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大江健三郎和鄧友梅（自左至右）

本文作者、栗原小卷、鄧友梅和佐藤純子（自左至右）

鄧友梅先生原來與我住在同一棟樓同一層，低頭不見抬頭見，是名副其實的近鄰，后來他搬往高級小區(qū)，見面就少了，但也不遠，捎書帶信聊天，步行十幾分鐘就到了。前幾天去看他，順便把朱小平先生贈他的詩集《幾生修得到梅花》送去。老鄧今年95歲，耳聰目明，精神矍鑠，記憶清晰。與老鄧及夫人舞燕聊了許多陳年舊事，很高興很開心。傍晚，沿著護城河，在婆娑的夕陽碎影中，漫步而歸。環(huán)顧四周，河水悠悠，垂柳依依，桃花燦燦，心情怡然。屈指一算，與老鄧相識已近半個世紀，多少珍貴的記憶，在無窮的歲月中，雖漸行漸遠，尚依稀在眼前……

一

鄧先生是紅小鬼，老革命，名作家。在我還沒來到人世前，人家就參加了八路軍，抗日救國，且自學成才，當了記者、作家。小說《在懸崖上》曾轟動一時。新時期以來，他的《我們的軍長》《追趕隊伍的女兵們》《話說陶然亭》《那五》《煙壺》接連獲得全國優(yōu)秀中短篇小說獎，名噪天下，被戲稱為得獎專業(yè)戶。在第四次作協(xié)代表大會上，他高票當選中國作協(xié)書記處書記，兼任中國作協(xié)外聯(lián)部主任，繼而榮任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等職務。

記得老鄧到外聯(lián)部走馬上任那天，發(fā)表了“施政演說”，一是鼓勵學習外語，并決定每天上班拿出一個小時給大家練外語，以提高翻譯水平。這在全國外事單位中，可能是獨一家。他少年時，曾被抓去日本當童工，知道外語必須天天練，用時才能流利順暢。二是號召大家精誠團結，同心協(xié)力，走出去，請進來，搞好文學外交。三是鼓勵大家各盡所能，愛寫的寫，能譯的譯，作家協(xié)會就是要出人才出作品。他說我不主張沒事在辦公室里傻坐著，哪怕養(yǎng)花釣魚呢，你能弄出點名堂來，也是好事。他不光說，還身體力行，養(yǎng)過鸚鵡釣過魚，還當上了北京名人釣魚協(xié)會會長。據說他技藝超群，餌不虛發(fā)，有一回一竿竟然釣上兩條鯉魚，人人稱奇！但從此以后，魚場老板和魚兒們都把他視為天敵，一聽說鄧氏來了，知道兇多吉少，都溜之乎也，使會長大人連片魚鱗也撈不著……

他沒搞過外交，但聰明過人，很快進入角色，以作家的機敏智慧，幽默風趣，廣交朋友，開創(chuàng)了新局面。他有本事把沉重的話題，變得輕松愉快，把誤解和偏見，消融在坦誠之中。即使遇到尖銳的挑釁性的問題，他也從不劍拔弩張，聲嘶力竭，而是以符合作家身份的方式，用他獨特的文學語言，表明觀點和立場。該講的，一定要講，這是原則，但什么時候講，怎樣講，講到什么程度，如何把握分寸火候，卻是一門高深的藝術，需要智慧和才華。老鄧在文學外交中，以其獨特的外交藝術、技巧、智慧，達到了以文會友的目的，值得稱道、總結、發(fā)揚。

他的即席講話，機智靈活，幽默詼諧，自然得體，堪稱一絕。那年去老撾，在萬象機場貴賓室，有中國作家代表團，有人民日報社代表團，有中國駐老撾大使，有老撾作協(xié)和老撾新聞界的官員，兩國五方偶然湊在一起，互不相識，空氣沉悶。老鄧微微一笑，隨意說了幾句家常話，氣氛馬上活躍起來，相互握手問候，皆大歡喜。我駐老撾使館的官員對我說：鄧先生真會講話，幽默、嚴謹又文學，到底是作家，非同小可……聽人夸我的頂頭上司，我也覺得光彩。

