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和“直覺”之間深厚的關系，由來已久。女性的同情心和敏感性，以及對于難以言說之物的直覺，使她們與靈性的言說密不可分。文學史中“新女性”的頓悟體驗所在甚多，中國當代女性詩人對此表現出的普遍興趣，也使得女性詩歌發展出了獨特的情感言說方式與書寫美學。通過直覺與靈性書寫，新一代的女詩人們在新的語境中，得以重新理解自己的身份。寫作過程中，她們如何拓展自身思維的邊界，探索生活中的靈性時刻？

“在世界坍縮成一粒果核前”活動現場

發起于上海的詩歌團體“城市漫游者”出版了《我們將各自輾轉如島：城市漫游者詩選》（2025），中國社會科學院周瓚教授曾以“寫詩的女巫”一語形容該詩集呈現出的獨特面貌。日前，“城市漫游者”主要成員在思南書局·詩歌店相聚，就詩歌選集舉辦了新書分享會兼詩歌朗讀會“在世界塌縮成一粒果核前”，與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金雯、書評人陳嫣婧、上海大學教授錢文亮等特邀嘉賓，以及到場讀者一起分享創作。

分享會分為詩人創作分享與朗誦、嘉賓討論以及觀眾互動三個環節。首先由“城市漫游者”女性詩歌團體的朱春婷、陳銘璐、嚴天、屠麗潔、黃藝蘭等五位成員，分別圍繞新書的中都市經驗、靈性直覺與生命意識等話題，結合詩歌創作實踐進行闡釋，并朗誦自己的代表性詩歌。

左起：黃藝蘭、嚴天、朱春婷、陳銘璐、屠麗潔

作為這部詩選的主編，朱春婷特別強調了“城市漫游者”團體在創作過程中，對語言與靈性的關注。她認為，和歐洲中世紀城市化進程而出現的巫之傳統不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巫覡文化重視用祝禱的方式，來打通天、地、人之間的壁壘。語言在創世之初的混沌中，命名和分別了事物，這一過程是伴隨“創造性”的行動發生的，是海德格爾所說的“存在之家”。而詩歌對語言實驗和既定思維的挑戰，使得詩人需要不斷掙脫語言和想象力的邊界，像普羅米修斯盜火一樣，帶來一些出離既又規范的“詞語”和“邏輯”。它如同一場必然失敗的修行，但又因仿佛在無限趨近真相，而令創作者自覺無限榮耀和幸福。朱春婷隨后朗誦了自己的詩歌《植物學手記》，分析了其中的重要意象。

詩人陳銘璐也身兼設計師，在詩集裝幀設計時，她將燒灼變色的銅版作為詩集封面，以灰燼中的哥特字體來表現“城市漫游者”團體的字母標志，象征以設計奪回創作的火焰。她以“火”為喻，從創作中提煉出三個重要元素：“感知的藝術”，即點燃如“內焰”般灼熱的直覺，捕捉萬物細微震顫，將感官熔為一體；“材料的藝術”，即在城市中采集文明碎屑煉制成承載記憶的護身符；“儀式的藝術”，即通過空間和儀式為萬物賦形。她認為詩歌實踐的終極目的，是更深刻地扎入現實，從中淬煉出真實的自我。在她看來，詩歌就是與世界重新締結的盟約，能夠讓她成為持火的織網者、語言的煉金師以及自己命運的造物主。陳銘璐隨后朗誦了自己的詩歌《迪拜古城》，分析了其中關于感官體驗和異域風光的書寫。

《我們將各自輾轉如島：城市漫游者詩選》

嚴天則結合主題剖析了自己的三首詩歌，列舉了詩歌中“貓”與“女性”的兩大意象。貓，靈動、神秘、優雅，時而溫順，時而獨立；女性承載著生命的孕育、情感的細膩以及堅韌的力量。她請在場讀者朗誦了《人形器皿》，并做了解讀：詩歌表現了自我認識的隱喻，聚焦于自我實現追求。《生命交響曲》是生命探索與力量的彰顯。《我堅信，我與春天緣分未盡》表達對自由、美好生活的天然向往，以及對生命與愛的尊重。兩大意象的相互交織，試圖為后續探索更為廣闊的詩意空間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屠麗潔認為，在高度理性而秩序化的現代社會，人們更需要喚醒一種深層的、與萬物聯結的直覺能力，以應對認知的固化與內在的束縛。真正的轉變往往來自于向內的探索與重建，通過詩性的觀察，才能夠打破慣性的思維邊界，將個體經驗與更廣闊的生命網絡相連。這種靈性實踐并非逃避現實，而是一種積極的“內在功課”，旨在重新連接被遺忘的感受力與想象力，從而在碎片化的世界中拼湊出完整的自我。每個人都可能通過詩意的覺察，成為自己生活的重構者與療愈者，在限制中發現自由，在變化中尋得安定。屠麗潔朗誦了其代表性的詩歌《漩渦》。

