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我就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世上的花兒她都不愛，似乎只愛棉花這一種……當時，我只想寫一篇散文，就寫一寫妻子“種棉花”的事。寫了一個開頭，難以為繼，一直存放在電腦文檔里。并非筆力不濟，也并非沒有生活積累。只是覺得，寫個人家的私事，等于暴露了隱私，有點不好意思。

現在，好像無所謂了嗎？可能因為年紀大了，也就沒有那么多顧慮。我還會想起一本書的書名：《說吧，記憶》。那是納博科夫的一本傳記。一個成詩的書名，一個被無數人引用過的句子，我也要引用一次。在那本書中，納博科夫以其優美、細膩，且富有詩意的文筆，回憶了他在1917年革命前，于俄羅斯度過的童年和青少年時光，流亡歐洲的經歷，以及對家族、文學、蝴蝶（那是他所熱愛的領域）等等的追憶。如果效仿，我的卑微而平凡的家族，好像平原上的作物和植物，歲歲榮枯，無法形成宏大或獨特的敘事，甚而無法溯源；說出我對文學淺薄的認知，又會貽笑大方；說一說“蝴蝶”，倒可以用“棉花”來代替。出于寫創作談的需要，我還要大聲念出來：“說吧，記憶！”帶著點慫恿的口氣，帶著點惆悵，又有些不以為然。

2014年，一晃，這都十多年了，我發現妻子開始在老宅院里種棉花。

說起我們的老宅院，面積不足400平米。除去宅基、棚屋、過道，場院就顯得更小了。我們村很多戶人家，起初開辦工廠時，大多為“作坊經濟”模式。就是在前后院，搭建廠房，安置機器。等后來，有了工業區，廠子搬出去，騰退出來的地面，大多成了水泥地。能用來施種的范圍，也就可想而知了，只有那為數不多的幾個可憐的菜畦。

做姑娘時，她積累了一些種田經驗。蒔弄那幾個菜畦，顯得游刃有余。像什么修畦、撒種、育秧；栽黃瓜、豆角、茄子、辣椒；給這些果蔬類植物搭架、掐頂、去蔓，做得樣樣不錯。我就不會這些。除了種水稻，我只有過一段管理水田的經驗，旱田里的作物，大多不會侍奉。假如我們要依賴“種地”活著，大概率，我會成為一個游手好閑的人，跟在她身后，生計都要由她來安排。

當我發現她在老宅院里種棉花時，并不清楚她的心思。

那片小小的棉花地，更像一座被她精心蒔弄的花園。開著乳白、淺黃、粉紅、深紫色的花朵。她沒有管理棉花的經驗，打杈、去蔓、疏棉鈴這些工序，大概都是跟鄰家嫂子們學的。那年，我忽視了棉花的生長，忽視了棉花采收后、纖維狀的朵瓣被收集起來，碼放在住處的一個角落。上面蓋著一個舊床單，束之高閣，與其他糧食種類有著明顯的區別對待。到了第二年春天，她又在原有基礎上，開始種棉花。并且發揮“開荒造田”的精神，推著獨輪車，從外面運來新鮮的土質，在水泥地上，培出高高的地壟。甚而將院子的邊邊角角，也種上了單株的棉花。這就有些奇怪了。當時，我以所謂的文學視角，腦子里便冒出來這樣兩句：世上的花兒她全都不愛，唯獨只愛棉花這一種。

對于花兒的喜愛，大概源于女人們的天性。后來我在無數個春天，在住處附近的公園、綠地上，看到過陌生的女人，與花兒邂逅時的場景。她們的臉上，剎那間流露出一種無以言狀的表情，讓人覺得很有神圣感——好像乍然的驚喜；又好像從她們內心，自然流淌出的一種類似蜜糖般的東西。那種眷念與癡迷，仿佛與神祇相遇；或是低到塵埃里的人，與他們的愛人、兒女，多年未見，意外重逢。那一刻，平庸的日子仿佛也出現了奇跡……我們家也曾養過花。栽在花盆里，種在臺階下。像什么吊蘭、夜來香；蜀葵、木槿。只是養著養著，疏于管理，花兒就很難養得茂盛。我還會覺得，她并非是一個特別“愛花”的女人，似乎更鐘情于蒔弄瓜果蔬菜。耐心而平和的態度，完全出于對家人生活的考慮。也可以這樣說：世上的花兒她并非不愛，只是多從“實用主義”的角度考慮，而少了些閑情逸致。

