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草木春秋》手稿第6頁 中國現代文學館 藏

“春秋”，在中國古典語境中，既為歲時之紀，又為史書之名。而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的珍藏中，也有這樣一部別樣的“春秋”——汪曾祺先生散文集《草木春秋》的部分手稿。這份“春秋”不記帝王將相，不涉金戈鐵馬，只為一花一木、一蟲一魚、一蔬一飯作“本紀列傳”。

手稿紙面整潔，字跡舒朗，氣韻流暢，幾乎沒有大面積涂改。其上寥寥數處修改的墨痕，如思想的漣漪，讓我們得以窺見作者行文的思量。

從故鄉高郵的花園到昆明雨季的菌子，從塞外沽源的馬鈴薯到北京胡同里的大白菜，汪曾祺的散文世界，就是由這些具體可感的風物構成的。在今天這個信息過載、感知日益鈍化的時代，重新觀察汪曾祺的手稿，看他如何用最樸素的筆觸“格”開萬物肌理，這不只是一次文學的回望，也是一次心靈的蕩滌。

本文即以文學館所藏《草木春秋》手稿為線索，從“形”“用”“神”三方面探看汪曾祺文字意趣，試著理解這位被一些人稱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的文心與匠心。

格物之“形”

對自然萬物形態的觀察與描摹，是汪曾祺博物書寫的起點。

在《紫穗槐》中，他寫道：“枝葉近似槐樹，抽條甚長，初夏開紫花，花似紫藤而顏色較紫藤深，花穗較小，瓣亦稍小。”寥寥數筆，通過與常見植物的比照，將一種讀者或許陌生的植物形態勾勒得清晰可辨，躍然紙上。

最有意味的變化，是他對動態的把握。手稿上，汪曾祺初寫道：“風搖紫穗，甚為可愛。”平實，準確。而后，他將“甚為”二字，改作“姍姍”。于是，有了這一句：“風搖紫穗，姍姍可愛。”改動雖小，卻令句子活了起來。“姍姍”一詞，本是形容步態的輕緩從容，汪曾祺用它來寫花，令靜物生姿，風中搖曳的紫花含笑而行，輕盈、款擺，又帶著一份節制。一個詞的替換，生出一種人意與物情相契的靈動之美。

汪曾祺對語言的克制，也體現在文字的刪減上。手稿中一句“紫穗槐的枝條樹葉皆可為飼料”，后被精簡為“紫穗槐的枝葉皆可為飼料”。從“枝條樹葉”到“枝葉”，語言更為凝練。這些微調，看似修辭功夫，實則是一種“格物”態度——尊重事物本來的樣子，用最貼切的語言為它立傳。萬物自陳其形，文字如清水照物。

格物之“用”

“形”，是自然的風姿綽約，“用”，則是生活的溫度。汪曾祺寫草木，也寫食物。他筆下的“用”，是物與人之間最親切、最溫暖的聯系。

在《南瓜子豆腐和皂角仁甜菜》的手稿中，有一處小改動很有意思，原稿是“中國人吃菜每多別出心裁”，定稿改為“中國人吃菜真能別出心裁”。從“每多”到“真能”，一個語氣詞的轉變，語感頓活。句子從陳述變成了感嘆，語義由理性變得靈動。汪曾祺不再是旁觀的評述者，而變成一個對民間智慧充滿驚羨與激賞的同道中人。這個“真能”，帶著口語的溫度和親切感，一下子拉近了作者與讀者的距離，讓我們仿佛能聽到他那一聲帶著笑意的贊美。汪老筆下的“格物”，就這樣接上了地氣，有了熱騰騰的人情味。

汪曾祺寫食物，從不止于“吃”。食物是四時流轉的結晶，是風土的氣息，是人與自然心照不宣的默契。

他寫春初野菜的清香，形容蔞蒿的味道“如坐在河邊聞到新漲的春水的氣味”，嗅覺、視覺、時節與心境融為一體。這大概是中國式“吃”的最高境界：口腹之欲之上，還有一份順應自然、體察四時的生活哲學。

汪曾祺對“吃”的熱忱，即便在艱苦的環境中也未曾消磨。汪曾祺在《紫穗槐》一文中，記敘了他在西山刨坑種樹“玩了命”地勞動，但筆鋒一轉，依然能發現樂趣：“山上的酸棗熟了，我們摘酸棗吃。草里有蟈蟈，燒蟈蟈吃！”算不上什么饕餮盛宴，卻是困苦中自然的饋贈。他所賞之“味”，早已超出了舌尖的范疇，是于艱難時世中，咂摸出的一份生之樂趣與堅韌。

