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8年暑假，中國人民大學校園，幽暗的夜空掛著一輪彎彎的朗月，月光下草木蔥蘢，暗香浮動。世紀館東面的操場上，品園3號樓408室的黃平，遇到了409室的楊慶祥。兩個人結伴慢跑，從張承志聊到王小波，最后以路遙收束。此時兩人身無分文，在大都會無立錐之地，但絲毫不妨礙臧否文壇，心憂天下。透過操場北邊那一排銀杏樹望出去，遠遠地，能夠望到中關村上方的萬丈紅塵。

我在開篇第一段，以第三人稱的方式來指稱自己。這不是基于自戀，而是基于無法克服的距離——在2025年的夏天回望2008年，就像看著另一個人。那是一個寂寞而迷人的夏天。我買了一套人民文學出版社版本的賈平凹作品系列，為即將開始的博士論文做著準備。但讀不下去，不是賈老師寫得不好，而是那個夏天的一切，都湮沒在即將到來的奧運會之中。你相信嗎，2008年8月8日奧運會即將開幕的那個下午，我轉了幾趟公交，來到天安門廣場。空氣炙熱，周遭影影綽綽，隱藏著迷人的戲劇性，仿佛一個時代即將開始。

“80后”的時代，正是“城市化”的時代。如果只能用一個詞來描述“80后”的總體歷史，那只能是“城市化”。對于“城市化”，有太多經濟學、社會學的解讀，有太多基于數據與圖表的闡釋。文學的講法很簡約：到遠方去。五湖四海的青年，成績好一些的通過高考，成績不盡如人意的通過務工，從家鄉出發，到北上廣去，到東部沿海去，到發達的城市去。城市化的背后是全球資本網絡，這張網絡如棋盤，青年如棋子，楚河漢界，縱橫交錯，方寸間就是你我的青春。

這也解釋了，2008年前后，我們為什么對路遙很迷戀。黃土地在北京和上海的暗影里，是一代青年的來處。我和楊慶祥，就分別從白山黑水的遼東與襟江帶淮的安慶出發。高加林式的場景，在路遙完成初稿的20世紀80年代開端，在我們這代人出生前后，還只是一個不安的寓言；在城市化酷烈展開的新世紀，在出生于1981年的我面對人生的時刻，就是現實無比的選擇題。楊慶祥在2007年寫作《路遙的自我意識和寫作姿態——兼及1985年前后“文學場”的歷史分析》，我在2009年寫作《從“勞動”到“奮斗”——“勵志型”讀法、改革文學與〈平凡的世界〉》，都是同一種歷史能量的顯影。對了，我那篇文章原來的標題是《從“勞動者”到“勞動力”》，編輯幫我改的題目更好。

后來的故事是，我和楊慶祥，還有金理以及一批朋友，被稱為“80后評論家”。其標志，就是2011年8月第二屆“今日批評家”論壇在上海召開期間，《南方文壇》張燕玲主編找到我和楊慶祥、金理，表示在第二年的刊物上設置“80后學者三人談”專欄，邀請我們做6期對話。如楊慶祥的回憶，“張老師的意思，年輕學者，不能老做學生和聽眾，該發言了”。引發這個欄目的直接契機，是我和楊慶祥、金理三人，在2011年第6期、第7期的《上海文學》上，已經開始以三人談的形式，集中討論“80后文學”。引發這個欄目的根本契機，是“80后”一代在彼時登上歷史舞臺。2011年前后，郭敬明代表作《小時代》出版，引領各大圖書暢銷榜；韓寒的博客寫作以及2010年推出的《獨唱團》，多次成為輿論熱點。時過境遷，大家可能已經忘記了，“80后”這個概念，本就源自“80后文學”。2012年前后的我們，也想借助文學，理解“80后”及其時代。正如“80后學者三人談”的發刊詞：

經過仔細的商量，我們特別認同“80后”這個定語，首先當然是一種身份和代際的區隔，我們三人都生于20世紀80年代，有著這個“代際”特有的一些觀念和經驗并自然投射到我們的研究中；其次，更重要的是，我覺得這種區隔同時也是一個將個體“歷史化”的行為，個體只有把自己置于某一歷史位置才更能理解自我和歷史，因此，這種命名實際上是為后面的系列對話確定一個觀察的角度和思考的定點。

我們初步確定了對話的若干話題，試圖從個體遭遇文學，選擇以文學為“志業”的自我經驗談起，由近及遠，追溯不同歷史時期文學的發展和審美的嬗變，辯駁文學在各色語境中的糾葛和掙扎，最后以“備忘錄”的形式展望“未來中國文學”的可能性。這是我們基本的思路。在這個思路里，我們試圖在當下與過去、批評與歷史研究、個體經驗和普遍知識之間找到一些交接點，通過這些點，我們希望打開問題，并能引起討論。

