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是我的故鄉，新疆兵團是養育我的地方。我的母親已經八十多了，她還在新疆養老。”

作為“兵團二代”，作家張者對新疆充滿了特別的感情。他在河南出生，在重慶、北京求學，但他視新疆為自己的文學創作之根。在曾經寸草不生的天山南坡的山溝，他隨父母度過了自己的少年時光。如今在重慶生活，他依然會在夢中回到那個山溝，而那些大漠和干溝在夢中都變成了青山綠水。

長篇小說《天邊》首發于《收獲·長篇小說2025秋卷》

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70周年之際，張者在《收獲·長篇小說2025秋卷》帶來了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天邊》。故事以一群兵團少年的成長史為經緯，通過三代新疆兵團人的命運交織，勾勒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七十年屯墾戍邊的“創業史”。

小說也寫到了一批上海援疆知青，他們被新疆兵團人稱為“上海青年”。11月9日，張者來到上海，參加“收獲首發”活動——“把大漠當青春紀念冊的人們”。

“談到新疆兵團，我們永遠不能忘記上海人。在上個世紀60年代，有十萬上海支邊青年到達了新疆兵團。至今，新疆兵團人還稱他們為‘上海青年’。確實，他們在我心目中永遠年輕。如今，上海還在支援新疆，不但有援疆的干部，還有援疆的資金。而當年，上海和全國一樣還沒有擺脫貧困，支援新疆的只有人，整整一代人。”

在活動間隙，張者接受了澎湃新聞專訪。

作家、重慶作協主席、新疆兵團作協名譽主席張者

【對話】

澎湃新聞：你會把新疆視作自己“文學的故鄉”嗎？這個地方對你感受世界產生了哪些具體的影響？

張者：新疆當然是我的“文學的故鄉”之一。我出生在河南，新疆是我生命的第二故鄉，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養育我的地方。

1949年后，包括我父母在內的一批戍邊者走向了大漠，他們是軍人，就地轉業成了兵團人。他們的目的就是屯墾戍邊。兵團人和中國歷史上的戍邊人一脈相承，不一樣的是他們除了悲壯決絕之外，還多了一種信仰和豪邁，樂觀和堅韌，他們喊出了“我為邊疆獻青春，獻了青春獻子孫”。誓言是嚴肅的，有雪山和大漠作證。我們“兵團二代”這一代，這種感受恐怕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

澎湃新聞：這是一種怎樣的感受？

張者：最初是不甘心的，抗拒和叛逆是必然的。

年輕一代拒絕埋沒在大漠戈壁，企圖通過高考升學到達他心中的天邊。但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尋找自己心中的天邊以及詩與遠方。解決這種矛盾是隨著時代的發展，當兵團人的生活與內地已經無大的差別后。兵團二代的所有熱血和青春，都被改寫成了快樂的回憶。他們從理解父輩走向真正的扎根：真正的寶藏往往是在自己出發的地方。自己曾經寄望的天邊，所有的憧憬并不遙遠，原來就在眼前。

張者在新疆的早年照片

澎湃新聞：你的新疆題材常寫到上海援疆知青，他們是你最早的文學啟蒙嗎？

張者：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的時候，我是一個少年。上海青年和兵團二代的少年在大漠邊緣相遇了，這產生了“化學反應”。我曾經用雞蛋和上海青年換書看，想起這事我常常啞然失笑。這一切都讓我寫在小說中了。

可以這樣說。我是在上海人的教育下長大的。上海青年是我們兵二代的幼兒園老師、小學老師、中學老師。我的語文老師是上海青年，我還記住了她的名字。她在作文課時經常講評我的作文。當我上完大學，并且發表了處女作去找她時，她和上海青年一起回到了上海，消失在大上海的人流中。我找不到她了，這讓我很憂傷。

我能成為作家可以說也是上海青年培養起來的。大家都知道，一個普通人成為作家是從閱讀開始的。而我閱讀的第一部文學作品是上海青年借給我的。薄薄的一本，叫《少年維特之煩惱》。看來，無論你在大漠邊緣，還是在大上海，少年都會有煩惱。

上海對于新疆來說，它是一種象征。他是現代的、前衛的、時髦的。它是新疆人夢想的地方，大漠中生成的海市蜃樓就是我們對上海的想象。我的有些發小現在就生活在上海，算是實現了理想。

澎湃新聞：當你不在新疆生活，這個地方會以什么方式和你產生關聯？

張者：我離開新疆很多年了，但我每年都回新疆，喝伊力特，把酒唱胡楊，對酒望大漠。那里的確是我的記憶之根、文化之根、文學創作之根。

有一種關聯是十分奇妙的，那就是樹。它叫胡楊樹。在我的小說中是一種象征。我一直關注著那神奇的樹。兵團人把胡楊樹賦予了很多神奇的力量。胡楊樹可以斷臂求生，也可以向死而生。胡楊籽就像風車一樣，隨風而去，見水而停，春暖發芽，隨季而長。

