷，與“我”被抱養的命運構成跨時空的呼應。白琳讓這兩個同樣帶著創傷印記的人走進婚姻，卻拒絕賦予他們救贖的可能。當妻子在暴雨中突然同意讓陌生女孩開車時，這個看似突兀的決定卻暗示了，被拋棄者對同類有著本能的識別力，她們能在對方的眼神里讀到自己的影子。

故事的轉折始于逃離中的破局。搭車女孩的出現像一道強光，照亮了“我”與妻子封閉的暗夜。這個背著巨型背包的女孩，身上帶著與“我”和妻子這兩個迷惘的“棄子”完全不同的生命質感。她的生命軌跡是一場持續的嘗試。從馬坊鎮到澳洲農場，從貨車駕駛室到咖啡館，她用地理上的位移對抗家庭帶來的窒息感。她背包里裝著的不僅是行李，也是自己筑造起的自由者的家，更是對父親偏愛他人的反叛。父親給其他女人的女兒十萬元出國費，卻拒絕資助親生女兒學外語。白琳沒有對此進行道德評判，只是讓女孩用“嘿嘿一笑”帶過十年的委屈，這種輕描淡寫的背后是對人性復雜性的深刻認識——人性的自私。

無論是主人公“我”的養母，妻子的前夫一家，還是搭車女孩的父親，都是通過損害家庭關系中的弱者，換取自我利益最大化和欲望的釋放。而搭車女孩卻表現出與“我”和妻子不同的生命走向——被傷害者未必會成為完美的受害者，被拋棄塑造出了另一種堅韌，盡管這種堅韌中摻雜著對現實的妥協與和解。

當她說出“我爸給了人家十萬……我還是靠自己吧”時，語氣里的輕松掩蓋著深刻的傷痛，她用合理化的敘事防御被拋棄的痛苦。白琳讓她在暴雨中展現出驚人的駕駛技藝，與其說是在寫一個獨立女性，不如說是在探索創傷的另一種可能——那些同樣被原生家庭傷害的人，如何通過主動破界實現自我接納與和解來獲得救贖。

暴雨中的車程成為三個靈魂的臨時庇護所。女孩握著方向盤的手，妻子在后座閉目養神的呼吸，“我”在副駕上關于車禍的陰暗想象，構成了一幅奇特的共生圖景。“我”在顛簸中不斷預設車禍場景，實則是在展現被拋棄者的生存本能——我們永遠在潛意識里演練最壞的結局，仿佛做好準備就能抵御命運的突襲。而女孩在生死瞬間的冷靜操控，恰是對這種生存哲學的顛覆：真正的安全感從來不是靠防御，而是在主動迎擊風險的過程中生長出來的。

三個人物尋找安全感的方式，本質上是在拼湊各自的生命拼圖：“我”試圖通過婚姻填補被拋棄的空洞，卻在妻子的冷漠中發現親密關系不能修復原生家庭的創傷，只能提供重新學習愛的機會；妻子用冷漠、封閉來掩飾傷口從而偽裝一個體面的社會身份，卻在聽到女孩故事時，第一次流露出柔情——那些被壓抑的母性與被剝奪的愛，在某個瞬間找到了出口；女孩靠自己的力量走遍世界，卻在回到家鄉的小巷時，把保溫杯抱在懷里——堅硬的外殼下，依然藏著對溫暖的渴望。

結尾沒有奇跡發生。“我”依然不知道父親死亡的真相，妻子的過去仍是未解的謎，女孩回到鎮上后可能還要面對父親的冷漠。但那場暴雨中的同行，已經在他們心里種下了某種東西。診所的意象貫穿始終，從伴隨“我”成長的重要環境到結尾處只是搭車女孩回家路上的一個名詞，從心理層面釘死的創傷性標志，轉變為離家不過五分鐘路程的普通地標，這種從“重要”到“不重要”的轉變，本身就是一種治愈——當診所不再是命運的核心，意味著“我”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原生家庭的陰影，盡管傷痛仍在，但已能以更平靜的心態看待過往，預示著從“創傷”到“治愈”的軌跡。

“我”、妻子、女孩，這三個在原生家庭中被命運遺棄的靈魂，他們的故事之所以動人，正因為他們沒有停留在受害者的角色里。他們笨拙地、反復地、帶著傷痕地尋找安全感的過程，恰是人性最堅韌的證明。

白琳在《棄子》中展現的，是創傷如何像基因一樣在血脈中傳遞，又如何在某些時刻被人性的微光打破。那些被命運拋擲的靈魂，終其一生都在尋找一個不會被推開的懷抱、一點不會消失的燭火、一扇永遠為自己敞開的家門。白琳用她一貫細膩的筆觸，讓我們看見這些人性的裂縫，更看見裂縫中生長的綠芽——讓這些孤獨的靈魂在文字里相遇，在彼此的故事中確認：我們都曾被世界暫時遺棄，但從未停止過對溫暖的尋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