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文學寫作中的資料使用

我在《綠色的火焰》寫作準備時，首先面對資料尋找的困難，抗戰史時間太近，資料太龐雜繁復，我對歷史歷來持有敬畏，不敢輕易觸碰，可寫一本抗戰后方文化活動的書，必須面對歷史。在十月文藝出版社的幫助下，我與抗戰文化史專家齊春風老師認識，他在云南大學的辦公室里接受了我的采訪，再從QQ郵件里發給我幾十本資料，解決了我的大難題。

齊老師發給我專家撰寫的史學著作和文獻資料，這沒有問題。我要說的是地方史和地方文化資料的使用。事實上寫《綠色的火焰》這部作品，我除了查閱歷史著作，還根據所寫人物的環境查閱過不少地方志、地方風物與地方文史資料，這就需要警惕了。根據我的觀察，省市以下，縣區一級的地方文史資料的作者有很高的工作熱情與責任心，但有時為眼界所限，樸素的故鄉感情有可能干擾客觀準確的文化表達，調查方法、知識體系、思想認識、文字表達會有某種程度的不足，寫出的地方文化圖書在完整性、真實性、文化理解和思想判斷方面可能會有欠缺。

他們收集的第一手地方文化資料一定有真實而重要的內容，只是未必會在敘述中被放大或強調，作家在閱讀縣區一級地方文化資料時，目光要能穿越那些過于宣傳性和政策性的粗淺表述，從文字敘述的偏僻角落里把有用的真實內容找出來。我曾經意外獲得一本鄉鎮文化館打印但尚未印刷成書的鄉志資料，很珍貴，那是一個相反的例證，文化館員把鄉志的資料做得很好，將大量難能可貴的第一手民間風俗輯錄其中，質樸的表達保持了資料原貌。

那本鄉志告訴我，當地十四五歲的少數民族男孩和女孩，相愛想結為夫妻，回家告訴父母一聲就可以了，生了孩子感情破裂，找一根棍子折斷，一人拿一節走，就分手了，這樣的民族志生活風俗內容，常被認為落后，在一些地方文化輯錄中會被刪除。另外，我從民歌中研究地方風俗生活時，也發現大量少數民族民歌在翻譯中被改寫了，也許地方文化館組織的民歌收集翻譯者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學理性的思想認識，民歌在翻譯時，常以報紙宣傳為標準，民歌的內容也就被改變，原本的身體性和地方特性消失在所難免。

所以地方文化的資料使用要有甄別，不要輕易相信，更不能照抄進文本。我歷來只在地方文史資料的閱讀中查找線索，記下有價值的信息，再親身去調查研究，自己觀察和體驗并得出結論，然后在寫作中作出我的個性化文學表達。

報告文學的調查方法思考

報告文學寫作要做田野調查，我主持過很多文學活動，發現一些作家的調查只是就事論事，就像他們的寫作只會狹窄地就事論事一樣。這是有欠缺的，一個事件發生，有它深廣的背景，一個人做了某件事，也有這個人久遠的生活史和家族生命史做注解。就事論事的采訪沒有錯，但它只可能產生新聞作品，更深廣的生命史采訪，才有可能產生文學。

我在寫小說的同時出版過五部報告文學作品，我的報告文學調查是謹慎且不厭其煩的。非虛構的報告文學寫作建立在調查之上，調查不成功，寫作就難以成功，調查成功的關鍵是方法。1999年我為寫一部報告文學作品，自駕車子向云南山中一座未知的縣城前進，那次我堅持獨立調查，回避了當地政府與相關機構，縣文聯主席是我的學生，她幫我聯系采訪人物與機構，但三四天后我把她也拒絕了，我不需要安排好的采訪。

我在縣城一家小旅館的床上鋪開縣文聯主席找來的縣志，民歌、文史資料包括黨史，我把能想到和能找來的地方文化資料在小旅館的床上鋪開，每天晚上翻閱研究，找出可疑線索，次日去摸索采訪。我路過縣城一條殘破舊街，街口的墻上釘了一個銅匠街的牌子，我找到一戶人家采訪，于是獲知本地斑銅史和銅匠世家的生活史。我看到小旅館對面一戶人家門頭上掛了一個開裂的舊匾牌，上有模糊不清的“進士”二字，問當地朋友，沒人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去采訪被老太太拒絕，卻受到老頭子的歡迎，一段湮沒的福建會館歷史在我的寫作中浮現。我那次以作家個人身份出行，獨立調查并撰寫的報告文學作品《烏蒙會館的發現》出版后，一座少有人知的深山偏遠小城，后來成為云南最有名的縣城之一。

我寫過云南峨山縣民歌和民歌手調查的報告文學作品《身體在歌唱》，從地方志和工廠史的角度寫過一部工廠的報告文學《百年拓東》，寫過鳥類生活與人類生活神奇聯系的作品《犀鳥啟示錄》，以及今年出版的《綠色的火焰》。我對任何一個當事人的采訪，都著眼于這個人的成長經歷和家族背景，不論被采訪者是領導還是普通民眾，我都想辦法把談話從工作引入到他的個人生活史講述，引導他講出自己在什么樣的家庭環境里逐漸成長為今天的這個人。我采訪一個人基本是半天，兩到三小時，全程現場錄音，所有錄音文件全部整理成原始文字，那些實錄采訪幫助我從文學、社會學、歷史學等角度深入理解了一個人和一個地區。我的《犀鳥啟示錄》采訪了近三十個人，原始錄音整理出幾十萬字，《綠色的火焰》采訪整理出近五十萬字，我每天晚上在酒店寫采訪日記，記下自己的心情和采訪行程，調查資料豐富，后面的寫作就能從容進行。