80后已年屆三十，在享受著改革提供的現代生活的同時，遭遇并承受著現代中國轉型的種種震驚和陣痛，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和前輩一樣，都不過是“歷史的中間物”，或者說不過是一座“橋”，來路茫茫，去路滔滔。對我們來說，文學既是起源也是終結：它是我們賴以理解時代、歷史和自我最合適的支撐點，最終也是我們個體生命得以展開豐富的形式。

“80后已年屆三十”，如果在今天，在三十歲和六十歲之間畫一條線，我們這批“80后”已經處于這條線的中點。“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回顧自己及同代人，我沒有半點自戀可言；相反，本文下面要問的問題，比較尖銳。

二

“80后”有車有房了，之后，怎么辦？

我不是站在一個絕對正確的外部位置來評說一代人，這種所謂反思精神不唯我個人所獨有，而且我可能是最應該自我反思的那一個。所以如果說有所批判，本文的批判指向自己。我直觀的感受是，我們這代人，成熟得很早，卻又成熟得過于漫長。我們迄今為止，沒有創造出與自身相匹配的文化。對于“80后”的期望，一直延宕至今，始終無法兌現。

以我所在的文學評論而論，“80后”一代在這些年面對以下難題：

難題一，科研化。隨著傳統媒體文學空間的萎縮，且報刊、出版不斷走低，文學評論越來越倚重學院批評，大學為文學提供一定體制性的庇護。但這種庇護不是無價的，文學評論只有將自己包裝為“科研”，才能在大學體制中獲得合法性。但以科研的標準來評價人文學科，就像我們將王國維或錢鍾書理解為“搞科研的”，總是如此不倫不類。大學里現在講究“一生一策”，即一個學生一個培養方案。我們努力做到對于不同的學生因材施教，但是對于各個學科，卻往往是“一刀切”的標準，一切工科化、工具化。所謂文科危機，就是實用主義橫掃一切所導致的危機。世間萬物，有具體的、直接的、實用的，也有沒有實際用處但必不可少的，比如精神、情感與美。和電動車相比，《紅樓夢》有什么用？是雷軍更重要，還是曹雪芹更重要？這些問題不應該有唯一的答案。以科研的方式理解文學，是不是最好的方式？

難題二，科層化。提出科層化理論的馬克思·韋伯，在1917年11月慕尼黑著名的演講《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中，提出下面這個著名的問題：“我們都必須問這樣一個問題：你真的相信，你能夠年復一年看著平庸之輩一個接一個爬到你的前面，而既不怨懟亦無創痛嗎？自然，我們得到的回答總是：當然，我活著只是為了我的‘志業’。然而，我發現只有少數人能夠忍受這種情形，而不覺得這對他們的內在生命是一種傷害。”我不是借韋伯酒杯澆胸中塊壘，不是將自己指認為被埋沒的聰慧之輩，我可能恰恰是韋伯這段話里譏諷的平庸之輩。問題在于，無論是善于運用科層規則，或是對科層規則格格不入，兩方面都不是勝利者——在科層制中沒有勝利可言。拿不到科層化的項目，以及對應的科層化的頭銜，將無可避免地邊緣化。反之，將一生按照科層化的節奏來設定，以一串指標來標志一生的意義，這是否就是成功？生命的意義，能否轉化為一堆頭銜？更為荒誕的是，我們普遍關心“發在哪里”，而不關心“寫的是什么”。

難題三，科學化。C.P.斯諾1959年在劍橋大學的演講《兩種文化》中，所提到的科技文化與人文文化的分裂，已然愈演愈烈，并且看不到彌合的可能。今天的“人”，正在被轉化為“數字”，轉化為可以被量化的對象。當下的時代，技術層面高歌猛進，而在根本性的前提問題上，幾乎沒有討論或爭論，或者說只有微弱與零星的提問，得不到回答，一切被視為“理所當然”。現代性在當下的激進呈現，正在不斷加固“理性的牢籠”，而科學化和科層化的共謀關系，至此也暴露無遺——只有數字化，才便于管理。在這一數字化的過程中，人生的意義被不斷抽空：比如學習的意義被轉化為績點，學校的價值被轉化為排名。一切都被轉化為不斷細分的、可以比較的、由此產生無盡焦慮的目標，人生就像一場無處退出、無法結束的打怪升級的游戲。在這一過程中，文學何為？精神世界的空間何在？