格物之“神”

若說“形”與“用”是“格物”的表里，那么“神”便是其魂魄。汪曾祺的“格物”，最終往往能超越物本身，與廣闊的文化傳統相連接，在微物中見出大千，在短暫中觸摸永恒。

在《阿格頭子灰背青》的手稿中，他由壩上草原的牧草，聯想到了北齊名歌《敕勒歌》。原稿寫：“寫草原詩的壓卷之作，前無古人，后無來者。”想了想，又在“壓卷之作”之后添了四字——“蒼茫雄渾”。這四個字，讓整段文字忽然有了氣象。文學史的評價，忽而化作草原上的長風浩蕩。“蒼茫雄渾”，概括了《敕勒歌》的風格，也投射出汪曾祺本人的精神向往。想象一下，一個正在塞外田壟間勞作的人，心中回響的卻是“天蒼蒼，野茫茫”的千古絕唱。這份跨越時空的共鳴，也許正是士人之心的底色——困頓中有天地，樸實中有氣度。

這種士人情懷，在汪曾祺身上，并非一種對過往的簡單憑吊，而是一種在現代語境下自覺的文化選擇與精神操守。他書寫著最具體可感的日常，于一草一木、一蔬一飯中重建內心的秩序感與意義感，以審美的、生活化的方式，延續著文人的精神血脈。

這種由“物”及“神”的筆法，在汪曾祺的其他作品中俯拾皆是。在《花園》里，他寫一種通身鐵色的“鬼蜻蜓”：“看它款款地飛在墻角花蔭，不知什么道理，心里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難過。”由一只小蟲飛行的姿態，生發出一種無端的、詩意的感傷，這份感傷，是少年對生命孤寂之美的第一次體悟。在《故鄉的鳥呵》中，看到“夜哇子”（鷺鶩）飛來，他想起“故鄉古話說這種鳥常帶來幸運”，便有了“我盡想，從來處來，從去處去”的生命感慨。正是這種由眼前風物隨時生發開去的思考，成就了他文章的高遠境界。

微言見大義

汪曾祺的散文，看似閑適恬淡，卻有著深厚的文化根脈。他珍重一草一木，是《詩經》“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的傳統；他講究四時食事，是“不時，不食”的飲食哲學；而他于萬物中見出情致與境界的胸襟，則是一個士人在歷經滄桑后，與世界達成的和解。

從“甚為可愛”到“姍姍可愛”，從“每多”到“真能”，從“壓卷之作”到“蒼茫雄渾”，通過對《草木春秋》手稿的探尋，我們得以一窺汪曾祺的創作心路。他由“形”入“用”，由“用”及“神”，在對一株紫穗槐、一道南瓜子豆腐、一首《敕勒歌》的反復端詳中，完成了他的“格物”。幾處微改，不只是語言的推敲，更是他對萬物、對生活的體貼與敬意。汪曾祺的“格物”，遙接著《詩經》傳統，也化用了宋明理學，但他剝去了理學尋求“天理”的沉重，轉而注入了審美的、充滿生命本真的趣味。

凝視著原稿那整潔的紙面與墨跡，我們不難看到汪曾祺“士人之筆”的修養：修辭的克制、語言的平和、物象的精微，都來自他以文為行、以生活為道的深層信念。而這份筆跡的珍貴，遠不止于此。它更向我們敞開了文學生成的內在肌理。

中國現代文學館的使命之一，便是守護并喚醒這些沉睡的墨跡，向世人呈現這份“生成”的過程：借由一頁頁手稿，讓我們看見文字如何生長，思想如何在筆端被推敲、被取舍，語言如何在一筆一畫中由拙而巧，由散而凝。最終，也讓我們看見一位作家如何在時代的風雨中，以最大的誠意與耐心，活過、愛過、寫過。

從這一筆一畫的修改中，我們讀懂的，不僅是汪曾祺與世界對話的方式，也似乎學到了一種本事：在任何境遇下，都能從具體微小的事物中汲取力量、發現趣味、安頓精神。這或許才是今天我們重讀汪曾祺、重讀這份手稿的意義所在——它提醒我們，無論身處何種喧囂，我們心中，也當有一片值得俯身進入的、有滋有味的草木人間。

（作者系中國現代文學館公共服務部職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