二

老鄧年輕時曾被打入另冊，由紅小鬼變成了黑五類，妻離子散，吃盡苦頭，但他復出后不忘初心，對工作對生活依然充滿熱情。有一次，我與他一起出差，同住一室，早晨我睜眼時，他早沒影了。他很少在賓館用餐，早早起來，走街串巷，逛早市，看風景，打野食。回來就告訴我，哪哪哪兒，有什么好吃的東西，說得我垂涎三尺。在西安時，他說請我吃好東西，我以為可以大快朵頤，屁顛屁顛跟在后面。先是進了家泡饃館，桌子上杯盤狼藉，腳下污穢不堪，簡直沒法下腳。可他坐在那里，吃得津津有味，還大講泡饃史，好像這玩藝兒是他發(fā)明的。接著進了餃子館、餛飩鋪，都是雞毛小店，吃了三樣東西，兩人共花二塊八毛九分錢。他意猶未盡，說明天我請你吃葫蘆頭，那可是西安的一大特色！我說你拉倒吧，你的口味與摳門我都領教了，到此為止，下不為例。從那以后，凡老鄧請客，我一律拒絕。

三

老鄧的作品，我?guī)缀跞甲x過，覺得有嚼頭，有滋味，自成一格，別有神韻。我問他，你這本事是怎樣修煉的？他說：“我受汪曾祺影響很大，他說寫文章要干凈，一個句子，一個詞，一個字，甚至一個標點符號，都不可多用。我寫完文章，花很長時間，很大精力，琢磨修改，一個字能說清的，絕對不用兩個字。別人說過的話，最好不說，非說不可就改個說法。這樣寫長了，養(yǎng)成了習慣，下筆時自然就干凈了。汪曾祺的文章，都是大白話，但那是從生活中提煉出來的精華，來來去去不知在他心里過了多少遍，就像掐頭去尾的二鍋頭，看著跟白開水差不多，其實是酒。我在文學講習所學習時，導師是張?zhí)煲怼Ｋ虒艺f，少用形容詞成語，多寫形象。比如你想說一個女人很漂亮，你不用漂亮這兩個字，只寫她的形態(tài)氣質，讓人讀后感覺她真是風姿動人才行。你寫一個壞人，但不露聲色，寫出來讓人一看就覺得這家伙真不是東西。這才是真本事。一個作家，不僅要有生活，還要有表現生活的藝術語言。”

四

我有一位當編輯的朋友，他說老鄧能寫革命歷史題材，也會寫京味小說，還是文學外交家，非逼我寫寫不可。開始時，我沒答應，說老鄧是我的領導，說咸說淡都不合適，沒法寫。但他三天兩頭一個電話，軟磨硬泡，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我實在頂不住了，就寫了篇《著名作家鄧友梅的鼻煙壺》應付差事。為了避免攀附吹捧之嫌，我故意嬉皮笑臉，東拉西扯，添油加醋，外加一點諷刺挖苦、旁敲側擊，但也說了一些別人沒說過的真話實話。為了表示尊重，我請老鄧過目，他翻了翻，皺著眉頭，把“著名作家”四個字劃掉說，“你就拿糟踐我賺錢吧”，算是通過。我知道，他覺得“著名作家”四個字扎眼，甚至可能懷疑我是故意捉弄調侃他，其實我是有感而發(fā)。因為那時有幾個寂寂無名者，不知吃了什么靈丹妙藥，搖身一變成為大師巨匠，欺世惑眾，我看著別扭，想告訴世人，什么是貨真價實的真金白銀，以正視聽，可惜他不買賬，刪掉了。

老鄧自從到作協(xié)工作以后，作品銳減。他曾跟我說，還有幾個與《那五》差不多的題材，可惜沒功夫寫。他說每天忙完亂七八糟的事兒，回到家，疲憊不堪。我說你得想個辦法，把你肚子里的好東西倒出來！他說，長期以來養(yǎng)成了無條件服從組織安排的習慣，不好意思開口；二是有點晚了。又說，以前聽蕭軍說寫小說是年輕人的事兒，我還不信，但現在我信了。小說需要想象力，琢磨結構、情節(jié)、人物性格、語言，到了一定年齡，精力不濟，寫起來就感到吃力。現在有所感觸，就寫點散文，還比較順手。

