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末世、廢土、克蘇魯等題材的網絡文學中，常常出現蘑菇的身影。作為大自然中的分解者，蘑菇關聯著對生命力與協作共生的想象，它攜帶著這些特質進入網絡文學，為景觀化的末世廢土書寫注入新生機。網絡文學作品中的蘑菇，以含混的主體姿態向他者敞開，參與構想一個輕盈而富有希望的未來，為反思人的異化問題、走出人類中心主義的局限、打破一元主體的幻象提供新的文學可能。

關鍵詞：蘑菇；廢土；赤裸生命；后人類

近年來，網絡文學中出現了大量后人類想象，這類想象直接呼應著全球范圍內的后人類主義思潮，人們開始重新評估人與自然的關系，打開觀察世界的新視角。而在多樣的物種中，既非動物亦非植物的蘑菇顯得尤為特殊，它不僅作為“非人”提示了人與其他物種之間的重要關系，還以自身的生物學特性為范例，提供了一種關于聯系與共生的新敘事。把目光投向相關文本，首先會發現，蘑菇頻繁出現在末世、廢土、克蘇魯等類型文中。

重啟廢墟：末世廢土想象中的蘑菇

“當1945年廣島被原子彈摧毀時，據說最先從一片廢墟中出現的生物就是松茸。”1核武器帶來了現實意義上的“末世”，投放在廣島的原子彈終結了世界大戰，也宣布了終結世界的可能，將人類置于末日的威脅之下，這一現實經驗直接影響了“末世”“廢土”等題材文藝作品的產生。在網絡文學中，蘑菇想象常常與末世、廢土題材相結合，典型文本如《小蘑菇》（一十四洲），磁極突然消失后，宇宙輻射導致地球荒漠化、生物變異，小說主人公小蘑菇便來自危險指數最高的深淵區域，于危機四伏的環境中兀自生長。在末日的廢墟上，蘑菇開始了它的故事。

顧名思義，末世、廢土題材著重描寫末世危機后世界變成廢墟的殘破景象。“廢土”題材可以追溯到一款名為《廢土》（Wasteland）的游戲，該游戲在1988年發售，表達出二戰后大眾對核武器戰爭的憂慮與戰后創傷。但與災難性的“末日”想象（如《2012》）不同，它不描述一場毀滅一切，然后重啟一切的災難，而展示出人被迫與殘破的家園共存的“后末日”想象。如果說末日想象代表了一種對“發展—終結”的憂慮，那么后末日想象則完全跳出了這條歷史主義的線索，描繪與各種災難性后果共存的場景。對后末日的未來想象直接呼應著當下的現實經驗，人類置身于被破壞的環境中，攜帶著無盡的麻煩生活，比如大面積的森林砍伐與水土流失、日漸失控的氣候、被排入核廢水的海洋……在這種意義上，廢土想象負載了一定的歷史經驗，折射出真實存在的現實危機。

但是，末世、廢土題材的作品往往太過強調廢墟的景觀，導致其內含的批判性與寓言性被淡化。趙柔柔曾辨析廢土題材與“后啟示錄”“反烏托邦”敘事的差異：“對末世的偏好，與其說是為了回應某種真實的歷史經驗或現實危機，不如說是為了借用其廢墟景觀。”2這類題材進入網絡文學后并沒有直接改變其特質，大多數災難想象仍然是景觀性、設定性的，災難往往突然降臨，成為整個故事的背景板。《小蘑菇》中，地球的磁極突然消失，完全是一場外部的、突發的災難；《邪神竟是我自己》（寧世久）中，主人公林經歷了一次偶然穿越，這便解釋了一個混雜著魔法的末日世界的全部合理性。但通過引入“蘑菇”這一設定，網絡文學將作為背景板的廢土末世重新拉進了敘事和意義的維度中，廢墟不再僅僅作為提供視覺刺激的景觀存在。換言之，蘑菇更新了廢墟的意義。

