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產都市劇作為映照社會變遷、叩問時代心理的文藝載體，其城市影像的敘事流變始終與我國城市化進程同頻共振。在都市劇的創作譜系中，城市不再僅作為故事發生的背景抑或容器，而是成為驅動人物命運的核心場域與承載價值思辨的敘述主體。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以建設“創新、宜居、美麗、韌性、文明、智慧的現代化人民城市”為目標，為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方向。都市劇的城市影像敘事，既從微觀層面勾勒出大眾的情感結構與心靈圖景，也在宏觀層面為城市的發展與轉型提供了生動可感的熒屏案例。梳理其中“變”與“不變”的辯證關系，旨在為都市劇創作的未來徑向作出思考。

從“理想之城”到“生態宜居”，“人民城市”的精神支點不變。

優秀的文藝作品能夠反映時代要求和人民心聲，其故事世界與現實社會的實踐構成互文。早期都市劇的城市空間往往被塑造為具有現代化色彩的“理想之城”，具體呈現為商品經濟語境下的“機遇場”。如20世紀90年代，以《公關小姐》《皇城根兒》《一年又一年》為代表的作品中，高級寫字樓、高檔酒店、歌廳等構成了影像敘事的主舞臺，劇中人物的個人理想與城市“神話”緊密結合，隨空間更迭而誕生的新式社交禮儀也富有喜劇色彩。21世紀以來，《奮斗》《蝸居》等作品把住房、就業等現實議題引入敘事，城市影像的“理想符號”逐漸進入現實場域。這些作品通過對“理想之城”的影像禮贊，在展現城市現代化圖景的同時，也蘊蓄著對人民主體性的時代抒寫。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深入，都市劇的創作視角開始從關注物質發展轉向重視人民生活品質，從追逐城市規模擴張轉向追求“宜居”環境的優化，由此，城市生態的改造升級成為近年都市劇聚焦的議題。《春風又綠江南岸》《父輩的榮耀》《江河之上》《江河日上》等劇集關注水污染治理、生態林種植等熱點話題，展現出在“人與自然”的和諧中整體建構城市生態的美好愿景。如《江河之上》關注生態領域的司法實踐與城市發展相融合，劇終畫面定格在法官羅遠一行觀看江豚躍出水面、生機勃勃的景象，既彰顯城市濕地生態保護的意義，也與我國傳統哲學中“天人合一”的觀念相契。都市劇不再僅是城市生活的再現者，更成為“有溫度”的城市參與者。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當下的都市劇作品注重深描人物內心與精神重建，主人公不再一味追求事業成功，而是開始重新思考城市生活的節奏與意義。如《好事成雙》《難哄》等劇中的主要人物均實現了從社會規訓下的“成功敘事”到個體認知的“自省敘事”的轉型，不再將外在成就視為唯一坐標，而是追問內心的真實渴望，在職場與生活、理想與現實之間找尋平衡點。在這些作品中，“是誰來自山川湖海,卻囿于晝夜、廚房與愛”的現代生存困境被賦予了具象的戲劇形態。劇中的信念追求既表現為一種生活的潛能和變量，又成為一種與當代城市精神相契合的行為力量，在理想與情感的有機考量中為觀眾帶來“熒屏人生”的啟示。

從“都市摩登”到“市井日常”，“家”的情感錨點不變。

在都市劇的發展歷程中，“城市”曾在一段時間長期扮演著空洞的“背景板”，其視聽語言止于浮光掠影的景觀堆砌，精神內核困于利鎖名韁下的精英敘事——城市的人文價值，始終在形式層面“在場”卻在情感層面“缺席”。一些劇集在追求敘事廣度時陷入饾饤化、碎片化的創作傾向，職場算計、婚戀焦慮、原生家庭等社會議題取代了立體化的人物形塑與細節式的生活解剖，城市空間本是“安身立命”之所，卻在影像中淪為“掙不脫、逃不過”的愛情布景。

