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情結”

抗日戰爭勝利已歷80載，但日軍的暴行在當時各階層人們心中留下的創傷永難磨滅。上世紀90年代，現代文史專家謝泳去山西大學拜訪外語系教授常風先生，聊天中多次說到抗戰那段歷史，謝泳在文章中說：常先生“一提到抗戰八年自己在淪陷區的生活，那種自責、愧疚就流露出來，雖然他自己是一普通人，因為各種復雜的原因，沒有到重慶和昆明去，但在內心可感覺到作為一個念書人，在國家危難之際，做了亡國奴的那種恥辱感”，“抗日戰爭”成為他的一個“情結”。

常先生的“情結”觸動了我，讓我尋思，這一代知識分子在淪陷區究竟經歷了什么樣的痛苦、屈辱？ 他們的內心世界發生了怎樣的“驚濤駭浪”？“抗日情結”對他們的人生又有哪些影響？ 帶著“好奇”和困惑，我查閱了諸多的舊書、舊報、舊刊，特別是找到了常風先生抗戰甫一勝利發表在報紙上的兩篇文章《一個知識階級的心理演變》《從菲希脫到伯夷叔齊》，窺見了一個年輕的知識分子在抗日歲月中艱難的生存與韌性的抗爭，悲哀的沉默與精神的“蛻變”。這絕不是他一個人的命運，而是眾多淪陷區知識分子的共同命運。

常風1910年生于山西榆次車輞儒商常家。他1923年考入太原進山中學，在校期間與幾位文學愛好者創辦了文學社“石燃社”，還在當地報紙上開辟了“石燃”副刊，出刊五六期，每期都有詩歌、文章發表。1929年他考取清華大學外國文學系，師從葉公超、吳宓、張申府等，同學有曹禺、錢鍾書、梁遇春等，在葉公超的指導下，寫作文學作品和書評，進入文壇。1933年，他大學畢業回到太原平民中學任英語教師兩年，1935年在葉公超、梅貽琦的舉薦下到北平藝文中學任國文教師，舉家遷移，成為活躍的書評家。1937年朱光潛主編京派刊物《文學雜志》，編委有朱光潛、楊振聲、沈從文、葉公超、周作人、朱自清、廢名、林徽因，以及外地的李健吾、凌淑華，聘請常風為主編助理，負責日常編務與編委的聯絡。

1937年“七七”事變，北平淪陷。常風的眾多師友紛紛南行，而他因種種原因淹留淪陷區，在藝文中學與師生們做著堅韌的抗爭。1943年，常風到中國大學文學系任教師，1946年又調北京大學西語系任副教授，時年36歲。抗戰勝利后，1947年《文學雜志》再度復刊，主編依然是朱光潛，常風又擔任了主編助理，直到1948年停刊。他恢復了書評寫作、文學研究以及外國文學翻譯。

1949年之后，常風停止了文學研究與寫作。1952年回太原任山西大學外語系教授，后兼任系主任、研究生導師。從1988年到2000年，耄耋之年的他寫下十幾篇回憶文壇史實與舊日師友的文章，半個多世紀前的文壇風云與名家故事重現在他的筆下，如沈從文、周作人、朱光潛、葉公超、李健吾、凌淑華等。觸發他寫這些回憶錄的，“抗日情結”無疑是一個引爆點。常風一生發表了眾多書評、論文、譯文，1944年出版《棄余集》，1948年出版《窺天集》，均以書評文章為主。上世紀90年代之后，陸續出版的《逝水集》《彷徨中的冷靜》《窺天集》，是他1949年前出版的兩本書的再版、新編、增補本。現代文學史專家陳子善、吳小如等在發掘、研究、推介常風上做了大量工作，形成一個持久的“常風熱”，研究常風的文章不斷涌現。常風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就是杰出的書評家，在80多年后的今天，又顯示出他睿智、純粹的個性與風姿。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軍突襲東北軍，隨后向縱深突進。1937年“七七”事變，拉開了全面抗戰序幕。對于這場戰爭，常風在《懷佩弦一多二先生》中說：“那一天我與佩弦先生一多先生月如三位談了許多話，誰都沒有想到前一天曾發生了那個大事件（雖然在那些日子平津之局面已經是非常之不安定），和那事件又如何影響到整個國家以后的命運。”此后，他在多篇文章都寫到這個重大事件，寫到許多師友在談論“七七”事變時顯露出的震驚、茫然、悲觀、僥幸。隨后數月，清華、北大、南開等高校南遷長沙，組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后遷至云南昆明，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眾多大學教授青年學生南下。朱自清、葉公超、聞一多、朱光潛、沈從文等都南下了，常風說“幾年來，時相過往的師長與朋友都這樣陸續走了”，但他自己，還有周作人、俞平伯、陳寅恪等留下了。

