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華是我非常熟悉的文學批評家，令我驚嘆不已的是他在文學批評上有著常人難以企及的旺盛精力。如果有人問我，孟繁華在哪里，我會不加思索地告訴他，孟繁華就在文學的現場，現場哪里最熱鬧，哪里就有孟繁華的身影。他身處文學現場“指點江山”，他的文學批評就是與文學現場同步的頻率。比如他最新出版的《當代小說三十家》，就記錄了他是如何跟蹤文學現場最為活躍的30位小說家的。他為這些小說家所寫的批評文章，不僅適時地對他們的創作得失進行了總結，也從小說家們的創作中發現當代小說的發展態勢，顯示出一位批評家深刻的思想見解和敏銳的文學洞察力。

孟繁華進行文學批評時，具有寬廣的視野，他總是將作家的創作置于中國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分析其對歷史與現實的回應。比如他在評論賈平凹的《土門》時，敏銳地觀察到這部小說講述的是城鄉交界處的仁厚村被城市所吞噬的故事，認為賈平凹是通過這一故事揭示現代化進程中鄉村文明的消逝與農民的精神困境。他通過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主人公暖暖的命運轉變，看到了中國農村在市場化進程中的倫理沖突與權力嬗變，從暖暖與村主任詹石磴的對抗中，看到了鄉村治理中的傳統權威與現代民主的碰撞。從曹征路的《問蒼茫》到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他敏銳捕捉到這些作品中所反映的社會問題，并將其置于更廣闊的歷史語境中加以觀察。他在評論關仁山書寫鄉村現實的小說時，看到了“新山鄉巨變”創作潮流與延安文學時期“行動的文學”在精神上的一貫性，同時，他也提醒作家們在熱情擁抱現實時一定要注意現代性的不確定性，要認識到鄉村變革一直處在不斷“試錯”過程中，文學只有“高于生活”，才能創作出具有新鮮審美經驗的文學人物。

另外，孟繁華靈活多變的批評方法也是令我非常佩服的地方。這得益于他深厚的學術積累。因此，他的文學批評并不拘泥于既定的理論框架，而是根據每一位作家作品的不同風格和不同內容，采取不同的批評策略。毫無疑問，社會學批評方法是孟繁華運用最多也最為嫻熟的方法。通過社會學批評，他能夠更準確地把握小說中豐富的現實內涵。但他并不是將小說簡單地看成是社會圖譜，而是更看重作家的文學表達，以及由此在文學史上建構起來的精神譜系。比如，他對當代小說中的“多余人”的闡述非常具有代表性。孟繁華在多位作家的小說中都發現了“多余人”形象的塑造，他認為這些“多余人”正是社會轉型的典型反映。在談到“多余人”時，孟繁華首先認為，這是一個世界性的文學現象，并給我們勾勒了一個文學史的譜系：“‘多余人’現象始于俄羅斯19世紀早期普希金的《葉普蓋尼·奧涅金》，然后是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屠格涅夫的《羅亭》、岡察洛夫的《奧勃洛摩夫》等等。在英國有拜倫的《恰爾德·哈洛爾德游記》，在法國有加繆的《局外人》，在日本有二葉亭四迷的《浮云》、夏目漱石的《我是貓》等作品。在中國有郁達夫早期的‘零余者’，有魯迅的‘魏連殳’，80年代末以后現代派小說中的主人公幾乎都是‘多余人’或‘局外人’。”但他同時強調，當下小說中所出現的“多余人”形象不僅關系文學形象譜系的承繼問題，而且更是“與當下中國現實以及當代作家對現實的感知有關”，“與沒有方向感和皈依感的時代密切相關”。孟繁華正是從這樣一個整體性的認識出發，在評論石一楓、寧肯、蔡東等作家的小說時，對他們各自刻畫的“多余人”給予充分的肯定。他將寧肯的《沉默的門》稱之為“一部表達跨世紀‘多余人’或‘局外人’的小說”，將魯敏《白圍脖》中的母親稱之為“一個名實相符的卑瑣的‘多余人’”。他認為，石一楓的一系列小說都是以“多余人”的眼光“提供了認識或理解這個時代最犀利的視角”。他在評價蔡東關于女性命運的書寫時，強調她發現了這個時代仍有“多余人”的存在，并在塑造“多余人”時隱含著自己的價值觀，即對“承認的政治”的批判性審視。

孟繁華的文學批評以“歷史—文化—人性”為三重維度，既注重文本的社會歷史內涵，又深入挖掘藝術形式的創新價值。他擅長將作家個體創作置于文學史脈絡中進行定位，同時以敏銳的洞察力捕捉作品中的文化隱喻與人性奧秘。因此，孟繁華在文學批評中特別強調文學的人文價值。面對文化消費主義的侵蝕，孟繁華始終堅持文學的精神品格，其評論中反復出現的“尊嚴”“悲憫”“自由”等關鍵詞，構成了抵抗虛無的精神堡壘。這種堅守是建立在對現代性困境深刻認知基礎上的文化選擇。如他在評析阿來的《塵埃落定》時，提煉出“親生命性”的核心概念，認為文學應承載對一切生命的悲憫。這種人文關懷貫穿于他對不同作家的評論中，無論是對張煒生態書寫的贊揚，還是對蘇童心理描寫的贊賞，都彰顯了他對人性尊嚴的堅守。“親生命性”是孟繁華借用哈佛大學生物系教授愛德華·威爾森的一個概念，他將這一強調“人類與生俱來的與其他生物間的情感紐帶”的概念與阿來的“情感深度”進行了有效銜接，認為“學會相親相愛，這是人類的至善至愛，也是小說情感深度的最高表達”。

《當代小說三十家》是孟繁華一直跟蹤文學現場所留下的鮮明印記，把這些印記匯合到一起，幾乎就構成了一條當代小說創作發展的清晰軌跡。這讓我們看到，一位文學批評家以其批評實踐完成了一部文學史的書寫。孟繁華仍然身處文學現場，仍然在發出與文學現場同步的振頻。也就是說，他對文學史的建構也在緊貼文學的發展繼續向前延伸。孟繁華以他既有學術品格又具人文溫度的批評范式，不僅為當代文學批評提供了方法論啟示，更在更廣闊的文化場域中守望著精神家園的燈火。

（作者系沈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