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思想家鮑德里亞在幾十年前曾尖銳指出，人們已經不關心對真實世界的模仿，而是要用符號構建出“比真實更真實”的“擬真世界”。這個預言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影像技術的爆發式發展中似乎得到了精準印證：從AIGC（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生成“兩分鐘超寫實紐約街景”，到九位知名導演創作AI電影短篇，AIGC影像已超越技術工具的屬性，逐漸構建起足以改變人類認知的擬真世界，通過符號的自我循環一點點消解著真實的價值，引發了多重倫理危機。

擬真：從模擬現實到建構世界

所謂擬真，絕非技術層面的模仿現實，而是一種符號脫離原型、反向定義真實的機制。這個機制在AIGC影像中通過技術迭代實現了從哲學概念到現實力量的轉化，形成了從符號生產到認知塑造，再到真實替代的完整鏈條。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我們可以把擬真的演化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符號對真實的反映，此時符號仍以真實為原型，是對真實的再現；第二階段是符號對真實的掩蓋，符號不再完全忠實于真實，而是通過選擇性呈現掩蓋真實的缺失；第三階段是符號對真實的替代，也就是符號徹底脫離真實原型，實現自我循環，這個時候原本真實的原型反而顯得不夠真實，于是“比真實更真實”的擬真世界就隨之誕生了。在AIGC影像領域，這三個階段被壓縮為技術迭代的加速過程：一兩年前AI生成的虛擬風景仍然以真實照片為訓練原型，如今圖像大模型已能夠生成現實中不存在卻符合物理規律的場景，于是現實得以不斷被建構、形塑、生成與偽造。

AIGC生成的影像不僅繞過人類理性判斷直接作用于感官，形成“視覺即真實”的認知惰性，而且使算法“黑箱”背后的真實建構權被技術掌握者壟斷，不僅將社交媒體的算法推薦機制與AIGC的批量生成能力結合，使擬真內容實現大范圍傳播，而且可能生成虛假的“歷史影像”，篡改人類對歷史的文化記憶。可以說，AIGC制造的擬真世界正在悄無聲息地侵蝕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引發我們每個人都必須面對的倫理境遇。

困境：從個人認知到文化記憶

AIGC影像制造的擬真世界，在認知、文化等多個維度引發了倫理問題。首先，當擬真符號比真實更符合人類對真實的認知期待時，人類便會以擬真符號為真實的標準，進而消解事實判斷的根基。某地地震后，自媒體使用AI生成“地震現場被壓男孩”的視頻在社交媒體傳播，短時間內引發大量轉發，盡管平臺在1小時內標注“AI生成”并下架，但仍有很多用戶在后續調查中相信視頻內容是真實的。這種“感官替代理性”的認知模式，逐漸令人們不再通過“核實信源、邏輯驗證”判斷真實，而是依賴“感官體驗”，可能會導致認知能力退化。

擬真符號還會進一步成為認知真實的“錨點”，使人們對真實的判斷出現偏差。根據某機構調研顯示，不少青少年在看過AI生成的“古代皇宮”影像后認為真實的故宮不夠宏偉——這是因為AI生成的擬真影像能通過技術優化，如放大宮殿的比例、增強色彩對比度，構建比現實更“完美”的古代皇宮符號，而青少年以這一符號為錨點，自然會對真實故宮產生認知落差。AIGC擬真影像符號不僅替代真實，而且反向塑造人類對真實的期待，使真實淪為擬真的“劣質復制品”。

其次，當擬真符號可以隨意復刻、重組人類的身份特征，人格的唯一性與尊嚴便會遭到破壞。AIGC影像的擬真技術通過提取某個人的面部特征（如五官比例、眼神特點）、聲音特征（如語調、語速）、肢體特征（如走路姿態），生成高度還原該人形象的擬真內容，且無需獲得本人授權。當下不少網站用AIGC生成擬真廣告或詐騙視頻，所生成的“虛擬明星”不僅外貌與真人一致，連說話的語氣、表情都高度相似。當擬真技術能脫離真實原型復刻人類特征時，人格權的保護邊界就變得模糊，權利主體隨時面臨被技術剝削的風險。

不僅如此，AIGC影像的擬真生成依賴海量訓練數據，而這些數據大多未經版權人授權，沖擊版權體系。華納、迪士尼等多家影視公司指出某人工智能圖像生成器公司的訓練集包含大量未經授權圖片和受版權保護的角色，平臺通過學習這些作品的構圖、光影、色彩搭配而生成與原作品風格高度相似的擬真內容，卻拒絕支付版權費。當擬真內容可以通過“學習原作品”批量生成，創作的獨創性和版權的專有性可能就被消解了，版權體系賴以存在的基礎也隨之動搖。