這首先與蘑菇的生物特質有密切關系。蘑菇來自真菌界，會在攝入食物后進行細胞外消化，并將消化酸排出體外，在自己吸收營養物質的同時滋養其他物種。真菌可以消化堅硬的巖石、枯朽的木頭、腐爛的樹葉，為植物的生長創造富有營養的土壤。可以說，“真菌是世界的建設者，為自己和他者塑造環境”3。網絡文學中常見被委以振興重任的蘑菇形象：《邪神竟是我自己》里暗海之洞的奴隸被解救后，是蕈人隨身攜帶的菌種彌補了食物缺口，蘑菇田成為奴隸們生存的關鍵；《詭秘之主》（愛潛水的烏賊）里被稱為“神棄之地”的白銀城面臨食物匱乏的問題，居民們只能獵殺怪物為食，直到克萊恩將一種神奇蘑菇傳到白銀城，才解除了白銀城食物匱乏的詛咒；《道詭異仙》（狐尾的筆）同樣有著借助蘑菇解決生存問題的情節，當大齊面臨嚴重的饑荒時，李火旺發動當地居民集體種植蘑菇，因為蘑菇長得快、收得快，能解決糧食短缺的燃眉之急。

在生存問題之外，蘑菇往往還參與了對過去、記憶、文明的繼承與篩選。《小蘑菇》中來自深淵的小蘑菇吸收了安澤的人類基因，背負起安澤的社會身份與個人歷史，在某種意義上是對安澤生命的延續。融入人類基地的過程中，他在蘑菇與安澤的雙重視角下重新審視了人類應對災難的每一個決策和選擇，然后達成理解、做出判斷，最終走出了一條不以人類為中心、但可以令生命和文明保存延續的新道路。《穿成師尊，但開組會》（宿星川）中，蘑菇也有著銜接過往與現在、繼往開來的特殊作用。深隱山林的黎族覆滅后，黎族的巫祝巫雨被污染異化，借故人的身體作惡；隨著這段滅族的歷史被世人看見，巫雨也迎來自己的重生，此時，蘑菇被捏成義體，成為巫雨的新軀干。寧明昧背負著以肉身之軀承載劍骨的不公平命運，也是蘑菇成為劍骨的新容器，還給寧明昧自由。此外，星火島的歷史也以蘑菇為重啟的契機。在原本的傳說中，星火島是邪教橫行之地，亦是隔絕于世、凝滯在歷史中的禁地與廢墟，寧明昧一行人發現了星火島歷史的背面——一個以悲劇收尾的理想主義者的故事：女高中生穿越者翁行云建立了星火島組織，旨在向天下傳授功法，使人人都能平等地修仙，可是在復雜的利益爭斗下，這段歷史被輕易抹去，成為神族建立名望的墊腳石，星火島則背負了陰邪、妖法的污名。此時，一只小蘑菇偶然在星火島上獲得自我意識，它吸收了這段歷史，承載了翁行云與星火島眾人的執念，陪同寧明昧一起揭開了被掩埋的過去。在黎族與星火島的往事廢墟中，蘑菇“帶著時間的索引，把過去指向贖救”4，死去的生命得以沉冤昭雪，被忽視的無名者們終于了卻執念，獲得救贖。

這標注出了蘑菇的與眾不同之處。近年來，網絡文學中出現越來越多對于動物、植物等非人類生物的擬人化想象，這樣的想象看似不落人類中心主義的窠臼，實則不然，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非人類往往只是變化了形態的人類。例如《邪神竟是我自己》，小說想象了分屬不同動物種族的人類，有博美狗人、貍花貓人、多弗爾鳥人等，然而動物人只是具備了特殊的外表形態，其內核依然是人類，他們占據著人類的位置，處于敘事與想象的中心。與各種各樣的動物人不同，蘑菇依然保留了其邊緣特質。在物資匱乏的地下城，淀粉與蘑菇是最廉價的食物，貧民窟往往駐扎在真菌森林的周邊，以森林里的免費蘑菇作為口糧。雖然真菌森林潛藏著危險，卻也意味著生機與希望。與此同時，真菌森林的主人“蕈之王”為了減少魔力污染，主動選擇沉睡，不再接觸人類。無論是作為口糧的蘑菇，還是作為邪神的擬人態蘑菇，都關聯著弱勢、貧窮等邊緣化想象，位于社會的非中心地帶。

