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中后期，“掛牌治印”的聞一多

抗戰勝利紀念章 聞一多 作 西南聯大博物館藏

得知西南聯大博物館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舉辦的“烽火·弦歌——西南聯大與抗日戰爭”特別展覽上，展出了我們近期捐贈的一枚印章，我禁不住心潮涌動，回憶綿綿，至為感奮和欣慰。

這枚印章是聞一多先生篆刻后送予他的學生李國香的，而李國香正是家父。這枚印章的珍貴之處在于邊款一側刻有“抗戰勝利紀念 三四.八.三一 昆明 一多”。這是聞一多先生刻于1945年8月31日的紀念章。此時正值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不久，距今已有八十年。

方寸印章，邊款寥寥十五字，時間、地點、人物、內容、情感，一目了然。它不僅是聞先生抗戰期間蓄須明志、剛毅堅卓、刻章紓困直至迎接勝利、風骨浩然的歷史物證，也是聯大師生愛國情懷的精神象征。

1946年，家父李國香畢業于西南聯大外文系，聞先生是父親讀大一時的國文老師。聞先生講古漢語課《左傳·齊晉鞌之戰》時的生動形象，讓父親一直記憶猶新。

父親談到聯大師生生活條件極端困苦時回憶說，當時有“不得了”與“了不得”之說：一句是指生活上窮得“不得了”，另一句是指精神和學問上志存高遠“了不得”。父親出身貧寒，在重慶、昆明讀高中和大學，因買不起長途車票，竟連續9年未能回家探親。祖父因病離世，他也只能垂淚遙望，在夢中相會。在聯大求學的4年間，父親從沒花錢在街上澡堂洗過一次澡，僅靠聯大茅草頂宿舍旁土水井里渾濁的涼水打理個人衛生。而聞一多這樣的國學大師，為了生存，也不得不在課余擠時間“掛牌治印”，補貼家用。

即便如此，在做學問上，聽課的學子、講課的老師，絕不敷衍。聞先生有一次在課堂上慷慨陳詞，袒露心聲，勉勵學生不辱使命，自強不息，要為未來活下去、奮斗下去。父親告訴我，聞先生說：“人生存的欲望應該是非常強烈的，你看馬路上斷了腿還在爬行的乞丐，我們也許認為他活著已沒什么意義了，不！他還在向前爬……”父親還回憶道：“當時有一部電影叫《一曲難忘》，是波蘭作曲家肖邦的傳記片，講述了肖邦和喬治·桑的愛情和在戰亂中為祖國抗爭的故事，結尾鏡頭是肖邦患肺病仍在激情彈琴，一口鮮血噴在了琴鍵上！生命戛然而止。聞先生說非常喜歡這部電影，看過三遍。”

聞先生擅金石篆刻，聯大教授浦江清專為他寫了“金石潤例”（作用類似廣告），曰：“浠水聞一多教授，文壇先進，經學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幾人知己；談風雅之原始，海內推崇……”聯大的梅貽琦、馮友蘭、朱自清、潘光旦、蔣夢麟、楊振聲、羅常培等12位著名教授聯名推介，一時間聞先生“治印”傳為美談。另有個傳聞，聞先生對聯大師生和友人刻印均不收費用。

出于對聞先生的崇敬，20歲出頭的學生李國香“不知深淺”地試著找先生求印，不料先生竟欣然允諾，過后卻遲遲沒有消息。父親愧疚不已，感覺給先生添了麻煩，他想，先生一定是太忙無暇顧及，抑或因求印者眾多而忘卻此事。因此，父親也再未向聞先生催要。

抗戰期間，聯大學生救國熱情高漲，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許多學子投筆從戎奔赴沙場，不少同學擔任了盟軍翻譯。父親的英法文成績都很好，自1944年至1945年，也一邊讀書一邊在昆明的陸軍總部后勤部擔任了兼職翻譯。陸軍后勤部的主要任務是為前線部隊保障供給，在譯員崗位上，父親一直堅持到抗戰勝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舉國上下一片歡騰。出乎父親意料的是，不日，聞一多先生把刻有“抗戰勝利紀念”的這枚印章交給了他。這讓久盼無果的父親喜出望外，再次感受到了聞先生的人格魅力——先生非但沒有忘卻一位普通學生的心愿，還選擇了最好的時機，在印章側壁刻上了值得永久紀念的文字。

抗戰勝利后，正讀大學四年級的父親和中文系同學聯合創辦了一份文學刊物《兩周文藝》，父親拿出當盟軍翻譯的遣散費作為辦刊費用。他曾回憶，囿于經費不足，刊物僅出了5期就終止了。在這幾期刊物上，曾轉載過聞一多、郭沫若等人的文章，還發表過父親自己的小說以及同學的詩歌等，聞先生對其中的一些作品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可惜的是，1946年父親大學畢業返回甘肅老家途中，丟失了一件行李，其中就包括這幾份《兩周文藝》。