我在史料與作品中探尋著常風留在北平的種種原因。首先，南下的先生均是大學教授，他們有國家機制的組織與支持，而常風只是一個中學教師，沒有工作上的便利條件。其次，常風與妻子在北平教書，帶著常風的老母親一家三口逃難，困難重重。再次，常風所在的藝文中學校長是一位抗日革命者，早已被日本人監督，他在7月底離開學校時，把學校托付給幾位老師負責，其中就有常風。常風說：“在那樣的情形中我不能離開我的幾位朋友和那個學校。”他是一個低調、淡泊、中庸的書生，有過“逃難”的想法，也有過“辭職”的行動，但聽了他人勸說、托付，便打消了自己的念頭。

常風在《一個知識階級的心理演變》中說：“從七七事變之后我是待在北平的，一直到現在。南行的師友們對我的關注，在南方給我找了各式各樣的工作。又因為我不能走，給我想方法使得我在這座死城中能夠茍延殘喘到今日，我的感激無法用言語表示，我變做他們憶北平的一個象征。他們盡量告訴我，散在各地的朋友們的情形，他們也問訊這里的熟識的人們的情形。”淪陷區北平的八年，是常風難熬的、危險的八年。他從1937年起中斷了書評寫作，因為書評關乎當下社會與作家作品，他決定保持沉默。許多知識分子大都采取了這種消極對抗的方式，或是轉向冷僻學問的研究。這樣堅持四年，到1942年，他應《中德學志》學術雜志的約稿，撰寫了一些研究古典哲學的理論文章，翻譯了一些德國美學著述，用菲薄的稿費補貼家用。1944年出版了書評集《棄余集》，大都是“七七”事變前的舊作。作為國文教師和班主任，他堅守在教學崗位，同時他也在鍛煉、反省著自己的思想和人格。

兩位作家之間

在八年抗戰中，常風的文學活動明顯減少，不需要再去參加《文學雜志》的編務會，也用不著在編委之間商討工作、稿子了；堅持多年的書評寫作既已停止，也就不必再重點關注最新的出版市場，閱讀新出的書籍了。但其間與兩位作家交往卻是頻繁的，一位是文壇前輩周作人，一位是作家新秀、他的學生李克異。他與他們交往很深，從他與兩位作家的交往中，折射出常風諸多思想、性格、為人等方面的特點。

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化新文學有影響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散文文體大師。他對日本文化以及歐洲文學有著精深的研究，翻譯過眾多作品。常風在清華大學讀書時就聽過周作人的學術講座，1934年，沈從文宴請文學界朋友，常風在宴席上見到周作人得以相識。1937年，朱光潛主編《文學雜志》，周是十編委之一，作為主編助理的常風與其有了更多接觸。從多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常風對周作人是敬重的，他與周的頻繁交往，一方面是辦刊需要，另一方面是求教、問學。

