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秉燭游》對我來說非常艱難，但也很愉快。這是我第一次實實在在寫一部歷史小說，更何況還是遙遠的魏晉時期。為什么要寫它？現(xiàn)在想來，我居然也說不明白了。也許是一直記得李澤厚先生在《美的歷程》里談及魏晉精神時所言，“它實質(zhì)上標志著一種人的覺醒，即在懷疑和否定舊有傳統(tǒng)標準和信仰價值的條件下，人對自己生命、意義、命運的重新發(fā)現(xiàn)、思索、把握和追求”；也許是多年前上歷史課，對“竹林七賢”聽得懵懵懂懂，只是覺得他們很酷，似乎是中國歷史上不多見的；也許是對那段三國末期歷史本身的興趣——三國敘述的重點通常在于前期波瀾壯闊的“群星”時期，對于后期的歷史則少有人觸及。

無論如何，大約在三四年前，我開始有意識地收集資料。很多時候，我讀資料，竟一陣恍惚。魏晉人士的彷徨、對無常的接受和對生命的珍視，卻都變得如此確切。一開始我就選定了阮咸作為小說主人公，他像是一雙眼睛，引領(lǐng)我走入那個陌生又熟悉的世界。為何要選阮咸？他是“竹林七賢”里事跡記載最少的，沒有太多史實的牽絆，我可以更自由地化身為他。

另外，阮咸還是古代有名的音樂家，那時我看了一部動畫電影《平家物語：犬王》，講述了日本古代音樂家的故事。導演湯淺政明拍得“很飛”，也給了我很大的啟發(fā)：不同的選擇同時付出各自的代價，但最重要的還是存在，借由藝術(shù)確立的自我。

時代是很殘酷的，普通人在歷史的漩渦中往往束手無措。但還是有一些人試圖去超越時代，他們借助的是藝術(shù)、山水、文學。無論哪個年代，它們都是有力量的。

如今，很流行“微觀史學”。歷史研究者、寫作者不再著迷于帝王將相，而是熱心敘述那些被歷史遮蔽的小人物的故事。我想，《秉燭游》也是對這一趨勢的回應(yīng)。我迷戀的是“選擇”——一個人，如何在時代的巨變中做出自己的選擇？他可能會犧牲一些東西，為了另一些東西——可能是自由，可能是尊嚴，也可能是心安理得。但這多么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