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詩人楊萬里一生作詩兩萬多首，其中傳世作品有四千二百多首，其詩自成一家，開創了對后世影響頗大的“誠齋體”。楊萬里登進士第，歷仕宋代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在朝廷和地方都任過官職。無論為文還是為官，楊萬里都飽含深沉的家國情懷，他一生既憫農惜民，力行造福百姓之舉，又憂國傷時，深慮安邦御侮之策。南宋名相虞允文讀其策論之后贊不絕口：“東南乃有此人物！”明代文學家解縉稱其“文章足以蓋一世，清節足矣勵萬世”。

憫農惜民，力行造福百姓之舉。楊萬里寫過不少反映民間疾苦的佳作。因年少時生活清苦，后又長期任地方官，楊萬里對民間疾苦體察入微。他在《千慮策·民政上》中寫道：“民者，國之命而吏之仇也”，闡明百姓才是社稷命運所系，斥責官吏一味盤剝壓榨百姓，“天下之所以存亡，國祚之所以長短”，皆“出于此而已矣”；他在《竹枝歌》中描寫一群纖夫“吳儂一隊好兒郎”雨夜勞作，他們哼著纖歌“一人唱了千人和”，苦中作樂、奮力拉船，一句“月子彎彎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愁”高度概括了人間的酸甜苦辣；《憫農》一詩寫于楊萬里從京師暫返故鄉之時，目睹農田“稻云不雨不多黃，蕎麥空花早著霜”，長期干旱致使稻谷尚未成熟，蕎麥則因霜凍過早而失去收成，農民“已分忍饑度殘歲”的艱難處境，楊萬里憂心如焚。楊萬里曾任零陵縣丞、奉新知縣、漳州知州等地方官職。紹興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楊萬里赴永州零陵（今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區）任縣丞，次年零陵春秋兩季接連大旱，當地百姓生活難以為繼，很多人被迫背井離鄉。楊萬里憂心忡忡，他奔赴鄉野帶領百姓興修水利、通渠保灌。楊萬里在零陵三載，輔佐知縣、勤于政事，深得百姓愛戴。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楊萬里“知隆興府奉新縣（今江西省宜春市奉新縣）”，這是他第一次擔任地方行政長官。楊萬里到任后“見岸獄充盈”，縣衙獄中關滿交不起賦稅的百姓，“而府庫虛耗自若也”，府庫之中卻空空如也。楊萬里一番查訪之后，得知此乃群吏盤剝壓榨百姓所致。于是下令“縱幽囚”釋放獄中百姓，“罷逮捕，息鞭笞”，嚴禁小吏逮捕、鞭打百姓。同時，發給每戶百姓一紙縣衙文書，“寬為之期，而薄為之取”，放寬交稅的期限和稅額，對于那些逾期仍未交稅的百姓，楊萬里推行“民逋賦者揭其名市中”之舉，只是將他們的名字張貼于集市之中，并嚴禁小吏下鄉騷擾百姓，“戢追胥不入鄉”，結果“民歡趨之，賦不擾而足”，百姓紛紛主動前來交稅。后又逢奉新大旱，楊萬里見農田顆粒無收，立即呈報朝廷及隆興府請求減免“和糴”和歷年積欠的賦稅，朝廷答應免去“和糴”并減征賦稅十萬石，大大減輕了當地百姓負擔。在楊萬里的努力下，奉新縣不到半年時間便“縣以大治”。

憂國傷時，深慮安邦御侮之策。楊萬里生活的時代，是南宋內憂外患極為嚴重的時期，他憂國傷時力主收復失地，主張謀劃御敵興國之策，強烈反對屈膝投降。楊萬里的父親楊芾曾帶他拜謁張九成、胡銓等前輩，這些前輩的學問、節操和滿腔愛國之情，給楊萬里以極大影響。在呈報皇帝和朝廷的諸多“書”“策”“札子”中，楊萬里一再痛陳社稷弊病，闡述安邦御侮之策。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楊萬里至京師先后拜謁陳俊卿、虞允文兩位朝廷重臣并呈上其政論《千慮策》，《千慮策》包括“君道”“國勢”“治原”“人才”等策論共三十篇，六萬余字，楊萬里總結了“靖康之恥”的慘痛教訓，指出朝綱不振、國策失當等弊病，并提出了一整套安邦御侮之策。如在《千慮策·國勢上》篇中，他批駁了主和派的屈膝投降主張，向統治者直陳“為天下國家者，不能不忘于敵，天下之憂，復有大于此者乎”，告誡其切勿偏安江南一隅。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年），楊萬里以地震一事應詔上書，即《上壽皇論天變地震書》，從十個方面針砭時弊，提出“專精備敵之策”，駁斥“棄淮而守江”的誤國之論，主張朝廷應“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里唇齒之相依”。文中指出，雖然“南北和好逾二十年”，但是“一旦絕使，敵情不測”，為此，務必“備兵不若備糧，備糧不若備人”，主張要備好像趙鼎、張浚、岳飛、韓世忠一樣的文臣武將。雖然楊萬里一生力主收復中原失地，但他主戰而不好戰，堅決反對僅憑一時意氣而輕敵冒進、濫行戰事，他在《與陳應求左相書》中分析“取”和“守”利弊之后，得出“惟守而取者為至難”之論，強烈建議朝廷采取“守而取”的慎重戰略，即“以吾之有，取彼之有者，守而取也”，唯有先充實國力之后，方可徐圖收復中原。那么，如何充實國力？楊萬里在《輪對札子》中諫言，朝廷當以結民心、薄賦斂、節財用三管齊下，如此“民富而后邦可寧”。

為官40年后，楊萬里辭歸故里，朝廷多次急召他赴京，他均辭而不往。雖致仕在鄉，楊萬里依舊心系社稷興亡，因痛恨權臣韓侂胄弄權誤國，憂憤不已以致“怏怏成疾”。開禧二年（公元1206年），聞知韓侂胄草率興兵北伐，楊萬里“慟哭失聲”。在他看來，韓侂胄的魯莽之舉只會“謀危社稷”，貽害無窮，這位八旬老人憤而疾書“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告別家人，“筆落而逝”。

作為詩人，楊萬里被譽為“一代詩宗”，他的詩在平淡之中透著深邃、在自然之中展現真情，很多作品得以傳世。作為古代官員，他秉持操守，極力主張抗擊外侮；清廉勤政，為百姓做了一些好事。因此，和他的詩文一樣為后人稱頌的，還有他的憂國憂民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