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孫甘露小說《千里江山圖》被改編為舞臺劇、影視劇等不同形式，從立體化的視聽層面讓更多人感知文學的魅力。其中，上海評彈團中篇評彈《千里江山圖》的改編可謂別具一格，依托評彈藝術本體，將一部書面文學轉化為口頭藝術，把一個暗流涌動的時代和一群熱血堅韌的人物演繹得繪聲繪色。

《千里江山圖》的故事發生在1932年，共產黨上海秘密機關遭到嚴重破壞，黨中央決定重建絕密交通線的背景下，以陳千里等為代表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在危機四伏的隱蔽戰線上與敵人展開生死較量。故事中大量人物在上海與廣州的不同場景中切換，精妙的情報線索共同織就復雜的故事情節。而評彈改編首要解決的，是如何將這個復雜的諜戰故事清晰講述。編劇對情節刪繁就簡：上集聚焦解密，主角陳千里臨危受命，一步步在敵人的詭秘莫測中解密；下集圍繞解圍，表現敵我雙方斗智斗勇的正面較量。有了明確的情節主干，評彈以特有的表現手法，對情節展開創作發揮，故事中的復雜性被拆解得清晰而分明。

評彈表演并非只是對故事的重述，演員可以有的放矢地對情節信息進行補充、擴容或引申。在陳千里與易君年首次相遇時，演員就對兩人所處的時空環境、為何要在此時此地見面等相關信息作了補充。兩位主角看到對方的神態、兩人各自內心的思索等，通過說、唱的方式把細微間的重要信息逐一呈現在觀眾面前。說時快人快語、唱時婉轉動人的表現手法，是口頭藝術對故事的一種精細化加工。從加強觀眾理解與感知的角度，對故事進行分層敘述，提煉重點，釋放冗余，發揮表演者收放自如的敘事姿態。

作品中講述人的角色，同樣是對口頭藝術精髓的展現。美國民俗學家理查德·鮑曼認為口頭藝術的本質是交流。而交流必然存在于主體之間。因此，口頭與書面文學的不同之處就在于，觀者是否正在現場，說書人與觀眾是否產生了直接交流。評彈《千里江山圖》的舞臺，從一開場就沒有“第四堵墻”的存在。講述人作為故事敘述的開啟者，既銜接不同章回間的過渡，也是臺上與臺下的溝通紐帶。他幫著觀眾梳理剛剛經歷的橋段，帶著噱頭安撫驚險橋段給觀眾帶來的緊張情緒。他為觀眾做必要的解釋與引申，把一段遙遠的歷史場景描畫得令人仿佛身臨其境。一邊帶觀眾去探尋問題根源，一邊以“且聽下回分解”賣起關子。講述人手持《千里江山圖》原著小說，與故事中陳千里、葉啟年都做了短暫交流，提出身處現代的我們，所意圖理解的人物動機與初衷。這一具有全知能力且帶領觀眾穿越時空、與故事里人物互動的講述者，讓這場口頭表演有了“魔幻現實主義”的意境。

通過說、噱、彈、唱、演，作品把書場里慣用的評彈技法融會貫通，又流露出些許不同。書場里一桌二椅中的桌子不見了，桌子上常擺的醒木、折扇也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寫意舞美、聚光燈，與行動中的戲劇化表演。這種轉變，似乎在強調評彈的主場不僅在書場，也可以是戲劇舞臺。

這部作品無疑是評彈探索戲劇化的又一次創新實踐。作品中大部分章回都把人物身處的場景置于多個角色的沖突之中。而諜戰題材的特性，又把人物內外的不同面暴露。每一位演員在娓娓講唱的過程中，總是帶著矛盾與沖突，夾雜著恐慌與鎮定、堅毅與怯懦的兩面性，使人物更顯立體、更具真實感。

孫甘露曾透露在寫作此書的漫長時光里，受到過許多來自真實歷史細節的觸動。雖然，真實的歷史難以復現，但我們依然可以在虛構的想象中去體驗那些往事。正如物理生物學界對記憶的解釋：當某一神經突觸被激活，與此相關的大面積神經網絡就像受到召喚，去共同記錄下此刻的感知，形成記憶。同樣，當一個承載過記憶的神經突觸受到刺激，記憶中的全局就會重現。當我們聽完評彈《千里江山圖》，再走過華懋飯店（和平飯店）、老閘橋、塘橋碼頭時，更多回憶會翻涌而起……這正符合孫甘露的創作意圖，把一段不為人所熟知的歷史，留存在后世人的記憶之中。

評彈《千里江山圖》正是以口頭藝術的表現方式延續作者意圖，為我們建立起一種聽覺上的具身感知。真實歷史被逐一磨細、重組，在故事的講述中形成對神經突觸的關鍵激發。邊聽、邊理解、邊聯想，進而在認知與感受中觸動身心。而當我們以現代視角重新審視這個融聚著真實與虛構、當下與歷史的劇場空間，我們與他們建立起溝通交流的同時，不得不承認，我們這代人和他們那代人關于問題的見解是有差異的。這種差異來自不同時代的影響，而從兩個時代人的處世差異中又可以引出：過去的熱血造就了當下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