最后，我不想用第四個難題，因為這第四個不是并列，而是根本的難題。我指的是，“80后”歷史邏輯的破產。“80后”的歷史邏輯，基本上是個人奮斗的邏輯。今天的青年可能很難想象，2008年前后熱播的一部電視劇，名字就叫《奮斗》，改編自同名青春小說。無獨有偶，三十年前經濟高速發展的香港，也有一部電視劇叫《奮斗》，周潤發、趙雅芝主演，環球同此涼熱，人心可見一斑。但個人奮斗的故事，在今天已經極化為叢林法則下的內卷。沒有人對內卷滿意，但沒有人可以在奮斗的外部來解決內卷，因此只要依托奮斗的邏輯，內卷始終有其正當性，“不過是拼得更努力一些嘛”。奮斗的父母正在“雞娃”出內卷的子女，殊不知下一代的生存邏輯，已經發生根本的改變。

這種改變，被同樣在2008年前后出版的《三體》所預言。《三體》最黑暗的一部在2008年5月出版，以宇宙為隱喻，描述了一個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在這個世界中資源保持不變，人和人之間彼此猜疑，為了生存而展開殊死斗爭。這樣的故事乃至于這樣的情感結構，今天的我們并不陌生。但是，在2008年，《三體》的預言，僅僅是一條通向黑暗森林的小路，是歷史關口無數岔路中的一條。當年的我們相信地球村，相信四海之內心連心，“我和你，心連心，同住地球村”。而在全球化遭遇重大危機的內卷時代，“失去獸性，失去一切”。奮斗的邏輯被生存的邏輯所取代，或者更準確地說，奮斗邏輯被其內在缺陷所瓦解：奮斗邏輯是高度自我化的，缺乏“他者”的視野，缺乏有效處理“自我”與“他者”的合理方案。奮斗邏輯是百舸爭流，是先富起來，是高加林進城。但是，高加林進城以后，怎么辦？

三

面臨外部科研化—科層化—科學化的閉鎖，面臨內部奮斗邏輯的異化，“80后”，今安在？

本文提不出有價值的解決方案。比如外部的改變，在缺乏正向反饋機制的前提下，僅僅靠殉道式的自我犧牲，無助于全局的改變。同時，在學術共同體文化（“口碑”所代表的無形制約）基本消亡的形勢下，如果繞開數量化、等級化的考核，并沒有令人信服的考核體制。就內部來說，“80后”一代，在奮斗的極境，要講出自身的“新文化”。但問題在于，和作為“奮斗”異化結果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相比，更有現實感、更有解釋力與說服力的“新文化”，在哪里？

“新文化”不一定總是新的，也可能是舊的。感謝《文藝爭鳴》張濤兄的邀約，促成這篇小文。我在吉林大學讀書時，張濤比我低一級，我們也曾同住一個寢室。如果有所謂黃金歲月，就是千禧年前后的母校時光。我們普遍績點一塌糊涂，也從不知績點為何物。按部就班地學習，規規矩矩地上課，從來不是我們的選擇。記得每學期開學，我會掃樓一樣，從行政樓的一樓走到最高層。各個樓層的院系辦公室走廊上，貼出這個學期的課表。完全憑借興趣，我給自己安排未來一個學期的課程，從哲學通論到法理學，從中國現代文學史到社會學名著精讀，信馬由韁，隨心所欲。當母校的課程無法滿足我，我也曾和張濤在2005年“五一”期間去清華，同時旁聽汪暉與秦暉。甚至于，我就這么留在了清華，2005年秋天通過老同學的關系，在清華新聞與傳播學院某個寢室里借宿了一個學期，和清華的同學們一起騎著自行車去上課、去宵夜。我還稀里糊涂地參加了在清華舉辦的某個大賽，并且一路運氣爆棚拿到總冠軍，而我居然也在頒獎典禮上大大方方地上臺領獎，從某極為知名的跨國公司中國區總裁手里接過證書與獎杯……有讀者可能會覺得上述的一切有什么可說的，都是各種違紀啊，完全走向了學生手冊的反面，快到留校察看的地步了——那只能證明我們不是一類人，我從不相信嚴格的紀律和標準的流程可以培養出想象力和創造力，過去不相信，現在也不相信。

基于發自內心的熱愛，以興趣驅動，而不是以績效驅動，沒有比這更好的時光了。千禧年前后，我們這代“80后”十八歲出門遠行；今天，在不惑與知天命之間，一代人何不妨重返青春，在千禧年的歲月中汲取力量？是的，回到起點，重新出發，“80后”一代中年變法的出路，只有忠誠于自己的歷史與來處，從20世紀90年代走到新世紀，從新世紀走到今天，講出自己這一代的故事。

“80后”，今安在？作為改革的一代人，“80后”一代一直在現場，和改革開放的中國同在。回到本文開篇，我好像忘記介紹2008年8月8日的那個下午，在奧運開幕前夕，我去天安門廣場干什么。我什么都沒做，只是站在廣場上，感受內心隱隱的激動，感受古老文明的心跳。幾個小時后，煙花將在我的頭頂上空綻放，定格在我們青春深處，也定格為中國歷史的一部分。