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是東漢著名思想家，所著《論衡》凡“八十五篇，二十余萬言”（《后漢書》卷四九《王充傳》），其書宗旨或目標即所謂“疾虛妄”，也就是通過批判虛假無驗之言論，“解釋世俗之疑，辯照是非之理”（《論衡·對作》），使后學明辨是非、真偽。不過，誠如徐復觀所言，“疾虛妄，求真實，是正常學術活動中的共同目的”（《兩漢思想史》第二卷）。那么，王充為何極意標舉“疾虛妄”而寫成這樣一部批判之書？批判背后又有著怎樣復雜多元的歷史情境？馬小菲博士近著《濟世與利己：王充以“疾虛妄”為中心的思想世界》（以下簡稱《濟世與利己》）就為解決這些問題進行有益的嘗試，并闡發了系列新見。

《濟世與利己》全書正文分為六章內容，前兩章重在分析王充所處時代的思想界狀況與其本人生平際遇，通過論世、知人透視王充《論衡》的創作始末及其動機；后四章分別從王充對命、天人感應、鬼神、人才等《論衡》所涉核心主題入手展開分析，探討王充思想的總體發展歷程。其實，全書主旨及線索在書名中已有完整呈現。正如主副標題所示，作者認為“疾虛妄”這一理念是王充思想世界的中心，而《論衡》創作及其“疾虛妄”目標則是匡時濟俗（“濟世”）與謀求仕宦（“利己”）這兩種動機交互作用的產物。這可以說是準確地把握住了王充思想體系的核心特征，而在此基礎上進行文本《論衡》與其著者王充之間關系的探討便可取得比較立體且生動的認識。

整體而言，《濟世與利己》其價值既體現在對王充思想的梳理與解析，也在于其所展示的研究視角與思考方向。前者在書中“論命”“論天人感應”“論鬼神”“論人才”諸章已有精彩論說，此處不贅。關于后者，依筆者管見，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面或許值得相關研究者關注。

首先是將歷史人物及其思想置于適當歷史時段中加以考察。呂思勉《秦漢史》開篇言及，“自來治史學者，莫不以周、秦之間為史事之一大界,此特就政治言之耳。若就社會組織言,實當以新、漢之間為大界”，又云“中國之文化，有一大轉變，在乎兩漢之間”。王充生當新、漢之際，其成長、求學、入仕、著書也都處于這一社會文化轉折時代。《濟世與利己》在主體部分之前首先介紹了西漢后期到東漢初年的思潮變遷，這就為研究王充及《論衡》構建起了相對精確的思想坐標。

此外，“疾虛妄”之宗旨，也使《論衡》相關篇章多采取論、辨、非、刺等命名方式，而其所針對者亦多為前賢著述（先秦至西漢時代之諸子史傳）與當下世俗，所以作者在處理天人感應、民間信仰等命題時實際是將其置于西漢至新莽思想史、文化史的延長線上加以認識，并積極擴充史料，從而使相關論證更為立體、豐富。

其次是從文本中透視王充生命歷程。誠如《濟世與利己》蒲慕州教授序所言，本書“在研究方法上嘗試以個人性格及生命史為理解其思想的基礎”?？梢钥吹剑緯诙隆巴醭渖脚c《論衡》的創作”是直接考訂作者個人成長經歷與人生際遇，旨在先“知其人”后“觀其書”；而在后續四章中，作者也始終立足于王充個人身份（地方中下層士人）與自我定位（埋沒于世俗的圣人），對《論衡》一書中的理論建構、時俗褒貶以及對漢王朝的歌頌都進行了細致且令人信服的考辨，為讀者描摹出了一幅東漢中下層士人鮮活的人生畫卷。

再次是注重對人類學相關理論成果的借鑒與反思。作者在篇末結論部分介紹了美國人類學家羅伯特·雷德菲爾德提出的“大小傳統”這一理論分析框架，但結合自身研究實踐發現無法將其與《論衡》中所謂“儒者之言”“世俗之議”進行直接類比。有鑒于此，作者又參考彼得·伯克提出的“有一群人位于大傳統和小傳統之間并充當它們之間的中介人”這一概念，認為以王充為代表的“具有一定知識水平的中下層知識分子”很可能就扮演著此類大小傳統之間中介人的角色，成為當時不同文化傳統相互傳播、彼此交融的重要承擔者。

相關理論思考予人啟發，也反映出作者廣博的學術視野。不過，由于全書主題所限，除王充外，對東漢中下層士人及其對“世俗”的看法，書中涉及有限，可能也還需要展開進一步研究工作。我們也期待作者繼續利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視角進一步透視漢代不同群體的生存境遇與思想世界，進一步開拓兩漢思想史研究新境。

（作者系青島大學歷史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