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白居易傳：詩人的七座花園》(以下簡稱《白居易傳》），別具匠心的封面設計引人注意：明代仇英《潯陽琵琶》為背景，勾勒出傳統士大夫的經典形象；而畫像下方“斜杠青年”的身份標識、左側“詩人的七座花園”的主題字樣，又為這一傳統形象注入現代解讀的活力。

作為周文翰文人視覺傳記系列的最新著作，《白居易傳》延續其全景式寫作風格，跳出聚焦文學成就的傳統傳記框架，以“七座花園”為線索，借翔實史料還原出立體的白居易。全書依時間脈絡，以嚴謹的考據，嫻雅簡約的敘述，刻畫了中唐文人的鮮活形象，串聯起白居易作為士人、詩人、造園家的生命歷程。其中還包括中唐宮廷政治、市井生活，以及白居易與元稹、劉禹錫等人的交往細節，鋪展出一幅生動的歷史圖景。

詩伴一生的心路歷程

白居易(772-846)一生寫詩六十年，共留詩作三千八百四十首，其詩作不僅構建起中國古典審美的重要范式，更串聯起他從仕路激昂到心歸寧靜的完整軌跡。那些融入國人文化血脈的詩句里，既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堅忍、“心憂炭賤愿天寒”的悲憫，也有“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的音樂美感，還有“一道殘陽鋪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的色彩，以及“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的自然意境。而《白居易傳》則將這些詩句放回到具體的歷史語境，讓我們看見詩與人的深度交織。

白居易的詩歌創作與其仕途緊密相連。他雖出身官宦之家，但仕途并非一帆風順。29歲考中進士后，從秘書省校書郎做起，歷任周至縣尉等職。其間有感于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愛情故事，創作了跌宕起伏的《長恨歌》，不僅奠定了其文學聲譽，更贏得唐憲宗賞識。任左拾遺、翰林學士期間，他直言諫言，以“為民請命”為任，并創作了大量“因事立題”的《新樂府》。這些作品以“質而徑”的語言、“直而切”的表達，通過民間樂人的傳唱，實現了“補察時政”的社會功能，也為他贏得了“詩魔”的美譽。

貶謫江州是白居易人生轉折，此后在忠州、杭州、蘇州他雖依舊勤政愛民，但甘露之變后，便逐漸轉向“獨善其身”。田園風光、日常生活中的點滴感悟成為此時白居易詩歌的主題，他在對自然和生活的細膩描繪中尋求內心的慰藉，追求精神的獨善。如“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簡單的詩句勾勒出一種閑適愜意的生活畫面；“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靈動的詩句描繪出一幅生機勃勃的江南春景。這些詩作少了諷喻的激昂，多了滄桑后的寧靜通透，這份感悟千百年來引發著讀者的情感共鳴。

七座花園里的理想與美學

《白居易傳》聚焦白居易宦海生涯中的七處居所，這些園林既是他的心靈避風港，也是其藝術審美與人生哲學的外化，更映照出長安、洛陽、蘇杭等地的歷史人文風貌。

書中首提的長樂坊宅院，是白居易“人生第一座房子”。雖簡樸卻生意盎然，“窗前有竹玩，門外有酒沽”的方寸之地，承載著他初入仕途的道德理想與生活意趣。而后的新昌坊兩重院落，見證了他仕途的首次升遷。院中栽種的松竹，既是他對自身品格的期許，更生動呈現出中唐下層文人初涉官場時的生活艱難與樸素狀態。尤為值得關注的是白居易在渭村丁憂時的園林實踐。面對簡陋田莊，他以“筑高臺、修觀景茅屋、引泉移竹”等手法改造，將其打造成可“坐觀華山碧峰，臥覽渭水云帆”的文人棲居地，其早期造園思想的雛形也在此間清晰顯現。

貶謫江州時營建的“司馬宅”，標志著白居易造園藝術的成熟。雖為暫居官舍，他卻傾注心力細細營造：宅宇背依高崗，竹林與白石相映成趣；苦竹與黃蘆紅綠交織，新竹同凌霜桂樹并立；更鑿一方小池，以白沙鋪底、青石砌岸，白日可觀池中漣漪，夜晚能賞月下倒影，在方寸天地間，構筑起一處安放心性的精神家園。

廬山遺愛草堂是白居易“追求獨善自足的實驗場”，更堪稱其造園藝術的巔峰之作。這座草堂坐落于香爐峰下，以青蘿為墻、白石為橋，流水環繞其間，飛泉相映成趣，與周邊的云、木、泉、石渾然融為一體。白居易更精心配置喬松、修竹、紅榴、白蓮等植物，讓草堂成為“平生所好者，盡在其中”的理想之境。這般景致令他甘愿在此數月獨居，甚至萌生出終老于此的念頭。