正是通過蘑菇，網文開始重新講述廢墟的故事。這是溢出連續統一的歷史之外、不受發展主義支配的故事。本雅明將“廢墟”視為單一進步敘事所產生的歷史暴力的后果，他借保羅·克利的畫作《新天使》（1920）想象歷史天使的模樣，那是一位回頭凝望歷史廢墟的天使：“在我們看來是一連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只是一整場災難。這場災難不斷把新的廢墟堆到舊的廢墟上，然后把這一切拋在他的腳下。”5本雅明認為，歷史主義總是移情于勝利者，在失敗者匍匐的身體上邁步而過，可是，財富并不只由那些被認可了非凡才情的人創造，更有賴于無名者的辛勞，所以逆向梳理歷史、回望廢墟的工作顯得尤為必要。在此，本雅明特別強調了“停頓”的瞬間，這些瞬間是解救受壓迫的過去的機會，“把一個特定的時代從連續統一的歷史過程中爆破出來”6，時間不再是勻質的結構，而遍布著富有張力的瞬間。在這種意義上，末世設定可以是一次有力的反思，宣布了無限進步的歷史戛然而止。只有接受停滯，使受壓迫的無名者、無用的廢墟被重新看到，人類全盤接受自己的歷史，才能迎來本雅明意義上的真正的救贖。如前面的文本例子所述，死于深淵的安折、無辜滅族的黎族、背負污名的星火島，就是那些受壓迫的無名者，而蘑菇帶來了停頓的彌賽亞時刻，立足“填注著當下時間的過去”7，吸收著廢墟中的物質，緩慢生長出來。

事實上，人類在現代進程中一直無視發展的傷口，直到廢墟出現。蘑菇的人類學意義就在于，從當下的被認為是“錯誤”的事物中尋找生機，把錯誤變成禮物。羅安清在以松茸為中心的民族志中，格外強調了松茸的生長離不開人類對環境的干擾：“松茸是一種生長在受人類干擾的森林中的野生菌菇。它們就像老鼠、浣熊、蟑螂一樣，能夠忍受人類制造的一切環境失調。”8以日本松茸的情況為例，松茸是伴隨著對森林的采伐而出現的，自江戶時代以來，伴隨著日本現代化進程，高大的闊葉林被砍伐用于人類城市的建設，于是赤松不再受闊葉林遮蔽，迎著陽光大量生長，松茸此時隨赤松一起出現。等到20世紀50年代，森林不再被人類使用，闊葉林逐漸恢復，赤松失去生存空間，松茸也變得罕見。在這段日本生態史中，松茸的生長規律出人意料，因為清除森林里人類活動的痕跡、將森林歸還給自然后，松茸并沒有更茁壯地生長，反而越來越稀少。這暗示了松茸的重要特質：它與人類的干擾共生，換言之，與混亂狀態、與錯誤共生。因此，來自蘑菇的啟示也是與錯誤共生的啟示，關乎一種回應當下的能力，關乎我們如何擁抱混亂復雜的不穩定狀態，如何投身所處的現實。深入災難的創面，做出微小而有效的改變，正是重啟廢墟時的重要舉措。正如哈拉維在《與麻煩共處：在克蘇魯紀制造親緣》的導言中所說：“事實上，與麻煩共處要求學會真的活在當下，不是作為消失的支點，處于可怕的或伊甸園式的過去、世界末日或救世主式的未來，而是要作為世間的生物，糾纏在無數未完成的地點、時間、事件和意義構成中。”9

建立聯系：赤裸生命的救贖

無論是單向度的進步敘事，還是無名的廢墟，都指向了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歷史。這段歷史形塑出了原子化的“自由”個體，人類被異化成為可投資的資源，被剝離聯系而獨自存在著，“仿佛其他生命的纏繞無關緊要一般”10。而直指資本主義廢墟的末世想象往往也帶有生命政治意義上的反思，因為資本主義發展催生了生命政治，以便于管理富有生產力的“馴順的身體”。正如福柯所指認的：“這一生命權力無疑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必不可少的要素。如果不把肉體有控制地納入生產機器之中，如果不對經濟過程中的人口現象進行調整，那么資本主義的發展就得不到保證。”11