我問她種棉花的原因，她對我說了說自己的想法。

那近乎是一個“宏大”的計劃：孩子們都在慢慢長大，她對土地又有一種危機感，所以要早做準備。等她的女兒、外甥、兒子結婚時，要準備好充足的棉花。

這就不得不提到平原上的一個習俗：每當家里有兒女準備結婚時，那些做母親的，總要張羅著做四床“喜被”，俗稱“四鋪四蓋”（我在小說里，已有過詳細描述）。做喜被時，要請人來家里幫工。被請到的女人，不僅心靈手巧，還要兒女雙全。在我們村，她就無數次接受過這樣的邀請。她，或她們，這些逐年老去的女人們，我覺得她們都是有福的人……而沿襲至今的婚俗禮儀，隨著時代變遷，很多程序都被簡化了。“喜被”可以請人來做，至于棉花，好像也沒有自己生產的必要。現在人們的觀念，無非是：能花錢辦到的事，盡量不去麻煩別人。

我對她“種棉花”的行為提出過質疑，她卻我行我素，依然用行動踐行著自己的計劃。

后來我才明白，她顯得那么執拗，非要自己種棉花，自己施種、除草、間苗、打杈、疏棉鈴；經過一個季節的等待，在盛大秋天到來之際，親手將棉花一朵一朵采摘下來，還要經過精心挑選……她所做的這些，并非頑固，而是一種心意的表達。作為一個母親，她想借用“種棉花”這樣一種形式，給孩子們一個美好的期許，那更像是她對他們最好的保佑。

我幫不到她什么。那個時候，我已有了專事寫作的打算。并非想贏得一個“作家”的名聲，而是無奈之下，想通過寫作，賺稿費，養家糊口，或許還能證明自己的價值。不然的話，總不能成個游手好閑的人吧。但一個大男人，整天待在家里，似乎再也沒有能力經營生意，若寫不出什么名堂的話，也是件很糟糕的事，甚而比“把廠子賠荒了”還要糟糕。但她從沒抱怨過什么，對未來，也沒有太多惶恐。就像她嫁過來，所謂“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是一種安然的心態。又好像她“種棉花”，對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都會抱有美好的期許——又那么堅定，只是盡心盡力去做。在沉默、隱忍的付出中，等待命運最好的安排。

我跟她學過怎么“拾掇”棉花。彎腰站在地壟中，覺得棉稞那么矮小。不知是因為人變得高大了，還是經過無數次培育，無數次改良，如今的棉花品種，全都成了“抗風”類的矮稞作物。我還會想起小時候，母親在村外的棉田里勞作，中午也不回家。我去找她，走進悶熱的棉花地，好像誤入茂密的叢林。高大的棉稞，幾乎沒過我的頭頂……這特殊而平凡的植物，即便在用圍墻圈起來的宅院里生長，也無法經受夜里驟起的風雨。由于地壟培得過高，那些掛滿棉桃的植株，一個個頭重腳輕，東倒西歪。我幫她用竹竿圍起護欄，再用五顏六色的布條，將棉稞和支撐的木棍緊緊系在一起。

大概攢了兩三年吧，這才攢夠了計劃中的棉花數量。她這才不再種棉花。

我開車，棉花裝在后備箱和后排坐上，裝得滿滿當當。大概跑了兩三趟，去三十里外一個名為“陸營”的地方去彈棉花。我記得那是一個夏天，麥收剛過。一場暴雨使得路旁的溝渠，低洼的田疇里都積滿了雨水。有些來不及收割的麥子，就那樣在水里泡著。

2016年，我們搬到縣城居住。那些彈好的、用碩大塑料袋裝著的“棉花瓜子”，也跟著我們一起搬家，放進負一層的地下室。那年夏天，我在地下室寫作。周圍是這些棉花，還有隨搬家帶過來的書、雜志、影碟和光盤。這些舊書和影碟，其實也沒多大用途，只是不舍得扔掉，好像一個念想似的。碼放在由木匠打造的一排簡易書架上，好長時間也沒去翻弄過了。滿滿一架子書，除了名著、單行本，更多的是舊雜志。我記得有《活著》《百年孤獨》《包法利夫人》；有《收獲》《花城》《小說月報》《小說選刊》。滿滿一架子光盤和影碟，我記得有《甘泉瑪儂》《御法度》《疤面煞星》《櫻桃的滋味》……馬基德·馬基迪的電影是套裝的，巖井俊二的電影也是套裝。只是“影碟機”這種東西，如今在市面上很難見到了。看來，那些深夜看電影的經歷，也就只能成為一種特殊的記憶，嵌在生活的褶皺里，和那些棉花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