主題性寫作的討論

幾年前為了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我按照要求，帶一批昆明作家去縣區做基層調查采訪，出發前我開了一個小型研討會，我在會上說，任何一部杰出的文學作品都是極好的宣傳品，但很多宣傳品并不是文學作品，沒有文學助力，宣傳品的寫作有可能失效。

那次采訪是為主題性寫作做準備，改革開放確實給中國包括世界帶來了向好的變化，中國人的生活大為進步，物質豐盛，文明程度提高，但如果不能從人類歷經曲折但一直堅定摸索并尋找美好生活的角度去理解中國改革開放，只想著寫一個宣傳品交差，寫出來的作品就不會成功，大約也少有人閱讀且不會流傳。

主題性寫作并沒有錯，錯的是作家的方法，以及對主題性寫作的理解。作家采訪一個社會生活事件，但調查方法簡單，怕麻煩，走馬觀花地看看，坐進辦公室問幾個工作數據，就結束采訪。這樣的調查流于表面，停止于工作匯報，對事件就不會有準確或深刻的思想認識，如此匆促簡陋地采訪后就開始寫作，結果肯定不好。

很多年前曾有記者采訪我，問我很多問題。他沒有錄音機，偶爾低頭寫幾個字，我問他剛才寫什么字？他說寫關鍵詞，我說我可以肯定你剛才寫的兩個字一定不關鍵，我跟你談文學，談一個作家的成長史和童年心驚膽戰的經歷，你不全部錄下來回去分析，隨便記幾個詞，能寫出什么文章呢？

也就是說，一次有關中國改革開放的調查采訪，肯定可以寫成一部偉大作品，關鍵看你對這個事件怎么認識，看你用什么方法去做調查，有了正確的思考，再有廣泛深入的正確調查方法，寫作就可以信賴。

報告文學寫作與小說寫作

小說家跟報告文學家的寫作，歷來關系密切，海明威做記者，寫過不少調查作品，卡波特是美國優秀的小說家，他的小說《蒂凡尼的早餐》委婉清澈，讀了令人心碎。卡波特用簡潔的敘事構建起由一系列物質象征物構成的迷亂生活體系，小說細節承載多重含義，對復雜人性的刻畫及二戰后美國消費主義和女性困境等問題有深刻揭示。在杰出作家手里，人類生命的刻畫永遠令人心碎，也令人感動。

但小說家卡波特寫報告文學也是一把好手，幾年后他的作品《冷血》出版，引起巨大震動。那部作品文學性很強，紀實性很可靠。卡波特用五年時間，前往美國一個偏遠之地，跟關押中的殺人案犯交為朋友，持續不斷地采訪與思考，對兩個殺人犯的生活史和家族背景做了全面了解，并對整個美國社會進行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社會分析觀點，于是提筆寫作。他的《冷血》開頭對美國堪薩斯州霍爾科姆鎮的風景描寫，對風滑過亂草的場景描寫，對郵局一個丑陋老太婆的描寫以及對當地人奇特口音的介紹，極具小說風格，但絕對真實可信，他曾說，我的人物說的每句話都有錄音為證。卡波特的寫作獲得巨大成功，勢所必然。

美國作家諾曼·梅勒的作品《夜幕下的大軍》，以“新新聞主義”的風格記錄反越戰游行，個人經歷與歷史事件拼接，產生很大的文學力量。馬爾克斯曾經是記者，寫過多部長篇報告文學作品，他為墨西哥一家報紙寫的長篇報告文學《一個海難幸存者的故事》，連載后產生讀者排隊買報的奇觀，那部作品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揭開了一個政治真相，它的真實性無比強大，但那個真實事件是靠強大的小說筆法完成的。

小說筆法，是報告文學的文學性體現之一，但小說家對世界的獨特觀察與理解，是其撰寫報告文學作品常獲好評的關鍵。另外，小說家更習慣于關注人類情感，文學的本質就是揭示人類的情感遭遇。從情感的角度切入報告文學敘事，作品離成功可能會更近。前不久中國作協召開了報告文學創作會議，作家陳啟文上臺發言，他介紹自己是小說家，但寫了不少報告文學作品。毫無疑問，他的報告文學寫得有別于他人并獲得較大成功，跟他的小說寫作經歷有關。

真實性是報告文學的根本，但報告文學不止于真實，不止于外出行走的實證調查，不止于資料的學習研究，不止于真實材料的整理和羅列，它是止于文學完美的表達。也就是說，只有最后實現了文學的完美表達，一次在調查尋訪和學習研究之后開始的報告文學寫作，才有可能走向真正意義上的成功。

（作者系云南省作協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