阿甘本的“神圣人”接續了福柯對于生命政治的討論。“神圣人”即“赤裸生命”，是生命被政治化后的產物，他同時被人間法與神法排除在外：“不能被祭祀但可以被殺死的生命，便是神圣生命。”12殺死神圣人不必受法律的懲罰，意味著神圣人遭遇了一個界限性的領域，處于一種懸置了法律的例外狀態中。生命的神圣性便意味著：“（1）生命對于一個掌握死亡的權力的臣服，以及（2）生命無法挽回地暴露在棄置面前。”13

《小蘑菇》是對赤裸生命作出討論的典型文本。在人類的生活空間窄縮成有限的幾塊基地的末世，人口管理方式簡單而粗暴：為保證出生率，伊甸園里圈禁了專事生育的女性，嬰兒也被要求盡早脫離母體，獨自完成生長過程；基地的合法居民擁有ID卡，以編號記錄出生地區等信息，便于上層管理。這是典型的人口生命政治實踐，通過管控出生率、死亡率、健康狀態等，確保總體人口的安全。審判庭走廊墻壁上面對面地寫著兩句話，頗有意味地顯示出末世世界對整體人口安全的重視，及其可能存在的錯誤與創傷：一句是“人類利益高于一切”，另一句是“雖然錯誤，仍然正確”。14

某種意義上說，蘑菇也是處于例外狀態的赤裸生命，因為在生命政治確立起的生命等級制度中，非人類的其他物種，包括動物、植物和作為真菌的蘑菇，都是可以隨意捕獲的赤裸生命，被排除、棄置在人類中心主義的想象之外。阿甘本指出了人類文化中“人類機制”的存在：“人是通過人與動物、人與非人的對立而產生的……人類都是被預設好的，這個機制實際上產生了一種例外狀態，一個不確定的區域”15。蘑菇既來自這種例外狀態、不確定區域，又對人類機制進行了反思，《小蘑菇》講述的便是非人的小蘑菇安折闖入人類社會、打亂生命等級秩序的過程。

在安折潛入基地的第一天，生命政治便充分暴露出其殘酷性，他在基地門口目睹了一場來自審判長的“屠殺”。在人人都有可能異化成怪物的末世，審判長一旦判定某人受傷感染、將被異化，便直接槍殺，無須作出任何解釋。這種依據直覺與觀察的判斷，是有出錯幾率的，但即使誤殺也不必被法律追責。因為整體人口的安全高于個體的安全，在大局面前，個別誤殺情況只是無奈但必要的犧牲。在這樣的情況下，每個人都處于例外狀態，是隨時可能被褫奪生命的神圣人。帶安折進城的伙伴范斯便是典型的例子，他沒能通過審判，被懷疑已經異化，于是死于城門外。

當異化的人成為伶仃的個體，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時，蘑菇帶來了不一樣的聲音。某次安折偶然路過范斯曾經的住宅，把一直作為遺物保留的ID卡壓在了一盒煙下面，因為他記得范斯生前很愛抽煙。此時，單薄的卡片承載了真實的溫情，范斯不再是一串ID編碼，也不再是孤獨死去的赤裸生命，他經由安折的記憶被還原為一個愛抽煙、眉毛濃黑、身材高大的傭兵。與蘑菇的聯系將范斯從神圣人的身份中解救出來，記憶與關系被重新激活，一場簡單的吊唁還給了范斯逝者的尊嚴。

蘑菇的啟示是關于聯系的啟示，從其生物學特性便可窺一斑。蘑菇在冒出泥土之前，早已提前將營養體深埋進森林潮濕的土地里，那些細微的、綿延無盡的菌絲勾連各類植物的根系，與宿主構成共生關系的同時形成龐大的網絡，擔負起傳輸養分、傳遞信息的重要作用。這樣的生存狀態意味著，個體與他者牢牢綁定在一起，有著無法剝離的關聯。實際上，如今的生物學研究也日益關注種間關系，強調不同有機體、不同物種的共同發展，DNA研究走出了“自私的基因”，走向了有機體與環境的接觸史。生物學家科特·吉爾伯特與他的同事們寫道：“共生似乎是‘規則’，而不是例外……自然可能是在選擇‘關系’，而不是選擇個體或基因組。”16在網文作品中，蘑菇也常與聯結、共生相關。在《小蘑菇》的結尾處，安折步入辛普森籠，將自身的穩定頻率傳遍全球，從而阻止了大規模異變，拯救了人類。就這樣，所有生物都成為蘑菇頻率的載體，以蘑菇為中心，世界被重新聯結。