然而，隨著都市劇的敘述視角從行業精英向平凡個體回歸，都市劇逐漸實現了由“以城為景”到“以城為家”的落地生根。創作者更多著墨于以外來務工者為主的“都市異鄉人”，也使各類消費文化空間逐漸轉化為真實的市民生活場景。

事實上，回溯都市劇中城市影像的發生，1985年播出的《四世同堂》以小羊圈胡同中的祁家四代人為核心，將抗戰時期的家國命運與街巷宅院的日常生活緊密交織，在方寸天地間折射出烽火年代中華民族的氣節與風骨。在《一地雞毛》中，小林夫妻因家庭欲望與城市現實的“不對等”，演變為一件件小事的“不合意”，從而迫使小家溫情解構于咫尺天涯的疏離。這種將“一家人”的個體命運植根于城市肌理的敘事范式，也為此后都市劇的“市井格調”作了鋪墊。及至當下，《好團圓》從向家三姐妹的視角，將家庭財產分配、鄰里關系等議題自然交織；《煙火人家》《承歡記》等劇則著力刻畫代際間的理解與陪伴，在復雜的現實矛盾中傳遞出人性的溫暖。這些作品讓都市摩登空間不再“忽遠忽近忽然成謎”，而是通過“家”的情感紐系，構筑可靠的城市安居感，成為“城市不僅要有高度，更要有溫度”的落腳點。這種真實的情感寫照，也是都市劇具備持久感染力的來源。

從“景觀地標”到“精神原鄉”，“地方性”的美學特點不變。

城市空間在都市劇中被表征的時刻，也正是它重新賦予都市意義的時刻。回顧我國都市劇的發展史，“地方性”既是其凸顯地方風貌的文化基因，也是其塑造美學風格的影像特質。

一方面，都市劇通過對城市文脈的深度開掘，實現了從文化符號到精神原鄉的美學升華。較早的京味劇、海派劇以其獨特的地緣影像風格，實現了市民性格的“本色”畫像與社會空間文化慣習的互彰。然而隨著城市化進程的迅速發展，一些都市劇作品陷入同質化的場景設計，充斥著城市商業區、寫字樓等物化意象群落。當下的都市劇為“地方景觀”的建構作出了回應，如《裝臺》通過對西安城中村的刻畫，將秦腔藝術的傳承與市井人情的往來相聯結；《胡同》通過一家三代居委會主任的接力，呈現了北京城市的歷史厚度與人情溫度。這些作品以影像證明，真正的城市記憶不僅存留于文物古跡，也流淌在百姓的日常煙火中，從而綻放出傳統文化的當代生命力。

另一方面，各民族元素的城市影像呈現，為都市劇敘事開辟了嶄新的“地方性”空間。《日光之城》《紅石榴餐廳》等作品圍繞拉薩、烏魯木齊等城市民俗事項的描摹，揭示了少數民族群眾在城市現代化進程中的身份認同與文化選擇，凸顯出“別樣”美感的城市空間與命運交融的個體書寫，形成了彰顯民族文化意蘊、倡導團結奮斗精神的審美特色。

都市劇中城市影像敘事的“變”與“不變”，折射出中國城市發展的文化自覺與精神演進。從“變”的維度看，時代表征、地域特征乃至群體象征的轉變，均體現了城市發展從物質建設到精神關懷的轉型；從“不變”的維度看，人民立場、情感維系與地域特色構筑了都市劇的精神根基。無論是寄托現代化憧憬的“理想之城”，還是彰顯共情力的“心靈之城”，熒屏中的城市始終承載著普通人的夢想與堅韌，也詮釋著“人民之城”的恒久命題。惟有讓更多的城市空間成為生命體驗的安放與在場，才能讓廣大觀眾在劇中獲得啟迪、汲取力量。從這個角度而言，城市影像不是昨日的顯影，而是明日的序章。

（作者系江蘇師范大學傳媒與影視學院院長助理、碩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