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唐詩”，我們仿佛耳熟能詳；但是其中蘊含的鮮為人知的“秘密”，卻較少引起關注。趙柏田的《唐詩傳》以此作為對象和焦點，梳理“唐詩人”的人生經歷和命運遭遇，辨析“唐詩歌”的發生軌跡和思想觀念，為我們提供了“唐詩”背后的歷史滄桑、倫理困境與人性內涵。傳統意義上對散文的“非韻非駢”的認識，在現代理解中，形式上更為自由，是富有探索精神的文體。所謂記人的、寫景的、狀物的、抒情的、敘事的等類型的因素和特征，都可以融入某種“大散文”的寫作。《唐詩傳》不僅顯示出這樣的“聚合性”，而且同步具有“詩化小說”和“非虛構”的創作意味。作者將“自我”代入“唐詩”中，以感同身受的真性情和對話意識的多元化作為基本的立傳精神，也就更加強化了“唐詩人”命運的呈現。

《唐詩傳》不僅通過詩人的生活去還原時代的氛圍，更重要的是通過時代的變遷來表現詩人的命運。我們從文學史上知悉的“初唐四杰”，在當時的權威裴行儉看來，并非所謂的“神童”，而是“華而不實”。以其之見，“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后文藝。”也就是需要先具備器量和見識，然后再專攻詩詞文采，而王勃等人終究會被“浮躁淺露”性格所害。不能不說裴行儉的見解的確深刻，但是否與“四杰”相契合，則另當別論。盡管四人也得到些許肯定，但最終未獲大用，均是悲劇性的結局。作者試圖挖掘深層次的文化基因，因為當下的語境和表現仍然屢見不鮮。“他們的血液里就一直是矛盾和不安的，搖擺在儒家與釋道、神仙與孔丘的兩端。”所謂達則兼濟天下和窮則獨善其身，其實還是追求于“達”，真正“窮”的時候，也仍然難以獨善其身。在人生的某些節點，做到“窮”比實現“達”要難得多。為了激流勇進，王勃不斷地以自己的才華“上表獻頌”迎合朝廷；同時也敗在自己的才華顯露的文字中。有時候，“急流勇退”比“激流勇進”要難得多，更加難能可貴。因為一篇“檄文”而被認定挑撥親王關系，被逐出長安而去往蜀地，得以與盧照鄰共游唱和。作者試圖設置比較的眼光來看待筆下的人物，否則就看不清楚各自的特質及其相通的屬性。盧照鄰經歷世態炎涼，所以說“他鄉共酌金花酒，萬里同悲鴻雁天”；而王勃仍然不失仕進之意，所以說“人今已厭南中苦，鴻雁那從北地來”。盧氏所悲的是“才難”“窮通”“昔游”“今日”“人生”，而王氏所悲的主要是“別離”，因為他還要返回長安尋找機會。然而命運多舛，再次陷入“重罪”，多虧朝廷大赦而保全性命。在看望受到牽連的父親后，返回途中落水而亡。如作者所言，“他的一生，正如一只驚鴻飛過絢爛的晚霞，凄美而壯闊，也正如一株水仙，眩目地開放后，瞬即開敗。”絢爛而短暫還是平凡而長遠，仿佛也是上天的揀選。作為“驚鴻記”王勃的同齡人，楊炯也在為命運薄待自己而傷悲。現實與夢想的反差，讓自己感覺懷才不遇。或許同病相憐，在為《王勃集》所作的序中，從對亡友的追憶和懷念轉變成了悲情和祭文，甚至是抨擊時文的文論。楊炯認為，一個人的才華比起仕途上的成功更重要，功績也會存世更久。當他談論王勃之時，實際上也是映照自己。“一部聊齋垂千古，萬千進士化塵埃”，這是對于后來者的啟示，對于當時者而言則正好相反。設身處地本就難以實現，感同身受需要命運的牽連。作者與筆下的人物對話，筆下的人物之間相互對話，形成不同層面的“自我”與“他者”的對話。在一個昂揚向上的時代，是時代負人還是人負時代？

