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文藝領域的一個重要現象是傳統文化元素不斷被激活，涌現出一批頗受關注的文學藝術作品。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建議》指出，“植根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順應信息技術發展潮流”，“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實際上，文藝工作者們正以豐富的創作實踐，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擴大中國文藝作品的影響力。

在文藝創作中堅定文化自信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說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如果缺乏文化自信，極易導致兩種偏頗的產生：一是對傳統持全盤否定態度的文化虛無主義，二是對傳統只知機械復刻的文化保守主義。唯有建立在真正文化自信基礎上的“兩創”實踐，才能避免落入這兩種陷阱。這要求我們以歷史的、辯證的眼光審視傳統文化，明晰哪些是跨越時空、富有永恒魅力的優秀內核，哪些是受特定歷史條件局限需要揚棄的內容，真正做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文化自信源于中華文明五千多年連綿不絕所積淀而成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特性，源于對傳統文化中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的禮敬與傳承，所以文化自信為“兩創”實踐提供了價值評判標準和方向指引，以確保轉化不偏離中華文化的價值主軸，創新始終在文化自信的價值邊界內開展。可以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文藝作品是文化傳承與發展的重要載體，在全球化與數智化交織的時代背景下，研究文藝作品如何創新呈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內涵和現代表達形式，探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代轉化與藝術表達，就非常具有現實的價值和意義。

因此，在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實踐中，必須以文化自信為精神基石和價值羅盤。如動畫電影《浪浪山小妖怪》雖顛覆了《西游記》的傳統敘事，卻堅守“仁善”“自強”等儒家思想內核，其所闡發的普通個體努力“活成自己喜歡的樣子”的精神本質未因形式創新而消解，反成為被當下大眾深刻認同和共情的當代詮釋。在形式上，它堅守東方美學內核，將國畫的水墨意境與數字分層技術融合產生氣韻流動之美。這種創新既未割裂傳統，又未墨守成規，在深刻把握傳統文化精神的基礎上實現了現代轉化。

激活傳統文化的當代性

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關鍵是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創造性轉化側重于“轉化”，對傳統文化資源進行挖掘、爬梳與再闡釋，按照當下的時代特質和人們的精神需求，對其中有價值的內涵進行極富時代色彩的現代轉譯，對某些陳舊的表現形式加以現代化改造，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和現代表達形式，激活其潛隱的內在生命力。傳統文化中的許多價值理念，需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與實踐要求，予以延伸、拓展與完善，賦予其新的價值與意義，從而使其適應當代社會的文化土壤，滿足當前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如“天人合一”的生態智慧可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思想滋養；“仁者愛人”“天下為公”的人文情懷可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互貫通。傳統文化的表現形式必然帶有其產生時代的烙印，創造性轉化要求運用各種現代的、有創新性的藝術語言、技術手段與媒介形式，對其進行富有創造性的改造與提升。

創新性發展側重于“發展”，其核心在于實現對傳統的辯證超越。它要求在創造性轉化的基礎上，順應時代發展潮流，回應新的文化與審美課題，深入傳統的“基因庫”，提取其精神內核與美學密碼，并在新的時代條件與主體意識下進行重組、再造與升華，追求一種有機的、化合反應般的深度融合，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與外延進行補充、拓展與完善，最終開創出既源于傳統又屬于當下、面向未來的新境界。

不論是轉化還是發展，都要有創意，要別開生面、別具巧思，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創新性因素，而其共同目標都是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這要求文藝工作者不僅要做傳統文化的繼承者、闡釋者，更應成為新文化的推動者、創造者。要基于對傳統文化精神內核的深刻領悟，以其為靈感的源泉與創作起點，以“領異標新二月花”的精神追求，大膽進行藝術構思與創造，生產出具有鮮明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同時又極具現代性乃至前瞻性的文藝佳作。近幾年影響較大的幾部現象級舞劇表明，傳統文化的“兩創”并非簡單復刻，而是通過當代審美轉化和跨媒介敘事創造一個新舊有機交融的生命體。比如，《只此青綠》以時空交疊重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圖》，《詠春》將傳統武術與現代舞蹈相結合，《永和九年》用身體美學重構千古書法名篇。這些都證明，只有以現代藝術語匯包裹和呈現傳統美學內核，才能使飽經歲月滄桑的文化遺產煥發新的生命力。

好故事才能更廣泛地傳播

批評家和文化理論家詹姆遜認為，文化其實就是講故事。觀念性的東西能取得的傳播效果是相對比較弱的，而文化中的敘事卻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和影響。這顯示了敘事/故事在文化建構與傳播中的重要地位。觀念與價值若脫離鮮活的敘事載體，往往流于抽象與枯燥，而一旦融入動人的故事，便易激發情感共鳴，實現有效的傳播與接納。因此，作家藝術家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兩創”實踐，本質上正是對于如何講好中國故事、創新敘事表達的探索。從那些成功的“兩創”實踐來看，創作者們通過敘事策略的現代化轉型，實現了文化價值的有效傳遞。

