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對正音的看重，跟印度學問授受以語音為中心的傳統有關。他的音譯，在大多情況下可以說是“可信而不可愛”，但這種標準化翻譯，為后人還原其梵語原音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今人讀《大唐西域記》有一大障礙，那就是其中的譯名。為什么這些國名、地名、人名看起來如此古怪？縛喝國、拘尸尼國、婆羅痆斯國、劫比羅伐窣堵國、毗羅刪拿國、堊酰掣呾羅國、淫薄健國、烏鎩國、那爛陀寺、殑迦河、布剌拏梅呾麗衍尼弗呾羅……給人一種蠻荒不毛，甚至尸橫遍野的感覺。

比如“尸”字，佛經譯名中本是常見，“尸利”譯?ri，竟是“吉祥”之意，如尸利佛逝，是公元七世紀中葉在蘇門答臘島的古國。而玄奘譯名用“尸”字更是頻繁：拘尸尼國、尸棄尼國、伽尸國、呾叉尸羅國，戒日王又音譯尸羅阿迭多王。以至于有人認為玄奘是在用“春秋筆法”，比如他對尸棄尼國評價不佳（“風俗獷勇，忍于殺戮，務于盜竊，不知禮義，不識善惡”），以此惡名表達嫌棄。

只能說，這是對玄奘譯名的深深誤讀，否則給佛陀涅槃地定名為“拘尸那揭羅國”，豈不是大不敬？婆羅門教的經典譯作《吠陀》，豈不是貶其為狗叫？

所以讀玄奘書，要時常牢記，他對于前代譯名，往往有不同見解，這是因為他在中印度學的是標準梵文，認為“中印度（語音）特為詳正”，因而希望用中印度的梵語正音來規范這些“錯誤”譯名。“尸”就是這樣一個例子，用以譯梵語中的?音，只是表音，“別無他義”。

玄奘對正音的看重，跟印度學問授受以語音為中心的傳統有關。這種傳統也使得吠陀梵語早早成了“死語言”，學習梵語要在誦念上花許多精力。到了佛教早期，為了面向最廣大的群眾，釋迦牟尼禁止以吠陀梵語傳教，而他本人所使用的語言，被認為是摩揭陀俗語。隨著教團擴張，僧眾們開始用印度當地的俗語（Prakrit）來傳布佛陀的教法，到笈多王朝（約320—550年）時期，佛教內部轉而使用梵語的情況變得明顯，實際上也是知識精英化的一種表現。

所以早期的漢譯佛典，并非譯自梵語，而是從印度俗語、中亞諸語等語言翻譯過來的。直到佛教僧眾改以梵語作為經典語言之后，南北朝之后的漢譯佛典才以梵語占多數，而七世紀之后的藏譯佛典更是幾乎全譯自梵語。

這就是玄奘堅持修改前代譯名，并認為前代所譯有誤或訛略的原因，但這也導致《西域記》《慈恩傳》里，很多人名地名，跟今天的通譯頗有不同。

玄奘的不少音譯，因為不符漢語的習慣，如今并未采用他的譯法，這些內容舉例如下，前詞為舊譯或今天的通譯，后詞為玄奘所改：

娑婆世界/索訶世界（sahā）娑婆，意為“堪忍”。“娑婆世界”又名“忍土”，是釋迦牟尼所教化的三千大千世界的總稱。

彌勒/梅怛麗（Maitreya）意譯“慈氏”。

目犍連/沒特伽羅子（Mahāmaudgalyāyana）又叫摩訶目犍連、大目犍連，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另一弟子富樓那，玄奘譯“布剌拏梅呾麗衍尼弗呾羅”，意譯“滿慈子”，讀來很像是把今人俗稱的“小李子”還原成了“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

塔/窣堵波（stūpa）晉、宋譯經時造為“塔”字。

偈/迦他（gāthā）佛經中的唱誦詞。

阿修羅/阿素洛（asura）意譯“不端正”“非天”等，是印度神話中的一種惡神，又省作“修羅”，修羅場因而成為戰場的別稱。

須彌山/蘇迷盧山（sumeru）意譯“妙高”。

楞伽山/e伽山（Lanka）傳說位于今斯里蘭卡，斯里蘭卡國名即為“吉祥楞伽山”之義，著名佛經《楞伽經》由此得名。

恒河/殑迦（Ga?gā）來自詞根√gam，“行走”之意，頗能狀其悠長之貌。

當然也有部分通行于今的，如：

印度，為玄奘首譯。

贍部洲（Jambū），舊曰“閻浮提”，佛教經典中所稱的四大洲中的南部洲名，因贍部樹得名，為人類居處的地方。

剎帝利（K?atriya），舊曰“剎利”。

藥叉（Yak?a），舊譯“夜叉”，印度神話中，夜叉是一種半神的小神靈，印度詩人迦梨陀娑絕美的《云使》長詩，即用一名被貶謫守羅摩山的藥叉的口吻。在佛典中常常是守護神，但也有為害眾生的各類夜叉，此后夜叉、藥叉兩名在中文里漸有不同分工：前者成為惡鬼，后者則仍無關善惡。

觀音的名字大概是最著名的例子。其梵文名為Avalokite?vara，玄奘音譯為“阿縛盧枳低濕伐邏”，這個詞由avalokita（觀，ava-是向下，lokita是“已見”之義）和ī?vara（自在，即自由自在，做任何事均無障礙）二詞復合而成，所以玄奘指出，正確譯法應為“觀自在菩薩”。而早期佛經此詞多譯自梵語“Avalokitasvara”，當是一種方言，被理解成avalokita（觀）和svara（聲音）二詞的復合。所以被譯為“窺音”“現音聲”。西晉僧人竺法護譯為“光世音菩薩”，這是因為其中的lokita（觀）和動詞詞根√ruc（照明，放光）有關系，同時又和梵語的loka（世間）聯系在了一起。到了南北朝姚秦時的鳩摩羅什法師，便譯為一直用到現在的“觀世音菩薩”。這可以說是將錯就錯的結果。如今，玄奘所譯的“觀自在”雖然不如“觀音”“觀世音”流行，也因《心經》而為人熟知。

玄奘的音譯，在大多情況下可以說是“可信而不可愛”。在他之前，沒有任何標準化的翻譯方案，每名譯師都可以用自己的方言標記發音，即他所說的“遠人來譯，音訓不同”。但玄奘帶來的標準化翻譯，為后人還原其梵語原音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可以說他對于語音，也有極其強烈的歷史感，也因此為今天的語言學家留下厚重的一筆財富。不過同時也給一般讀者制造了困難，可以說研究者聞之則喜，普通讀者視為畏途。

但我們也不必完全以玄奘的是為是，以玄奘的非為非。正如上文所述，早前佛經的大量詞匯并非從梵語而來，而多是借助西域諸語，季羨林先生曾經指出：在玄奘不少斥為訛略的地方，其音譯可能既不“訛”，也不“略”。

“佛”字就是這樣的著名例子，我們常以為是“佛陀”（梵語buddha）的省稱，包括如今很多權威詞典都這樣描述，但它實際上來自中亞語言，最初并非“佛陀”的省稱，它進入中國比“佛陀”這詞還要早不少。還有“彌勒”，玄奘改為“梅呾利耶”（Maitreya），實際上前者來自吐火羅語（Metrak>Mel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