《唐詩傳》“傳”中有“記”，為每一位詩人都進行了“記”的定位，貫穿的仍然是命運的起伏。駱賓王年事已高卻要出征西域，“白頭”形象格外醒目。作者善于運用內外的反差而表現人物的波折。“夕次”“晚度”“落日”，勾勒出軍塞路線，記錄下所見所思。參與平定叛亂，非但未獲升遷，反而被打發去了四川，成為政治上的“棄子”。后續生路又反復無常，其文采與思想連被討伐對象都深受觸動，但生命卻“不知所之”。看起來應該有始有終，其實生命去處的不確定屬于常態。陳子昂自比“蘭若”，希冀官場，未能如愿而隱居以韜光養晦。“把能進能退、能仕能隱的鬼谷子作為自己的人生楷模。當施展才華的時候，可以無所不能，當收斂起鋒芒的時候，沒有人意識到他的存在。”進退自如談何容易，儒釋道精神的平衡也并非靜態，作者抓住了人物的隱秘心理加以深化。短暫的軍旅生涯，讓陳子昂看到邊卒的苦難、將帥的無能、累累的白骨，更看到先前未曾留意的黑暗。本想建功立業，結果不被重用，既而選擇“認命”。他意識到，命就是氣運，小到一個人，大到一個時代，都逃不過這種氣運的支配。以前他所以為的“幸運兒”，如今也不過是個“幻覺”。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反思自己的不自量力，總是直白地向當局陳述自己的觀點，哪知道事與愿違，現在悔悟當初的不自知。他似乎明白了，道之將行是命，道之將廢也是命；他忽然意識到，一切都是對自己手中這支筆的不切實際的期待造成的，所以要棄而不用，選擇逃遁。“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時間無窮無盡，空間無邊無際，一個人出現在時空中的某一個點，前面和后面都是無限，只有自我的渺小與脆弱。這是在天地盡頭寫下的詩篇，充滿無言的悲劇感。人在天地人神的四維結構中，沒有了神性的對應和參照，人性的基礎就會發生動搖。作為“侍臣”的宋之問，同樣憑借“一支筆”而曾經風生水起。隨著神龍革命，他被驅逐出京。此后慘淡行程的每個節點，都留下了他的詩句，稱得上一部憂心忡忡的詩體筆記。待到被重新召回宮中，旋即陷入貴族詩歌的最后繁華，并且周旋于各種勢力之間；新皇即位，清算舊賬，再度遭到流放。流放途中的寫作，由于巨大的心理落差，反而顯示出嶄新的詩歌氣象，“宮廷詩大師到了山水間，也跳脫了格律的束縛。”他將絕望中覓得生機的希望寄托于佛法，并愿意接受慧能法師的指引。“物用益沖曠，心源日閑細。”對待百物器用，不妨沖淡曠達；心性的養成，皆由閑適細致。然而事與愿違，最后等來的卻是新晉皇帝的賜死令。在皇權下的名利場中，莫不是樹倒猢猻散，終究難以善終。作者的揭示一波三折，就像命運本身一樣不可捉摸。即便有了民間的力量和神性的照耀，也改變不了人性的軌道。與宋之問同期的沈佺期，命運遭際同樣如此，也是在流放境遇中發生詩風的改觀，不再追求格律上的雅致和靡麗，而是流露出自由的生氣和個性。他在流放中期待回歸，在期待中日益絕望，結果也是逐步“認命”。“所以他安排余生，首先就是讀周易、詠老莊，努力去認清命理的真面目，以更好地順應它。但即便如此，當春風吹拂南陲大地，一年一度的上巳節到來，他還是渴望著從這一場祓除儀式中洗滌去自己的罪名。”等到赦令到來，再次回到洛陽，其詩風又重回宮廷詩的刻意，甚至沒有基本的應有的過渡。作者客觀地呈現這樣的選擇，隱含其中的反思意味不可謂不明顯。顯然，政治中人和非政治中人的詩歌立場的確不同，仿佛魔咒一樣。但是，那種被命運牽著走的生命形態卻自始至終沒有改變。