大后方的師友經常給常風寫信，詢問周作人的動向。先是“七七”事變之前，本家族侄常燕生來信問候周的近況。后是1938年5月，大后方茅盾、郁達夫、老舍等18位作家聯名發表致周作人的公開信，敦促他南下。常風去周宅探訪，周談笑自若，幾天后明確表示不能離開北平。然后是李健吾來信詢問周作人的狀況，常還未給李回復，周作人派人送來一首七言詩：“粥飯鐘魚非本色，劈柴挑擔亦隨緣，有時擲缽飛空去，東郭門外看月圓。”詩寫得通俗、含蓄，但周作人的心跡已清晰可見。常風將周詩謄抄一份，并寫了一篇短文《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一并寄給李健吾。李收到稿子，改題為《關于周作人——一封北平來的信》，并把常風的姓名化名“胡馬”，發表在《文匯報》1938年6月17日“世紀風”副刊上，文章記敘了周作人近期的一些言論、行動。結尾說：“周先生的處境十分困難，不過要他犧牲他的人格恐怕更要困難，……歲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愿國人且網開一面，留待來日看個究竟。”接下來的七八月間，葉公超返北平安排家屬南行，勸說周作人南下，但周不為所動。常風次次相陪，看清了周作人的內心世界。

如果說，常風與周作人的交往、共事，不斷的了解、認識，表現了他的真誠、善良，還有知識分子之間的互助、友情；那么，常風對李克異的愛護、襄助，則體現了他對抗日戰爭的關切、反思，還有對年輕抗日作家的指點、扶植。

李克異原名郝維廉，遼寧沈陽人，筆名袁犀。15歲開始小說創作，1937年發表處女作，反映東北淪陷區民眾的生活與斗爭。1938年，他與妻子流亡北平參加抗日活動，并加入地下黨組織。在北平期間，他上了藝文中學，成為常風的學生，并繼續小說創作。常風很快發現了這個東北青年的創作才華，“他的作文每次都寫得認真，都是針對當時北平的政治。文字寫的簡潔有力，樸實無華”“他告訴了我許多日本侵略軍在東北的慘無人道的獸行，大小漢奸的為虎作倀和人民所受的雙重蹂躪和壓迫”。李克異的形象銘刻在常風的記憶里：“滿頭蓬松的頭發，穿著黑色襯衫挽了袖子或黃色咔嘰布短褲，神情有點迷惘地張望的中學生。”盡管常風只教了李克異半年，但二人卻結下了師生情誼。李克異不斷去找常風請教，并把他出版的所有小說集、長篇小說送給老師求教。常風一一細讀，當面提出意見，認真寫作書跋，并作為書評發表。他關心李克異的生活，給予經濟上的援手。李克異再次返回東北，一年未歸，他發表飽含著擔憂的《懷袁犀》。

常風在《〈面紗〉題記》里，熱誠評價了李克異的多部作品，“我是在《泥沼》中發現袁犀的整個宇宙的，他的精神生活，他的憂郁，他的熱情，在一個劇烈的大變動時代中青年的向上的不安定的靈魂”“《貝殼》給我們的是另一個世界，另一種人類，與《泥沼》中出現者完全不同。袁犀是踏進一個陌生的世界了”，《面紗》“這部小說里，袁犀將真正現代的中國青年的面貌與靈魂忠實的保存了”。這些闡釋、評價中，隱含著一個宏大而悲壯的時代背景，那就是抗日戰爭，蘊含著常風對嚴酷的抗戰的觀察、思考。這些闡釋、評價，激發、引導著李克異的創作。《淪陷時期北京文學八年》一書中，在“有名氣的新近作家”章節里，把袁犀放在首位，認為“無論是從作品的數量還是從作品的社會影響來說，袁犀都是抗戰時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1992年常風寫作《五十年的友誼》，回憶50多年前他與李克異的交往故事，緬懷這位小他10歲而又早逝的作家朋友，情動于衷。