任職忠州期間，白居易在推行“均賦租”“寬刑書”等惠民政策的同時，于城東荒坡開辟“東坡”：坡上種植野桃、山杏、水林檎等果樹，溪中栽種荷花，水畔修筑觀景臺。這種雅俗共賞的造園方式，兼具實用價值與審美意趣，其營造理念跨越兩百年時光，與后世蘇軾產生了深刻的跨時空共鳴。

白居易晚年營建的新昌坊與履道里宅邸，造園技藝更臻化境，集中展現其造園水平的巔峰狀態。新昌坊宅以松竹花草勾勒自然意境，搭配青瓦白沙的造景手法，盡顯雅致；履道里宅邸則通過引水、筑臺、種竹、堆石等技藝，將江南景致巧妙復刻于洛陽城中，堪稱其世界觀、生活觀和個性的物質化呈現。

這七處居所于白居易而言，有著多重深層意義：既是他現實生活的落腳據點，也是調和“仕”與“隱”矛盾的思想空間，更成為他孕育閑適詩作的文學場域。園林串聯起白居易的個人生活軌跡，更是中唐文人生活方式的鮮活實錄。從長安到洛陽，從江州到忠州，每一處園林都如一面鏡子，折射出當地的社會風貌與市井習俗。透過這些具體的園林營造實踐，我們得以真切觸摸中唐士人的真實生存狀態，看清他們如何借由物質環境的打造，實現精神層面的安頓。而這種以居住空間為切入點的研究視角，也為理解白居易其人及其所處的時代，提供了極具啟發性的視角。

白居易的文集整理與傳播

白居易不僅是高產詩人，更是以編輯家的遠見系統整理其個人文集：他將作品分為諷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用“以類相從”的方式編排，并附詳細自注，為文集留存奠定清晰框架。元和十年（815年）初編800首為15卷；長慶四年（824年）詩稿經元稹編為50卷《白氏長慶集》（存詩2191首）；此后持續增編，先后形成67卷《白氏文集》《白氏洛中集》，并分散藏于多座寺院；直至會昌五年（845年），74歲的他終訂文集為75卷，作《后記》收官。

白居易對自己文集的編輯工作貫穿了他的后半生，這體現了他對自身作品傳承的重視。他在不同時期，根據自己的創作情況和人生境遇，不斷地對文集進行整理、編輯和保存。從元和十年的初步整理，到會昌五年的最終編訂，每一次編集都是他對自己文學創作歷程的回顧和總結，也為后人借作品觸摸他的人生軌跡與思想世界，留下了珍貴的文獻依據。

從傳播史視角看，《白氏文集》的東傳是極具研究價值的文化現象。文獻記載顯示，由藤原佐世編撰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891年）是日本現存最早的漢籍總目錄。該目錄收錄了《白氏文集》（70卷）。這表明在日本平安前期，白居易的詩歌作品已傳入日本并被收藏。更具說服力的是平安時代流行詩歌選本《和漢朗詠集》——其中白居易作品占漢詩總數的23.6%，遠超杜甫（4.8%）與李白（3.6%），足見白居易在日本的接受度和影響力。

從接受美學層面分析，日本對白居易的選擇性接受背后，是深刻的審美契合。相較于李白詩歌的豪放飄逸、杜甫詩歌的沉郁頓挫，白居易平易的語言風格與生活化的題材，更貼合日本文學傳統審美。尤其其閑適詩中流露的自然情趣與生活美學，與日本文學追求的“物哀”“幽玄”理念深度共鳴，這或許正是白詩能在日本持續傳播千年的核心內在原因。而白居易對日本的影響，遠不止于文學與審美層面。《白氏文集》的編撰思想與體例，還為日本文體編撰提供了典范，使其成為最早實現跨文化傳播的中國文學經典之一。

合上《白居易傳》，仿佛完成一場跨越千年的深度對話。周文翰以“七座花園”為鑰匙，佐以翔實史料，為我們打開了理解白居易的全新維度。書中的白居易，不只是編撰七十五卷《白氏文集》的“詩魔”，更是在園林中傾注匠心、于詩酒間尋覓慰藉的性情中人。他在中晚唐的時代背景下，以詩歌為筆、以園林為箋，書寫出獨一無二的人生篇章。這份跨越千年的生命印記，至今仍值得我們細細品味，更有待深入研究與傳承。

（作者：張慧，系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