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化”戰略任務,為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指明了前進方向。為深入學習貫徹全會精神，中國作家網特邀文學創作、編輯、出版、評論及文化產業研究等領域專家，聚焦《建議》中關于文化建設的內容，從提升文化原創能力，推動精品創作，繁榮互聯網條件下新大眾文藝，堅持文化惠民，推進書香社會建設，發展新型文化業態，提升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等角度深談學習體會，交流思考心得。中國作家網自即日起推出相關文章，敬請關注。

——編者

基于受眾需求，提供人的敘事

汪惠仁

文藝及文藝出版是國家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與之相應的，扎實推進文化強國也離不開文藝及文藝出版的助力。二十屆四中全會《建議》中對國家文化建設提出了系統性要求，我從事文藝出版三十年，那我就從文藝及文藝出版的角度，談談學習體會。

出精品，出人才，這是結果要求；結果的成因，必然觸及文化原創力、文化生態等體制機制性要素。《建議》再次重申了習近平總書記“要著力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重要指示，將是否有利于創新創造活力的激發，視為文化體制機制改革的依據。2025年初，我提交全國政協的《關于激發文藝活力助力文化強國的提案》，與今天的話題緊密相關。在提案中，我將激發文藝活力營造良好文藝生態，分解成互為因果的三個層面：

我認為，要將保護文藝創新創造的活力，放到文化強國相關事項的突出位置。文藝是時代精神與人民期盼最敏銳的發現者、最鮮活的呈現者、最多元的轉播者，擁有活力文藝，對于一個國家的文化建設而言，相當于擁有了創意無限的“腦”與寬闊無垠的“心”。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檢視文化文藝工作是否還需要提質增效，“活力”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衡量因素。活力從文藝創造主體而言，是作家、藝術家主動釋放出來的；而活力從文藝管理體制和生產經營機制而言，是組織者解放、激發出來的。所以，文藝活力的大小有無，既有文藝家個體覺悟的因素，又有制度覺悟的因素。

其次，我認為，要將扎實落實學術民主與文藝民主，放到激活解放文藝活力相關事項的突出位置。文藝創作、文藝研究與批評，在專業知識儲備，文化資源重組、人生體驗、對生活開掘路徑及呈現方式上，優秀的文藝家都有著強烈的個體風格。對于文藝家在文藝創作及研究中所展示的個體風格，要有切實的尊重，千人一面式的復制性表達，只會讓我們的文藝喪失厚重的生活質地、喪失精神敘事的能力。

最后，要將文化建設著眼于人落腳于人這個重要原則，放到保障實現學術民主文藝民主諸原則的突出位置。中國式現代化這個重大命題中，是包含著促進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偉大構想與目標的，所以，文化建設當然要著眼于人落腳于人。這就意味著，文藝創作、研究及傳播之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是基于人的多元精神文化需求。應該達成一個共識：文藝天然的活力來自于切合大眾需求文藝需求的文藝創作，來自于不再將人工具化的“人的敘事”。

在生產與消費這兩側，人的敘事這一共識如果能夠達成，那么我們的文藝出版任務就可以簡明理解為：基于受眾需求，提供人的敘事。

我連續三十年供職于百花文藝出版社，回過頭來看，成功的產品、品牌項目，總是離不開受眾需求與人的敘事。百花文藝出版社是一個老資格的文藝出版機構，它的文學期刊陣容大，名刊多，尤其《小說月報》《散文》，可以說，當代無數人的文學生活都與它們有關。另外由百花文藝出版社發起并舉辦的“百花文學獎”廣受矚目，影響深遠。在多個場合，我介紹過這個獎項。四十年多來，百花文學獎由小說的單項獎漸漸向全品種文學獎演進。第一屆頒獎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新聞界是這么概括百花文學獎的，說它是“當代文學第一次民意調查”。它是讀者投票產生的獎，我想，這是它影響力的最大源頭。如果把當代中國文學比作一條河流，那么，百花文藝出版社以近七十年的圖書出版經驗、以《小說月報》《散文》等近十種文學期刊的印行、以“百花文學獎”，深度參與了對其源頭活水的發現、對其河床及流域樣貌的塑造。

基于受眾需求，提供人的敘事——真正踐行起來，你必須要克服很多困難。善意不是一句空話，有沒有足夠的毅力定力，有沒有足夠的市場思維并且要給市場的良性秩序的建構做正向努力，都是我們要面臨的巨大考驗。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是中國文學期刊如雨后春筍般大量生長的時期。那個時候，經歷過文化荒漠的人們，太需要表達了，太需要新的閱讀了，很多省、地區文聯作協辦的刊物一開機就是十萬冊，好一些的五十萬到百萬冊。這是那個時候常見的期刊故事。但《小說月報》《散文》的創刊，并不是草率地在時代風潮里分一杯羹，它們一開始就是為漢語文學的寫作與閱讀提供特別服務的，它們的這種特別的善意，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市場淘洗中漸漸顯出優勢。這種特別的善意就是放棄狹隘的地域、江湖，放棄浮泛的綜合性，為寫作者與讀者提供專業園地。月報除了精選小說作品，每期的附錄有各地文學期刊的小說選目，幾十年下來，是一份珍貴的當代小說史料。可讀性，一直是月報比較重視的閱讀體驗。可讀性本身并不指向文學性的強弱，它就是用戶體驗。用戶體驗簡明操作方便，是否意味著手機內存運算速度的負面評價呢？當然不是。有方便門，于大眾總是好的。為更多的人提供重新走進世界理解世界的機會，可讀性本質上是行善。

至于《散文》的特別善意，《散文》一直致力于重建“中華文學園林之園中之園”。三十年來，我一直也是《散文》的一員，目睹了幾代編輯的專業精神與杰出能力，每期一共就那么幾十頁，精心打磨，可謂寸土寸金。我與同事在《散文》一同策劃過很多的專欄，每一個專欄的設立，都是煞費苦心的，在編輯含量上，我們總是設置高門檻，自己給自己難題——當然也給與我們合作的作家、藝術家添了不少麻煩——而這，對于消費者而言，卻獲得了深度的精神服務。

《小說月報》《散文》是文學市場中按照國際化公平規則成長起來的。就我個人而言，我反對一切超額權力對公平市場的干預。我一向認為，對共同語而言，所謂文學的價值，是以自身的自治能力為共同語提供創造力。而文學的語言自治能力，只有在真正的受眾市場中才能培育出來。這意味著，在凝心鑄魂的總體要求下，務求我們的文藝出版的“產業”能力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樣的宏偉藍圖相匹配。在文藝出版“產業”能力獲取途中，不怕發現問題、碰到困難，我想，用我們的文化自信，用我們的開放包容，用我們的改革創新，去創造中國文藝出版的下一個黃金年代，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汪惠仁，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中央委員，百花文藝出版社總編輯，《小說月報》《散文》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