《唐詩傳》從詩人命運出發闡釋詩歌的發生緣起和情感思緒，又從詩歌內涵出發去返觀詩人的經歷和體驗，然后再度回歸詩人的命運之中，形成某種內在的閉環。作為“盛世隱士”的孟浩然，他的詩作不多，卻記下生活的日常。泛舟、垂釣、清談、聽琴、遠足、夜宿、宴飲、看花、聽雨……如同一部充滿細節的“生活流”長篇小說，讓人懷疑他是不是在認真做詩。有時候，“浩然”之氣反而恰恰隱藏于日常生活。而賀知章才高位顯，卻性情亢爽，離鄉五十載，滿滿的宮廷詩。因年齡原因而退下來，矢志以長生為業，實為滿朝文武之楷模。如此之人實為命運垂青，自然引發李白的羨慕和追隨。自天寶元年待詔翰林，在外人看來，他陪駕溫泉宮，侍宴花萼樓，占盡無限風光，實則處于流言泡沫和不懷好意的包圍中，早就如坐針氈，萌生歸意。《夢游天姥吟留別》不只是一首山水詩，更是“謫仙”李白的“不安之書”。不難想象，如果沉湎于宮廷，也就沒有了“詩仙”的流傳。到了“安史之亂”，也并非孤立事件，而同步改寫了當世杰出詩人的命運走向。“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杜甫曾經以為的圣明之主，已經無比遙遠，才有了憤怒之詩作。“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正是一個為沉默的大多數發聲的詩人最可貴的品質，也正因此而走在“詩史”的道路上。作者把詩歌和詩人及其傳統連綴成一條線，讓我們獲得穿透性的體驗。言為心聲，此言不虛。每一代人的發聲，都是為后代人的造福；每一代人的沉默，都是為后代人的積禍。除了個體自我，還有相互關系。“死生契闊者三十載，歌詩唱和者九百章”，元白交往三十年，全都圍繞著詩歌轉。“始以詩交，終以詩訣”，仿佛前世命中注定。白居易以一篇《元稹志》，稱其一生功業，不只在文章刀筆，更在于國家事務，只可惜“心長而運短”。然而自己也已經走向老年，“君埋地下泥銷骨，我寄人間雪白頭”，對于生命的慨嘆，具有超越時空的普遍表現。從歷史的長河來看，人是生活在時間中的，而非生活在空間中的，詩人尤其如此。

《唐詩傳》不僅為詩歌作傳，更是為詩人作傳，尤其為那些獨特的詩人而立傳。李紳沒有留下自己的全集，“新樓記”以有限的線索尋繹并打撈被文學史忽略的杰出詩人。他驚異于看不見的命運之手的強大，也生怕眼前的功名富貴只是幻化，但真相又的確這樣，終究深陷黨爭漩渦，并累及子孫后世。一個寫下“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的悲憫詩人，其名并未顯赫。其實，或許還有無數的詩人被無窮地遮蔽，作者也只能有心無力了。而韓愈的一生，則猶如一條危機四伏的大河。大河創造自己的氣象，在天為云，在地為水，大河上下，天與水，動物和草木，也都在教育他，洗練他，啟發他。其創作同樣如此，從發源時模仿漢魏詩歌的莽莽蒼蒼、流經中年時的險怪與高峻，終歸于哲學家式的平靜，中間時而交織著“天街小雨潤如酥”式的溫潤和“大肉硬餅如刀截”式的機智與詼諧。這是一個倡古文，行古道，維系道統于不墜的“文化英雄”。從“小我”到“大我”，從獨具特色到普遍價值，作者的提升尤為重要，否則也就難以解釋文化的生生不息。在韓愈眼中，孟郊詩風怪異，語言硬澀，一招一式幾乎看不出師承來歷，卻自有一種高古的氣息。朱門之路，屢遭挫敗；滿面悲愁，內心凄涼。世道越是崩塌，他越加相信詩歌的力量，相信詩歌可以正人心、淳風俗。再加上喪子之痛，更讓他走向“受難式”的寫作。孟郊選擇讓人膽寒的自然現象入詩，順勢把讀者帶入冰天雪地中。他的身體越來越病態，他的詩骨卻越來越筋道。對于李賀而言，二十歲的挫敗并沒有使其功名仕途心灰意冷。待到在長安謀得一個微小官位，卻又時常返回家中，后即決定辭病東歸。他的詩歌時常與神鬼相通，自我也成為天界和人間的通靈者。李賀的英年早逝，按照李商隱的說法，應該是被上天派來的使者召喚而去。詩人的語詞，通常具有神性的啟示；天才的詩人，往往留下永恒的命題。

被稱為“一代中國人的眼睛”的散文家王鼎鈞曾言，感謝天地君親師，感謝唐宋元明清，感謝金木水火土，“種種昨日，都成今我”。《唐詩傳》對歷史事件進行文學還原，發古今之幽思；對歷史關系進行考證辨析，理內在之線索；對詩人命運進行文學梳理，懷悲憫之心底；對詩人詩歌進行文本細讀，作詮釋之判斷。“唐詩人”不在了，但是他們的命運還在，他們的命運就是我們的命運。作者與歷史對話、與詩人對話、與詩歌對話，把我們生活中的“唐詩”具象化，也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典型側面得以具象化。其中反映的時代和人物雖然已經過去，但所蘊含的精神和思想卻傳承下來，并且不斷地積淀而成為我們的文化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