澎湃新聞：我想到了《山前該有一棵樹》。你在這部小說里融入了自己的成長記憶，新作《天邊》亦有你的親身經歷。在寫作中和少年時的自己對話是一個怎樣的過程？

張者：這種在寫作中和少年時的自己對話是自言自語的。有時候是一個音調，是一首歌。

我的寫作往往是從歌聲開始的，有時候干脆播放一些寫新疆的歌。這本身就是一種對話。比方：我在寫《天邊》時，會不知不覺地哼唱《在那遙遠的地方》，我開始是想用這個名字的，但被用得實在太多了。后來就用了《天邊》。其實也有一首歌叫《天邊》，歌唱“天邊”的曲更多，好在長篇小說沒有叫《天邊》的。我在小說中把天邊賦予了新的內涵。

澎湃新聞：近年新疆文學很受關注，劉亮程、李娟等作家的作品為人們閱讀、談論。你認為你有哪些獨特的創作資源和視角？或者說，你的新疆寫作會有哪些獨屬于你的痕跡？

張者：我的新疆題材是和一些作家朋友的地域背景和自然風貌不一樣的，新疆太大了。劉亮程、李娟在北疆，我在南疆。他們在“地方上”我在兵團，這是自然而然的區別。劉亮程是一個偉大的作家，李娟是最早的“素人寫作”。李娟有生活，是素人寫作的榜樣。劉亮程是一個有思想的作家。他是一個智者，是一個鄉村哲學家。他的文學觀念和寫作狀態能給作家同行帶來啟發。

我們雖然都在新疆，中間卻隔著天山。如果在內地，這相當于隔著幾個省。北疆有美麗的草原，南疆有金色的胡楊。第一代兵團人無論北疆還是南疆，往往都在最艱苦的地方。比方：359旅的718團就在南疆的阿克蘇，古代叫龜茲。

在寸草不生的天山南坡的山溝里，我曾經隨父母度過了一段少年時光。在生活中最缺的是樹。一棵樹有時候比水更重要。水關乎我們的生命，樹卻關系到我們的心靈。水和樹在我的潛意識中打下了永遠不能磨滅的印記。這就是我小說的獨特痕跡。

澎湃新聞：在成為小說家之前，你在新華社、《南方周末》做過記者。從非虛構轉向虛構經歷了什么？

張者：從非虛構轉向虛構，從記者轉型為作家這是奇妙的。我想不外乎三句話。首先，新聞就是新聞，文學就是文學；第二句，新聞是文學開始的地方；第三句，新聞是發生的事情，文學是想象的事情。一個是現實發生的，一個來自作家想象，這是本質上的不同。

記者無論是做新聞報道，還是做人物訪談，都會發現新聞和文學有很大區別。我當年寫一件事或一個人，寫著、寫著就想虛構，意猶未盡。這很要命，記者必須立足事實呀。既然我喜歡虛構，那就轉行當作家吧。

雖然告別了新聞職業，我依然感激那段經歷。記者職業影響了我的文風，這很重要。新聞和文學雖然是兩個不同概念，卻是相輔相成的。記者要求文字凝練，迅速抓住事情本質，這是作家最好的訓練。世界上很多著名作家都當過記者。

澎湃新聞：對于當下的現實生活，你是否也有困惑？

張者：我和中國當代作家一樣，最大的困惑或者沖擊是AI時代的到來。人類怎么掌控AI機器呢？

好在，人類有一種東西AI是沒有的，那就是“生命”，那就是生命“意識”。雖然AI非常智能，卻需要接收指令，而發出指令的是人。

未來的寫作者或許是幸福的。AI可以給我們提供海量的資料，寫作者再也不用在圖書館的故紙堆里查資料，做卡片了。但是，通過AI查到的只能是資料，你不能抄襲AI,抄襲AI就是抄襲我們所有人。現在無論是出版社還是雜志社，都有“查重”軟件。AI查重，你無法遁形。

我想，基于生命體驗的有情感有溫度的創作永遠是我們的獨創。

澎湃新聞：有人說今天的文學現場不如過去那么純粹，作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大學文學青年，你怎么看？

張者：在上個世紀80年代，大學校園里無論是什么專業的同學都是文學愛好者。大家都玩命寫詩。很奇怪的是平常喜歡看小說，動筆時寫出來的卻是詩。這就是青春寫作，靠的是荷爾蒙。少年的心需要用詩情畫意來滋養心靈，傷春悲秋后需要文學療愈。那個時代也許就是中國的文藝復興。

對于60和70后作家來說，所吸收的文學營養是差不多的。只不過有些作家喜歡托爾斯泰，有人喜歡卡夫卡，有些更喜歡馬爾克斯等。你走進作家們的書房，在書架上有三分之一的書都是一樣的。所以我讀研究生沒有選擇中文系，而是選擇了法律系。我并沒有準備當什么律師和法官，我讀研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想比同代作家更豐厚些。可見，我所有的準備都是為了寫作。

澎湃新聞：你對當代文壇有哪些觀察和感受？

張者：文學現場不如過去那么純粹了，這是現實。過去文學是一種理想，現在文學是一種職業。現在已經有了“素人寫作”。對于專業作家來說，這些寫作也許會構成一種競爭關系，但專業作家內心中不應該有“鄙視鏈”。寫作者的基數大了，對于真正文學攀登者來說，也許根基更牢固。在文學的百花園中有參天大樹，也應該有綠草坪；有牡丹花，也應該有喇叭花、狗尾巴草，這樣才能百花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