黃藝蘭介紹了近期維多利亞文學與文化領域中的女性靈媒研究，并描繪了中國當代詩壇的靈性面相。詩人們利用論壇、微信、小紅書等新媒介平臺進行詩歌創作，其詩歌體現了都市新空間環境，詩中的活動空間更明確地發生在城市空間中，與城市文化呈現出交織的狀態。她向觀眾分享、朗讀的作品《水中女巫·Ophelia》，其靈感來源于西方文學與文化中的奧菲利亞情結，涉及了中世紀和維多利亞時期的巫文化話題。另一首分享的詩歌《布洛芬緩釋膠囊》則從本體論的角度出發，描繪女性身體與宇宙行星之間的內在關聯，具有一種輕柔、迷幻的氛圍。

左起：錢文亮、金雯、陳嫣婧

在嘉賓討論環節中，金雯認為，在目前理性普遍被矮化為工具理性的語境中，如何直面意識和情感的詩性表達，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以混沌重建秩序，在微觀與宏觀的裂隙間尋求新的發展空間，是一條很好的話語實踐路徑。她觀察到在這本詩歌合集中，反復出現與月亮有關的意象，且往往與女性的生理周期和如潮汐般的情緒波動有關。幾位女詩人相聚而形成的“月亮系”，代表著一種與象征理性的“太陽系”所不同的強大力量。她認為，這次活動也蘊含著某種促進轉向的時刻，挖掘出了埋于歷史地表以下更為悠久且淵深的潛在世界。同時，她也建議年輕的寫作者不要放棄傳統的“陽性”話語陣地，要在陰陽兩者之間找到動態平衡。

陳嫣婧認為，詩歌創作并非完全出自非理性，而內在于人的理性和感性的彼此不可割裂。語言本身就是理性的，它不但是情感表達，也是思維方式。“城市漫游者”團體中的詩人們基本都接受過正規的學院訓練，有一定的理論基礎，她們的創作力和闡釋力是平衡的，這也是新一代年輕詩人的共同特征。她們以“巫”的精神作為寫作詩歌的精神依傍，是另一種進入生命的方式：用一種超越工具理性的方式去探知人的生死、打通天與地的間隔，并從中獲取人類生命的秘密信息，因而具有一種強烈的陰性特征。她們以藝術家個人對一切事物直接的介入，表達一種個體化的、強烈而豐富的生命體驗。

錢文亮則關注到團體對西方的“閑逛者”概念的中國化闡釋與發展。德國哲學家本雅明的“城市漫游者/閑逛者”本身是一個陽性詞語，但被詩歌團體從自身女性寫作者的身份出發，創造性地改變為陰性詞語使用，徹底改變了其文化內涵。因此，團體所強調的靈性與直覺的氣質與西方意義上的巫之傳統有所區別，她們繼承的是中國傳統的巫覡文化。在古代，“巫”是一種具有崇高地位的社會階層，由部落或族群中最有智慧的人擔任，他們往往兼任首領，在商代以后才逐漸被史官文化替代。詩人常被認為是巫覡的后代，如偉大的詩人屈原就是一個典型的“巫官”，負責主持王家祭祀工作，溝通天地人神。在民間，充滿靈性的巫文化也始終有一定的活躍度。“城市漫游者”則是對此傳統的當代化、性別化、城市化的再演繹。

交流環節中，詩人們與現場讀者積極互動，就各自的日常生活中的靈性時刻，以及詩歌寫作中遇到的難題進行分享和提問。最后，現場讀者朗誦了詩人錢芝安的《格子》一詩作為結束，共同體悟詩句“這世上再沒有一個詞/正在失去它的時候”的特殊魅力。

“城市漫游者”的詩歌創作為我們當代詩歌的直覺式創作提供了一種文化實踐的可能，展示了新世紀的城市女性如何在詩歌和隱喻的層面運用超自然手法，以應對各種生活中的重要話題。活動中的各位嘉賓通過分析種類多樣的詩歌文本，發現了一種清晰顯現出來的女性文學傳統，進而深入討論了中國當代詩歌的靈性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