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井年長我34歲，認識他的時候，我還未滿四十，而他那時已年屆古稀了。記得開始我是喊他“文井老”的，他也不顧及我初見大師的惶恐，懟道：“我就那么不堪嗎？”自此，我便和那時的文學青年們一樣，都直呼其名，“文井”“文井”地叫。如今當我也年逾古稀，也有人開始“陳老陳老”地叫，由此理解了文井的不爽。今年恰值他110歲誕辰，仍愿如當年一樣喊他。在我眼里，他就是一個童心不泯的老人。

更早，在我的少年時代，就讀《小溪流的歌》了，后來又讀過《“下一次開船”港》等，早為他深入淺出的哲理表達和優美的文字風格所折服。如今，哲人其萎，我不由得又捧起文井的精短散文《永久的生命》來讀，愈發讀出一位偉大作家的境界來。文井寫道：“生命在那些終于要凋謝的花朵里永存，不斷給世界以色彩，不斷給世界以芬芳”，“凋謝與不朽混為一體，這就是奇跡”。這種大境界是把個體生命融入人類乃至萬物生命的歡喜。或許這也就是文井的作品歷久彌新、保持永遠的生機和激情的根底。

文井之“不老”，甚至顯現于他在苦難中的“調皮”。我不止一次聽到作家協會的老同志們講起，在特殊歷史時期，他們在咸寧“五七干校”的時候，都曾意外接受過這位文學前輩帶有幾分“調皮”的“饋贈”。某位垂頭喪氣地回來，走到文井的蚊帳外，突見蚊帳里伸出一只手來，那手里竟攥著幾個糖塊。某位正饑腸轆轆，忽被文井招至僻靜處，拿出菜葉里裹著的一根棒骨來，文井悄聲說：“今天剛打死的一只野狗，我特意給你留下了一根帶點兒肉的棒骨耶！”幾次聽此趣聞，皆忍俊不禁。文井那年月，也應年過半百，想起他的散文也嘆，“一個人到了三十歲的時候就會發現自己丟失了一些什么，一顆臼齒，一段盲腸，腦門上的一些頭發，一點點和人開玩笑的興味，或者就是你那整個的青春”，那年月的文井也置身于“自身難保”的險境，卻仍如孩子一般向這些年輕人傳遞他的友情。我以為其中可感的，又何止于良善？這是小溪流面對枯木的攔截和昏鴉的聒噪飛濺迸發的挑戰，這是文井所獨具的、超邁于常人的個性表達。

文井的睿智及其獨特的表達，早在我們初識時我便已領教。上世紀80年代初，我和鄭萬隆跟著李陀到東總布胡同文井的家中拜訪。或許因為最初的話題甚為“前衛”，文井給我的印象和想象中的兒童文學作家大不相同。那時文學界正活躍著關于小說“現代化”和“現代派”的話題，記得我們的話題由《現代小說技巧初探》開始，隨后就談到《上海文學》刊登的馮驥才、劉心武和李陀關于“現代派”的通信。使我意外的是，他居然對這一“前衛”話題興致盎然。談到興奮時，他拿出寫好的一篇文章給我們傳閱。讀了那幾頁，我才把眼前的嚴文井和那個寫美麗童話的嚴文井對上了號。那文章其實就是文井就當時文學界爭論的話題而闡發的感受，卻有點“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意蘊。文井沒有直面那時的“先鋒話題”，他寫的似乎是一篇帶有童話色彩的散文。隱隱記得他描述的是大自然多樣化的絢麗，不用說，在場的傳閱者都讀懂了其中的隱喻。他在對生態多樣化的謳歌里，寄托了對文學多樣化的期待。我記得曾經在一篇回憶文章里記述了當時讀過這篇文章之后的場景。我寫道——

這散文講的是一個絢爛的故事，看似絢爛，又似有深意藏焉。文井見我們讀完了，微笑著看著我們。我們情不自禁為文井文筆之年輕而贊嘆。聽我們的贊美，他既不得意，也不謙讓。不過，看得出，他為自己得到青年人的首肯而高興。那次走出文井的家，李陀不由得對我們感嘆，文井的思想和文字，甚至比我們還年輕啊。

我又寫道——

漸漸的，接觸多了，我才明白，文井的周圍何以攏聚那么多年輕的作家。他的思想和文字是年輕的，他對藝術探索精神敏感而寬容。這也是他對我們充滿吸引力的原因。

當然，此后和文井的接觸就多了起來，印象深刻的還有幾次。比如1995年暮春，那時我已經由北京文聯調到中國作協工作，受當時作協黨組的委托，到文井位于水碓子的家中動員他前往上海，出席巴金主席主持的全國作協第四屆主席團十次會議，以籌備召開中斷了10年的作家代表大會。我還記得領命之時是躊躇滿志的，一進文井家門，見他蹣跚而出，不能不感慨歲月催人。話到嘴邊，只能顧左右而言他。文井知我心思，待我閑聊后起身告辭時問我，你難道只是來看看我，別無他事？我只好又回到沙發上，據實以告。文井為表達對會議的支持和對作家團結起來繁榮文藝的期待，特又蹣跚地走回桌前，修書一封，讓我向會議表達他的心愿。

我曾經在寫過的回憶文章里，引用唐代詩人李忱《吊白居易》里的一句詩：“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文井的“文章”，當然“已滿行人耳”了，今天思之，倒無須傷悲。大家努力，營造文學多樣化的絢麗景觀，就是紀念文井、傳承文井年輕的文學精神。

（作者系中國作協原副主席、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