《小蘑菇》看似給末世想象安置了一個溫情的、普通的救世結局，卻又有不容忽略的獨特性。小蘑菇重新為世界建立關聯后，人與怪物的基因相互融合，不再有純粹的生物學意義上的人，以人類為中心的文明沒有被拯救，反而宣告終止。肖映萱指出：“在以往的‘末世文’類型套路里，‘叢林’和‘基建’是兩種核心的寫法”17。末世災難降臨后，人類需要直面最原始也最基本的生存問題，不得不遵循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于是救世的主角常常一邊在殘酷的叢林法則中求生存，一邊搞“基建”存續文明的火種。而《小蘑菇》否認了傳統救世邏輯，不再遵循弱肉強食的規則步步為營重新掌握世界，而是憑借與麻煩共存的能力和勇氣，踏上另一條自救之路：承認人類的掙扎可能是徒勞，放棄以人類為中心重建文明的努力，以一種全新的姿態、作為地球上千萬種生物中的普通一員樸素地謀求生存。小說在最后明確宣布以人類為中心的時代結束：

……人類的時代宣告結束，他們好像開始作為一個普通的物種那樣，艱難地活在這個世界上。

“有人說是下落，我認為這是上升，”波利望著前方，道：“我們只是帶著新的成就與認知，重走一遍當年人類祖先走過的路程。”18

蘑菇救世的啟示便是承認萬物的聯系，不再以暴力劃分神圣，不再依憑等級秩序在物種間做出區隔。當人類融合了蘑菇與怪物的基因，徹底與其他物種纏繞在一起，人類基地的生命政治也就此宣告崩潰，赤裸生命獲得了救贖。

羅安清認為，當面對缺乏穩定前景的生活，陷落于無法確定也不受規劃的世界之中時，松茸可以提供應對挑戰的啟示，那就是放棄創造世界與不斷進步的自負觀念，承認不只是人類可以創造世界，所有的有機體都參與著生態環境的建設：“世界創造計劃可以彼此重疊，為多元物種提供生存空間。”19各種生存方式匯聚在一起，每個人其實都帶著被“交染”（contamination）的歷史：“我們被自己的遭遇所交染；當我們為他者讓出空間時，它們也改變了我們。”20交染意味著向他者妥協，這有悖于傳統的征服自然式進步想象，但是克服差異、彼此交染的過程打開了合作的新局面，“提醒著我們如何環顧四周，而不只是瞻望前方”21。

纏繞共生：含混的主體與對他者的愛

蘑菇的交染打破了傳統主體的界限，是哈拉維意義上的賽博格主體，即不被主體幻象與隨之產生的二元對立結構捕捉的復合主體。哈拉維指出：“賽博格遠非暗示構建一堵墻區分人類和其他生物，而是不安并愉悅地暗示親密耦合。”22蘑菇亦是如此，它打破物種間的區隔，并構形出不同于傳統想象的主體形態，講述關于逾越界限與共生融合的故事。

蘑菇挑戰了人類對身體的想象，因為它并沒有如四肢、軀干那樣固定的構造，也沒有確定的形式，而是隨遭遇的環境而變形，終其一生都在生長、改變，甚至具備“永生的潛能”：“它們會死于疾病、受傷或資源匱乏，卻不會因年老而殆。”231992年4月，《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這樣的文章：“30英畝的真菌獲得雙冠王：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生物。”24這篇報道的主角是密歇根州一片森林里的蜜環菌，該森林里所有的蜜環菌都共用同一個菌絲網絡，所以可以被視為一個整體。經估算，這株真菌的菌齡在1500—10000歲之間，質量約為100噸。隨后，出現了更多在森林里尋找巨大菌群的研究者，誰能發現世界上最古老與最巨大的真菌幾乎成為一場競爭，而這場競爭持續至今。25巨型的蜜環菌是難以被傳統標準所定義的個體，因為個體菌株們以菌絲聯結在一起，已經難以界定一個菌株從哪里開始、又從哪里結束。