大學畢業后，父親先在蘭州教授英文，后轉向中國少數民族維吾爾語言文史的教學與研究，先后在蘭州大學、西北民族學院任教，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該領域的拓荒者。他傾注30年心血，在20世紀80年代撰著了《維吾爾文學史》，被學界認為是我國第一部系統論述維吾爾文學發展歷程的專著，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父親還從事維吾爾文學和外國文學作品翻譯，多有譯著出版，成就斐然。

在教學上，父親可謂桃李滿園。他的學生在各行各業中為增進民族團結和建設邊疆做出了貢獻，許多學生成了知名專家、教授、出版社社長和各級行政領導。1987年，甘肅省人民政府授予父親“教書育人獎”。父親曾不止一次地告訴我們，他在教學和學術研究上的成就，是與他在西南聯大受的教育分不開的，他一直深深感恩自己的母校。

1990年，父親因病突然離世。為紀念父親，我們家人曾在北京、昆明、重慶等地圖書館、紀念館查找《兩周文藝》，可惜未果。我們還與研究西南聯大校園文化的專家李光榮教授取得聯系，問詢是否發現過《兩周文藝》。李教授拍了一張圖片發來，是他在云南搜尋資料時做的卡片，取自當年《十二月》刊物封底介紹：“聯大兩周文藝社主編（附新詩專頁）下期（第三期），有李廣田的批評、楊周翰的介紹、斯紀的小說……”“斯紀”正是家父的筆名。李教授給我留言說：“原件沒有找到。隨時注意吧，會有希望的。”

能清晰、準確地說明聞一多先生這枚印章原委者是我的二舅李松年先生。1947年底，李松年離開蘭州去南京求學。出發前，家父李國香將聞一多先生送的這枚印章，轉贈給了未婚妻、我母親李荷荷的二哥李松年，以激勵他志存高遠、努力奮斗，并在印章的另一側壁刻上“給松年 斯紀 于蘭州”幾字。

二舅李松年于1949年考入南開大學企業管理系（當年叫工商管理系），實現了他考取名校的愿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又先后從軍、轉入中國人民大學。1957年，他響應組織號召，從直轄市天津來到四川成都，在一所市屬中學當了一名數學教師，兢兢業業，直到退休。2015年，88歲高齡的二舅因病住院，在病榻上對我們幾個后輩深情地講述了聞一多先生給李國香刻印的經過，并告訴我們這枚印章他一直珍藏在身邊。我們聽了很興奮，認為這枚印章很有紀念意義，試探著問二舅是否可以宣傳一下，或把印章捐贈給相關博物館收藏。但二舅未置可否，從態度上看似有不舍。他認為這枚印章是李國香與自己相知交好的一個紀念，也承載著聞一多先生和李國香的師生之誼。至于是捐贈，還是留給家人當“傳家寶”，老人家沒有表態。不久之后，二舅就去世了，這枚印章從此收藏在表妹李欣家里。

2024年春節，我到昆明旅游訪友，再次參觀了西南聯大博物館，看到了父親全班同學在聯大校門口的照片，看到了聞一多先生刻章的圖文，看到了西南聯大紀念碑，看到了“民主草坪”上聞先生的雕像，再度萌發了把這枚印章無償捐贈給西南聯大博物館的念頭。我很快與表妹李欣、兄長李深達成了共識——把這枚印章捐贈給西南聯大博物館珍藏，讓它回歸誕生的地方，讓與它相逢的參觀者由此想到聞先生的風骨，由此回憶時代風云，由此感念西南聯大師生的精神情懷，由此更加熱愛祖國，不忘“中興業，須人杰”的歌詠。在我們看來，這是最為美好和有意義的選擇。

于是，2025年4月6日，一個裝載著這枚印章和其他聯大紀念物的紙箱從北京寄往昆明西南聯大博物館。

不久后，我們收到了博物館的回復與捐贈證書，深情地回復我們：

衷心感謝您對西南聯大博物館的信任與支持！您的肯定是對我們最珍貴的鼓勵，能為保存、守護這些珍貴物品盡一份力量，我們非常榮幸，感恩，感謝！這是小家的珍藏，也是大國的歷史，您的托付我們一定不會辜負，一定會保護好這份珍貴的聯大記憶，傳承好不朽的聯大精神！

此時此刻，我們想到要把這些真實的經歷告知遙遠天國的聞一多先生、家父李國香、二舅李松年，也告知許許多多不曾相識卻心靈相通的人。相信他們一定能感知到這份跨越時空的心靈顫動，而這，便是我們最虔敬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