創作者們善于將宏大敘事與個體敘事進行有效融合。傳統文化的表述常側重于體系性的宏大敘述，而當代文藝創作則巧妙地將宏大主題融入個體命運與情感體驗的微觀視角中。如舞劇《詠春》不再單純詠贊“武術”這一抽象概念，而是通過講述拳師葉問奔赴香港如何以“詠春”立足、守護街坊鄰里的故事，將“尚武精神”轉化為具體可感的“仁義、守信”等個體品德，使觀眾通過對角色命運的關切，自然而然地理解并認同其承載的文化精神。

在創作中，作家藝術家注重把握“共情體驗”。優秀的創作摒棄了生硬的價值灌輸，轉而致力于構建與當代受眾特別是年輕群體的情感連接點。維特根斯坦曾提出哲學如果不能夠與活潑的生命體息息相關，那么哲學就沒有任何意義。其實，文藝更是如此，讓人產生共情、引發共鳴是一部文藝作品贏得受眾的重要起點。《浪浪山小妖怪》和《長安的荔枝》都是如此，它們借用經典IP的外殼，內核講述的卻是當代人的心理。這種將古典符號、歷史困境與當代生存體驗相對接的共情敘事，使得傳統文化不再遙遠冰冷，而是可感可觸、與己相關的生命啟示。

這也生動說明，我們對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目的不在于簡單地復現歷史榮光，而是以古鑒今，回應當下人們的現代性訴求。由此可見，講好中國傳統題材的故事，核心在于以故事連接歷史與當代、哲思與情感、個體與社會，通過視角、邏輯與使命的現代化轉換，建構故事主人公從自身的歷史、文化和倫理觀中自然生長出來的主體性，讓中華文化精髓在打動人心的敘事中“活”起來、“走”出去。

順應信息技術發展潮流

傳統文化的“兩創”實踐無法回避技術的中介作用，尤其在數智技術大潮洶涌而來引領各行業創新發展之際。不斷迭代更新的數智技術對文化基因的編碼重組與創新表達，在推動文化創新發展的同時，也提升了文藝作品的傳播廣度。

順應信息技術發展潮流，就是要善于利用最新技術成果，提升文藝作品的呈現效果。近幾年的動畫電影，通過數字分層技術讓水墨的筆觸和暈染效果，在保留清晰二維動畫線條的基礎上得以動態呈現，使“水墨的飛白、破筆、積墨擁有了工業級別的可復制性”。這種技術賦能既保留了傳統水墨畫的意蘊，又滿足了現代動畫工業的效率要求。在舞臺藝術領域，各種嶄新技術手段的運用，讓觀眾有了更加深切的身臨其境之感。

順應信息技術發展潮流，需要我們借助多媒介形態，推動文藝的跨媒介傳播，不斷擴大優秀IP的影響力。這標志著文化“兩創”正從單一作品的數字化呈現，邁向構建全新文化生態的系統性工程。一個成功的傳統文化IP，如今可以借助小說、動漫、影視、游戲、數字藏品乃至線下實景體驗等多元媒介，形成一個彼此呼應、循環增益的“敘事宇宙”。這種跨媒介的敘事網絡，不僅極大地延展了文化內容的生命線與價值鏈，更在一次次與受眾的交互中，激活了傳統文化基因在現代社會中的活性，使其真正融入當代生活，成為一種“活的傳統”。

當然，我們也需要注意把握文藝創作與傳播在數智時代容易出現的一些問題。比如，算法推薦導致的視野封閉問題。基于算法的推介機制，平臺能夠通過采集和處理用戶行為數據，實現信息的精準推送。為了取悅這種可以實現精確匹配的算法，創作者會傾向于生產“數據友好型”內容，即節奏更快、沖突更強、更追逐熱點話題。這使得那些安靜的、具有慢速美學特征和復雜內涵的傳統文化表達方式在競爭中逐漸邊緣化。當算法推薦成為媒介傳播的主要機制時，傳統文化的呈現不得不適應算法的邏輯，從而容易落入碎片化、標簽化、奇觀化呈現的泥淖。因此，我們在文藝創作與傳播中既要關注時代的情緒、接受者的情緒，也要警惕單純追求話題、流量的傾向。再比如，隨著AI創作功能的強化，一些創作者的主體性決策（如對意境的追求、對情感的微妙把握）部分讓渡給了算法的參數調整和模型選擇。創作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人機協作”的調試過程，傳統的“作者”身份亦變得模糊。這也需要我們進行更切合實際的規則探討，明晰文藝創作的規范。

總之，好的文藝作品對文脈的接續和傳承，不僅要有技術革新帶來的震撼性呈現效果，更重要的是那些具有靈魂沖擊力的、微妙的情感連接。真正的創新應當是以文化自信和人文精神駕馭技術理性，讓算法服務于敘事，讓數據賦能于情感，在數字時代重新找回那些直抵人心、溫暖而堅韌的文化連接。

（作者系山東藝術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