最后，擬真技術構建的“文化幻境”可能會通過符號篡改人們的集體記憶。AIGC影像通過擬真技術重構歷史場景，將虛假元素嵌入真實歷史，導致集體記憶的失真。正如有學者在分析《指環王》和《霍比特人》系列電影所催生的新西蘭主題旅游時所說，從全世界“飛往中土的航班”不僅令觀眾和游客分不清真實風景與虛構風景的區別，而且正悄然為新西蘭建構了一個新的“后現代身份”。AIGC虛構的影像令各個國家和地區不斷建構新的文化身份，這種新文化身份在逐漸與現實脫節的同時，卻又似乎天衣無縫地融入真實世界之中。比如在國際互聯網掀起的“中國旅行”短視頻熱潮中，湖南張家界景區的“乾坤柱”因曾作為好萊塢電影《阿凡達》“哈利路亞山”的原型而廣受關注。隨著大量短視頻創作者前來打卡，并在內容中反復以“哈利路亞山”指認這一景觀，其原有名稱在傳播中有所淡化；重慶洪崖洞的設計建構和旅行宣傳也總是與電影《千與千尋》的影像糾纏在一起，容易使真實的建筑意涵讓位于廣為流傳的媒介幻象。

這樣看來，AIGC影像所構造的擬真世界，容易引發從微觀個體到宏觀文化的倫理挑戰。它會誘導人們以感官替代理性，最終模糊了真實與謊言、現實與虛擬的邊界；還模糊了人格權的邊界，使個體身份與個人創作的獨特性面臨被隨意復刻與剝削的風險；最終，通過篡改與虛構，扭曲了集體的文化記憶與身份認同，使真實的歷史在絢麗的“文化幻境”中失焦。

應對：從替代真實到服務真實

面對AIGC影像創造的擬真世界，我們需要在制度上有所規范，從而確保人格權和知識產權得到應有的保護，但不可能對AIGC實施堵截，限制新技術使用，畢竟未來的社會可能是人與AI共生的社會。對我們來講更重要的是返諸己身，用我們的主體意識去重建影像與真實之間的聯結，防止自己淪為擬真的奴隸。

這個時候重溫法國電影理論家安德烈·巴贊提出的關于影像和作者的理論，或許能帶來些許啟示。在他看來，電影影像的獨特意義在于延續現實的存在，保留現實時空的“索引性”，讓觀影者感受到與真實之間的緊密聯系。想象一下，在童年的全家福，或記錄童年嬉戲的影像中，我們即便知道其多少帶有一些藝術加工的虛構痕跡，但至少會相信被拍攝的事物曾經存在。影像最根本的價值就在于這種現實主義的信念。而AIGC所做的恰恰相反，是用數據邏輯替代真實的影像，從而割裂了影像與真實之間的聯系。為了不被擬真奴役，我們在使用AIGC進行創作，以及審視AIGC創作的內容時，都應該以“對真實的呈現”作為核心的判定標準。這里所說的“真實”既是指物理對象、活動場景、生成特效的真實，更是指對于人類情感和心理特征的真實呈現，以此讓影像始終扎根于真實的人類土壤。

巴贊還認為影像應當是創作者對世界的觀察、思考與情感的投射，是“人類精神的可視化表達”。換句話說，影像創作者不應只是執行命令的“技術員”，而應是有思想和風格的“藝術家”。人們可以通過鏡頭的運用、場景的調度、故事的講述方式，在銀幕上投射自己觀察世界、理解人性的獨特視角。而擬象帶來的一個風險就是讓創作者淪為技術的附庸，將創作異化為對數據邏輯和“超真實”的服從。巴贊的理論提醒我們，AIGC可以作為提升創作效率的工具，卻不應替代創作者的主體性。創作者需要始終堅持自己對生活和人性的獨特觀察，用思想主導模型的訓練與調試等技術，從而留下清晰的“創作者痕跡”，守住“創作即人類精神表達”這條創作倫理的底線，讓影像始終成為“人言說世界”的載體，而非“算法言說數據”的產物。

總之，思考AIGC影像的倫理邊界，本質是思考技術與人類的關系：擬真技術不應成為支配人類的力量，而需成為拓展人類認知、豐富文化表達的工具。當擬真技術回歸這一本質，不再追求“替代真實”而是“服務真實”，AIGC影像便能突破倫理困境，為人類文明發展注入新活力。

（作者：劉瑋，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