這一有趣的現象也被折射入網絡文學文本中，《邪神竟是我自己》中的邪神蕈之王與遍布地下世界的真菌之間并非簡單的掌控—從屬關系，他們在身體上相連。換言之，神并不是形而上的存在，而是與生命連接在一起，“現實中的真菌，不管是霉菌、酵母，還是蕈菌，都是祂菌絲的末端”26。此外，蘑菇去中心化的、富有包容性的主體特征也在網絡文學作品中被多次強調，《穿成師尊，但開組會》的雪竹之所以想要研究蘑菇，就是因為蘑菇展示出多元主體特征，“他覺得蘑菇有數萬種性別，比他自己擁有的兩種性別還多。為此，他對蘑菇十分崇拜”27；《邪神竟是我自己》的蕈人在被禮貌地稱呼為蕈人先生時，反復強調“我沒有性別，不要叫我先生”28。蘑菇展示出纏繞的、多重性的生命方式，打破了原子化的封閉個體想象，暗示著身份的豐富性與邊界的可滲透性。

交染的身體創造了交染的時空和歷史，也構想出一種不同的對“他者”的態度。他者具有他性，具有完全異質性的、不可理解的一面。絕對的他者是無法被認識論收編、無法被客體化的，因此它是絕對的客體，也是絕對的主體。這種完全超出認知的“主體/客體”在洛夫克拉夫特筆下是“克蘇魯”那樣的“恐怖的崇高”：宇宙充滿了未知與恐怖，在克蘇魯等神祇面前，人類渺小到不值一提，一旦試圖認知，就會陷入瘋癲。后來，這一題材被網絡文學吸納，出現了大量“克系文”。除了各式各樣的克蘇魯怪物，克系文的內核在于強調世界的不可理解性，認為人類無法全知全能地征服世界，因此，大多強調文明之偶然性的小說都可以說是在“致敬克蘇魯”。《小蘑菇》便是如此，面對每個物種相互感染、基因融合的災難，人類傳統科學體系不堪一擊地崩潰，作者選擇用“弦理論”解釋這場危機：“人類只不過是在短暫的穩定中誕生，當穩定的時代結束，一切又要回到混亂中去。”29除了各樣式的怪物描寫，正是這一故事內核呈現出克系色彩。《邪神竟是我自己》亦有克系文的特點，小說設定了看不到日升月落的地下世界，大多神明，尤其是自然神，都是帶有污染的邪神，而維系世界運轉的六柱神之所以沒有污染性，完全是出于偶然，“文明的幸存，系于這偶然上”30。克蘇魯題材的網絡文學反思了人類中心主義的自大與傲慢，以不可知的世界與異質性的他者將中心化的主體拉下神壇。

哈拉維使得克蘇魯想象直接接壤后人類主義。在反思人類世的基礎上，哈拉維提出了以怪物為參與者的“克蘇魯紀”。但是在使用這一名詞時，哈拉維強調了克蘇魯紀（Chthulucene）與洛氏克蘇魯（Cthulhu）的區分。前者的范圍要更大，包含了更多不為洛氏所接受的存在：“（克蘇魯紀——引者加）糾纏著多種多樣的時間性和空間性，以及多種多樣的作為集合體的實體[entities-in-assemblages]——包括超人類[more-than-human]、外人類[other-than-human]、非人類[inhuman]，以及作為腐殖質的人類[human-as-humus]——的內在互動。”31比起洛氏對人類中心主義文明的反思，哈拉維的克蘇魯紀更為直接地關涉到后人類話題，指向了一個邊界敞開的、更為闊大的世界：“它們正好足夠大到能包容所有的復雜性，同時保持邊緣開放并且渴望令人驚訝的新老連接。”32

無論是洛氏還是哈拉維意義上的克蘇魯，都借“怪物”之名強調了無法被客體化的絕對他者的存在。這里的怪物不僅僅指怪異的存在物，藍江指出：“怪物不是一個名稱，甚至不屬于科學的分類法，它恰恰是我們給所有那些——游離在外部的、不實存的冰冷世界與我們可以把握和認識的環世界的——裂隙中的事物所貼上的標簽。”33怪物游離在社會之外，是不被規則秩序吞納的異質部分，并潛藏著危險，使人恐懼。網文中也常常可見作為危險怪物他者的蘑菇，《邪神竟是我自己》里的蕈之王便是有著魔力污染的邪神他者，在某次失控危機中，所有菌菇都發狂了，真菌以極快的擴散速度感染了大量平民；《克拉夫特異態學筆記》（雪中菜雞）中，異教徒在森林里培育的蘑菇引發了真菌感染，被感染者的身體被菌絲塞滿，還會產生致命的幻覺。這些危險的蘑菇不僅宣告世界無法被人類完全征服，還預示著人類并不一定會與他者順利建立起和平協作的關系。