與學生在一起

從1935年到1943年，常風在藝文中學度過了八個年頭。也就是說，北平抗戰八年，常風有六年時間在藝文中學。這所中學建筑古色古香、文化傳統深厚，在教學上注意培養學生的獨立性和創造性。常風全力以赴投入教學工作，但日軍的侵略打破了校園的平靜，他在《一個知識階級的心理演變》和《懷袁犀》等文章中，披露了當時的情景。

抗戰時期的青年學生，始終處于激憤之中，常風既要維持起碼的教學秩序，又要安撫學生的思想和情緒，以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學生漸漸分化成愛國抗敵派和學習救國兼顧派，對兩派他既不能反對又不能一味支持，他要耐心引導說服他們。他曾經想“辭職”，但生存的需要，校長的重托，終使他堅持下來。

日軍剛剛占領北平，日偽政府就下令學校增設日文課，學生們情感上不接受，抵制不學。常風勸慰學生們要學日文，一方面可以更便利地了解日本國情和文化，另一方面也算掌握了一門工具。他撫慰學生們要忍耐、理智，不要有盲目言論與行動，以免引出意外。他說，今日的堅韌才有明日的勝利，保存自己才會擁有未來。德國哲學家、愛國主義者菲希脫的《菲希脫對德意志國民演說》（今譯費希特：《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成為常風抗日歲月中的精神食糧和理論支撐。他深深認識到：“民族的道德力與自信心是一個民族最后的武器，也是一個民族永不能被摧毀的力量。”抗戰需要勇敢地去“硬拼”，特別是在戰場上，但也需要韌性地去“軟爭”，淪陷區的民眾更需要的是后者，隱忍只是為了保存自己。常風看似低調、文弱，但他的內心是篤定、堅韌的。

常風所說“七七”事變后，頭四年因“情感上的原因”，不曾寫書評文章，這里“情感上的原因”就是不能接受入侵者的統治，用保持沉默來抵抗。這話是事實，但也并不絕對。事變之前的1936年，他發表關于《西施及其他》的書評，鮮明指出：“經過九一八事變之后許多從事于文藝事業的人都想在這外侮頻凌的時候做點有所補益于民族的工作。”不管是《西施》還是《昭君》，都有“鼓舞讀者油然發舍身報國的高尚精神”的意義。1945年初寫就的《〈面紗〉題記》，他談到袁犀的多部小說都涉及到抗日戰爭、抗戰人物，為了避免日偽機關的檢查，他用“劇烈的大時代”“一個更廣大的世界”“一個更偉大的背景”等暗示抗日斗爭。采用了隱含手法。張泉在《淪陷時期北京文學八年》里評價說：“常風是一位正直嚴肅的文藝批評家。在惡劣的環境中，他不為外界的壓力和引誘所動搖，孜孜致力于翻譯和中外文學研究，做了有益的文化工作。”

1945年9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常風說“那時絲毫未想到勝利已經來到目前”。三個月后，常風就在天津《大公報》發表兩篇長文：《一個知識階級的心理演變》《從費希脫到伯夷叔齊》，22000多字，連載三天。前篇文章中，他用散文筆法，以自己的人生命運、生活境遇、精神歷程為主線。放眼全國的抗戰，北平的淪陷，藝文中學師生的韌性抗爭，刻畫了中國教育、知識界抗日歲月中的斑駁圖畫，凸顯了一個知識分子從身體到精神的“涅槃”。后篇文章中，他用評傳文體，描述自己“在事變之后和一切讀書人一樣常在故書中古人的言行中尋求自己的心境的印證”。著重論述了德國文學家、哲學家費希特和他的《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贊賞他在國家被侵略者占領下，依然巡游演講，傳播他的愛國思想的壯舉。然后又列舉了中國歷史上的仁人志士、士林表率，如伯夷叔齊、黃宗羲、顧炎武、傅青主等，從他們的思想言行中尋求精神人格、抗爭力量、對敵策略等等。常風的思想、觀念、文章，代表著那個時代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因此他的文章標題不用“知識分子”，而選擇了“知識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