五

老鄧雖然是社會名流，聲名顯赫，但不擺譜，沒架子，有事找他，從不推辭敷衍。比如我發(fā)在2003年第11期《人民文學》的那篇《佐藤大姐》，改來改去總覺得不順溜，請他幫我看看。因為他也熟悉佐藤，知道她性格倔強，屬于那種刀子嘴豆腐心的女強人。老鄧看完后說：后面的八節(jié)不用動，但第一節(jié)不行，要改，大改，文章一開頭，就要抓人，使人想看下去才行。我根據他的意見，把第一節(jié)變成了一句話，又送給他看，他說，行，這樣就行。文章發(fā)表后，在中日兩國，反應都不錯。佐藤告訴我說，她把這篇文章復印若干，送給她的親朋好友，大家都說，像，很像，你就像炮仗一樣，沾火就著！

老鄧不僅指導我改稿，還為我的書寫過序，而且不止一篇。

1996年10月，我以訪問學者身份赴日研究純文學，臨行前去杭州西子賓館看望巴老。巴老囑我代他去看看中風的日本作家豐田正子。豐田正子曾是震撼日本文壇的天才少女，熱愛中國，多次來訪。她的作品以描寫社會最底層的勞苦大眾為主，代表作是長篇小說《雪娘》，風格與高爾基“人間三部曲”相似。我讀后很感動，決定把它介紹給中國讀者。全書譯完后，因出版業(yè)不景氣放了一段時間，后來在巴老的關懷下，由譯林社出版。原想請巴老題簽并寫幾句話當序言，但巴老寫字困難，我沒好意思開口，轉而請老鄧寫了序——《人生的畫卷》：“喜儒君把《雪娘》譯稿拿來后，我一鼓作氣讀完近400頁稿紙，心情很不平靜。豐田正子善良、溫厚、頑強、堅韌的面影在眼前久久不散……”

2004年春天，我編完第四本散文集《關東雜煮》（時代文藝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后，想請人寫篇序。但洋洋三十萬言的稿子請誰看呢？對誰都是沉重的負擔。不僅如此，當時我還有點麻煩。有人對我寫作有意見，說我不務正業(yè)，理由是作家協(xié)會機關不是培養(yǎng)作家的，而是為作家服務的。遭此非議，我覺得委屈，但有口難辯。沒想到，我的苦衷不知怎么傳到了鄧先生的耳朵里，于是就有了這篇《好味道的“雜煮”》：

本人素有兩怕：一怕被人求“留下墨寶”，二怕受邀替人寫序。……為《關東雜煮》這本書寫序，我卻是主動請纓，心甘情愿的。喜儒跟我既是同事又是鄰居。對這位掌鍋的廚師和他鍋里的材料不陌生。因此吃得有滋有味，自認為是最有發(fā)言權的食客之一。

……

喜儒這本“雜煮”，寫的就是他與外國友人交往中的親歷、親聞、親見。拿起這本書如同走出國界，既體會到洋朋友們的真摯友情，也從中看到了外國民風民俗、民族特色，大大增加了讀者對外國的了解。看完這鍋“雜煮”，我就感到喜儒的寫作是對本職工作的補充，可視作他本職工作的一部分。這樣的文章，大概只能出自長期從事外事工作，并曾以訪問學者身分較長時間居住國外的人才能寫出。跟那些出門逛個三天五天，回來就寫的游記不是一個味道。

……

所以我認為“關東雜煮”，味道好極了。

六

老鄧不是愛管閑事的人。由于經歷坎坷，飽嘗苦難，遇事繞著走，更符合他的性格。但他卻為我挺身而出，仗義執(zhí)言，真是令人感動。后來我在汪曾祺先生《漫談〈煙壺〉》一文中，找到了答案：“三十多年前，我認識鄧友梅時，他是從部隊下來的革命干部、黨員，年紀輕輕的，可是卻和一些八旗子弟、沒落王孫廝混在一起。當時是有人頗不以為然的。然而友梅我行我素。對他們不鄙視，不歧視，也不存什么功利主義。他對所有人關系都是平等的。也正因為這樣，許多老北京才樂于把他所知的掌故軼聞、人情風俗毫無保留地說給他聽。他把聽來的材料和童年的印象相印證，再加之以靈活的想象，于是八十年前的舊北京就在他心里活了起來。”（《汪曾祺全集》第330頁，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我猜測，正是這段經歷，成就了老鄧，并因此對我產生了同情，拍案而起，保護我的寫作熱情。而且正是他的提攜幫助和鼓勵，使我磕磕絆絆地走到今天，一直沒放下手中的筆。如今我也垂垂老矣，但仍為遇上一位開明且內行的領導而慶幸。

2025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