但是，克系網文往往又攜帶著“愛”的內核。《小蘑菇》中，來自深淵的蘑菇逐漸習得人性，與審判長在絕境中相愛，這是文本中不容省略的、被濃墨重彩描寫的部分。《邪神竟是我自己》中，蕈之王污染失控時，來自貧民的信仰之愛成為阻止災難的關鍵，盡管祂是被封鎖了姓名的邪神，但依然有很多靠蘑菇充饑的人知道祂、感激祂。這些末世中的溫情想象是小說的重要內容，甚至是貫穿全文的情節主線與重要的價值內核。

“愛”原本是人文主義的核心命題之一，巴迪歐卻提出了愛的后人類性。巴迪歐認為，個體無法成為愛的源頭，而只能被愛擊中，像遭遇一場“事件”，打破所有日常規范的一次突轉。在這場事件與突轉后，個體走出了囿于封閉主體的“一”的世界，因為“在愛之中，主體嘗試著進入‘他者的存在’。正是在愛之中，主體將超越自身，超越自戀”34。吳冠軍如是總結道：“愛……是一個非主體性的、后人類主義的本體論力量。”35愛的非主體性與后人類性就在于主體對他者的敞開，愛人意味著以非主體的、異質的視角重新打量世界。在相關作品中，蘑菇與他者達成理解的過程總是很艱難：《小蘑菇》的安折與審判長對彼此來說都是異質的他者，安折是要被擊殺的怪物，審判長是挖走安折孢子做研究的掠奪者，直到人類基地徹底解散前，兩人的矛盾都難以消弭；《邪神竟是我自己》的蕈之王為避免污染信徒，主動式微不再與人類建立關系，對人類而言也是異質性他者。但是一旦邁出一元主體的傲慢與幻覺、嘗試進入他者的存在，便能步入一個更為豐沛的未來，正如哈拉維所說：“一元太少，二元則是無限的多元。”36在小說中，作者也更樂于向讀者許諾一個美好的結局，《小蘑菇》的最后，兩個物種不同、理念也不同的相異之人在殘酷末世中相愛；《邪神竟是我自己》的邪神蕈之王因為為人類提供食用菌菇，還是受到了貧民的敬愛與感激，這些微小又模糊的感激之情成為挽救災難的關鍵。網絡文學將這些愛的遭遇、愛的內核引渡至后人類想象中，無論是安折的戀人之愛，還是蕈之王的信仰之愛，都為故事增加了溫情，亦為在末日尋找救贖提供了可能的路徑。

蘑菇講述了在資本主義廢墟上重新開啟想象的故事，它是未被單一進步想象收編的多元聲音，網絡文學捕捉到蘑菇的特質，并將其作為希望的原點，重啟末世廢墟。蘑菇的啟示是纏繞的啟示，它將主體從一元主體幻象中解救出來，代之以多重性的含混身份，展示出向他者敞開的勇氣。在《末日松茸》的最后，羅安清發現這本以蘑菇為線索的跨物種民族志難以結束，因為一旦改換視角，就會不斷發現更多從前被忽略的、具有多元意義的事物：“冒險會引出更多的冒險，而寶藏會通向更多的寶藏。”37包含了大量后人類想象的網絡文學亦是如此，蘑菇的故事展開了輕盈而富含希望的前景，多元的視角也為寫作帶來新的生機。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中國長篇小說文體發展史”（編號：20BZW171）的階段性成果]

1    羅安清：《末日松茸：資本主義廢墟上的生活可能》，張曉佳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3頁。

2    趙柔柔：《記憶殘骸與現實折影：中國大眾文化文本中的“廢土想象”》，《文藝爭鳴》2022年第12期。

3    羅安清：《末日松茸：資本主義廢墟上的生活可能》，第164頁。

4    本雅明：《歷史哲學論綱（1940）》，張耀平譯，陳永國、馬海良編：《本雅明文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